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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克里特时期，居住在爱琴海沿岸的居民们就开始相互进行贸易了。尤其是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由于塞浦路斯是地中海地区的重要铜产区，因此，整个古时代这里都是地中海地区金属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一、贸易催生了克里特文明的迅速发展通过与塞浦路斯及特凡黎地区的大量贸易往来，也催生了克里特文明的迅速发展。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笔下，前15世纪以“米诺斯”所命名的克里特文明受到了极大的赞誉。被修昔底德等人描述成爱琴海南部的征服者。 虽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修昔底德等人的描述有些夸大的嫌疑。但是，考古证据却表明了在当时爱琴海活动的商人团体中，来自克里特岛的商人们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公元前18世纪马里的石碑档案中，曾记载国来自克里特和卡里亚的商人在乌加里特翻译的帮助下收到了一船锡。克里特岛上还出土过同一时期的巴比伦圆柱形印章。这些都说明了克里特文明在当时爱琴海地区贸易链条中占有重要的一环。 二、迈锡尼时期，爱琴海地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克里特文明在终结之前，其文化遗产传承到了迈锡尼文明手中，这个因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城而著名的文明。虽然与克里特人相比，都是以粗鄙不堪的形象展现在文字作品中。但是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迈锡尼人建立的贸易网络就覆盖了爱琴海地区。 从安纳托利亚沿岸地区，到塞浦路斯，埃及，特凡黎地区。这个巨大地贸易网络一直持续到前12世纪。区域间的贸易和交流开始出现了衰落，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再度恢复。这一时期的贸易形式并不是单纯的运往某个港口或者某个商人，而是一种新的形式—水运。这是一种建立在商家订单的基础上而形成的贸易形式。船只只是做为各个港口之间运送货物的流动市场。 考古发现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现象：20世纪80年代一名土耳其潜水员在乌鲁博朗角水下40米处发现的残骸为我们揭示了可能是青铜时代最大的海难，虽然从残存的船只碎片我们无法判断这艘船的大小，但是，其所携带的货物则为我们展示了迈锡尼在爱琴海地区的巨大海上贸易。这艘船携带了10吨塞浦路斯铜块和一吨锡矿石。是此前近东地区发现的铜块总量的2倍多，其他的货物还包括产自迈锡尼和塞浦路斯的货物。 从船上的配件以及水手的个人物品的产地来看，这艘船是由特凡黎驶向克里特或者希腊本土的。20世纪50年代在盖多利亚角发现的另一艘沉船。该该船长8-10米。船上至少携带了1吨青铜和锡。还有大部分的青铜农具、武器和家用品等。 由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出，该船是由安托利亚海进入爱琴海，其沿途停靠的最后一个港口是塞浦路斯。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迈锡尼时期，爱琴海地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 三、希腊城邦兴起，不断开拓新的贸易路线迈锡尼文明之后很长一个时期，由于“海上民族”对于地中海沿岸民族的入侵和掠夺，导致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航海活动整体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这一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代”随着希腊城邦的兴起而标志着结束。在此后，地中海上的航海活动迅速的得到了发展。甚至超过了迈锡尼文明最繁荣的时期。 这一时期商人们的眼光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区域，而是开始放眼整个地中海地区，开始不断开拓更为复杂的贸易路线。同时，商业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以希腊人为例，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他们开始向爱琴海沿岸地区进行殖民活动。到了前7世纪，殖民活动开始向北非，黑海等地逐步扩大。到了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形成了大规模的殖民城邦。 四、商业的多样化，催生了新行业的诞生从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4世纪时期雅典的商业活动是生机勃勃的，虽然和前一个世纪一样，雅典人处于保护市场和资源供给的主要目的，缔结了各种盟约。