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刘邦的真实身份：血统悠久的大贵族后人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

刘邦家族距离战国时代最顶级的“学问家”，远比其他人近得多。

他的幼弟刘交，受业于浮丘伯，是大儒荀子的再传弟子，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风流人物，在《史记·楚元王世家》中没有一笔的事迹，反倒是“羹颉侯”的得名故事写得绘声绘色。

如果没有《汉书·楚元王传》，很多事实可能我们永远无从知晓：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为沛公，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使仲与审食其留侍太上皇，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遇项梁，共立楚怀王。因西攻南阳，入武关，与秦战于蓝田。至霸上，封交为文信君，从入蜀汉，还定三秦，诛项籍。即帝位，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

这里详细写明了楚元王刘交的师承，又提到了兄弟四人，伯、仲、季、交，刘伯早死，在景驹自立为楚王时，刘邦留二哥刘仲与审食其守家，带着少弟刘交和萧何、曹参一起见景驹，又遇到了项梁，一同在薛地拥立了楚怀王，自此后，刘交参与刘邦一系列的战事，直到刘邦称帝，仍与卢绾这个“发小儿”一起“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也就是最亲近的个人参谋和传声筒。

也就是说，刘交在汉初得天下的过程中是绝对“亲贵”的人物，在《史记》中却不见一字，恰恰印证了三解在《七国之乱：一个复仇者联盟的集体自杀》文中的判断，在“诛除诸吕”的大变革时代，这位宗室长者站在了齐王刘襄一边，在之后的文帝一脉统治下，属于被“禁忌化”的人物，直到改朝换代，很多信息才重新面世。

这些都是题外话，刘交的重要角色，恰恰说明，汉高祖并非厌弃“儒学”，恰是因为幼弟的“多材艺”，而对“儒生”的眼界过高，又通过他秦吏本性的“实用主义”而有所取舍。

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这两段话都能看出来，刘邦对于“繁文缛节”的厌恶，所以，憎恶“儒服”，讨厌“繁礼”，那么，他的这种讨厌的来由是什么？

恰恰是“知儒”，也就类似于墨子“非儒”，实在学儒之后看到了儒家要求的“厚葬”而愤怒，因为了解，所以厌弃，就算他本人不了解，荀子的再传弟子，汉初诸多儒学大家的供养人——楚元王刘交也不了解？

至于说刘邦作为“秦吏”对儒生的厌恶，完全可以理解，一直到东汉年间的王充写《论衡》时，在东汉这样一个“儒化程度”远远高于战国、秦、西汉的时代里，仍然可见对儒生的“厌恶”，见《论衡·程材》：

文吏理烦，身役于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力无益于时，则官不及其身也。将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

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

这两段话比较有代表性，前者说的是“地方长吏”选用属吏中的“文吏”与“儒生”之别，“文吏”能够完成复杂的业务，能完成“长吏”交付的职责，所以，“长吏”尊重“文吏”的能力。而“儒生”则哆哆嗦嗦地不能承担烦剧的工作，在领导有困难的时候，无从效力。

“力无益于时”，自然就没有官职升迁，而“长吏”又以官来考核你的才能，世俗自然会高看文吏而鄙薄儒生。

后一段话，则是说，世间有耿介之节操，对“长吏”进行行为道德匡正的，往往是儒生，而阿谀奉承，顺意取容的，往往是文吏。所以文吏胜在能办事上，却在“忠诚”大节上有亏，而儒生的节操优异，却在奉公称职上差得多。

注意，《史记·六经叔孙通列传》中也有类似“力无益于时”的话：

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太史公曰：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其实总结一下上文一大段，就是俩字：

“没用”。

涉及具体业务、职守，儒生百无一用，身为“秦吏”的刘邦当然深知这一点，至于行为匡正，叔孙通、陆贾、刘敬、郦食其都有效验，并未因为他们的儒者身份而受到排斥，至于制礼作乐，也要等天下大定之后才有必要，这时候，任用、赏赐起来也绝不含糊：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

刘邦不是不懂，只是没到时候罢了。

在过往的讲述中，刘邦的“楚