但是从市场运作上看，这一时期的商业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商业的多样化，催生了新行业的诞生。 船主或商人们在这一时期为了获得海上贸易所需要的准备资金，开始了一种新的融资形式—海事贷款，所谓海事贷款，就是船主和商人以自己船舶或货物作为抵押，向资金持有人贷入资金。一般借贷期限以航行日期为限。如果船舶安全的到达目的地，那么债务人就用贸易所得来支付本金和利息。但如果遭遇海难的突发情况，造成损失。债权因抵押物的损失而消失。则债务方不必支付一切债务，由债权方承担。 这里我们并不深入去讨论关于海事贷款的具体运作手段。我们只从其带来的结果出发，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行为无疑就是金融界所谓的风险投资行为。但这一风险投资对于整个希腊的对外贸易反而促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一方面对于船主和商人来说，海事贷款这一项不仅增加了他们的资金来源，提高了他们的融资能力。同时也降低了他们进行海上贸易的风险。对于资金持有人来说。高风险意味着高利润，当时海事贷款的利率并不固定，最高的利率可以达到22.5%。对于资金持有者来说。这种风投极大的加速了他们的财富积累。 此外，对于整个雅典来说。海上贸易的增加带来了两大好处：一造船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港口的日益繁忙。以比雷埃夫斯为例。从希波战争之后，那里一直是希腊最繁忙的港口。通过阿里斯托芬所著的喜剧《阿卡奈人》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港口的繁忙： 海草的气味、货物和船只的气味、笨重的货物、船桨和绳索等各种东西在航行时所发出的碰撞声，伴随着人们的合唱声。码头上人群熙熙攘攘，人们纷纷向商人们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并分类付款。 这样的场景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希腊人的商品市场日益丰富。而随着海事贷款这一新兴融资方式的出现，商人和船主们的贸易并不集中在爱琴海沿岸地区，他们开始逐步的向地中海其他地区扩展自己的贸易航线，由此使得希腊人的市场变得逐渐丰富起来。 五、海上贸易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希腊社会的巨大问题虽然整个希腊世界依赖着水手给他们带来面包，财富和抵御外敌的方式—在希腊只有富人才能担任战船的指挥官，他们需通常需要自己装配自己的战船，招募水手和士兵。换句话说希腊各城邦的海军实际上掌握在船主手中而非政府手中。 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船主和水手在人民之间受到欢迎，事实上，以雅典为例。尽管从公元6世纪末期开始，雅典就日益依赖水手，船主，投资人和造船者。并且发展出了一个扩张式的海上贸易系统。但是商人和水手并没有受到很高的重视。尽管萨拉米斯海战使得商人水手与传统土地贵族的关系有了一段时间的缓和，但是后者依然十分轻视水手以及他们的世界。 在他们心中，希腊人抵抗波斯人的关键时刻不在萨拉米斯，而在马拉松平原从当时最出色的著作家身上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一矛盾的尖锐性，柏拉图曾经指出：“他们（水手）为自己丢下武器并毫无颜面的逃跑，准备了貌似真实的借口，这些说辞是从船上雇佣手持武器的人的正常结果。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并非无限的褒奖，而是恰恰相反。”他认为接受水手的方式还不如选择死亡。同时他还认为，城市的位置应该选在距离海洋至少15公里的地方，以防止海上贸易中必然出现的腐败现象。而另一位出色的著作家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观点相似，他认为“拥有中等实力的海军对城市无疑是有利的”，但同时“国家人口没必要增加太多，因为没有必要让水手都成为公民”。 从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出，雅典人依靠着商人和水手为他们提供物资和防御，但是在社会等级上，水手依然处于雅典社会的最低端。 不仅在希腊，公元前4世纪地中海的其他地区，多存在着对水手的轻视和偏见。希罗多德曾经写到：“我已经观察到，色雷斯人、斯基泰人、波斯人和吕底亚人，都认为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后代在社会等级上比那些与手工工业没有联系的人要低一些。”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希腊世界依靠他们的水手和海员们远远不断的带回财富和提供军事防卫，然而对于多数希腊人来说，水手们依旧是可疑的。虽然随着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越来越开阔和复杂，商人们的财富也随之日益增加。但是他们依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其经济地位并没有转化为与之对等的社会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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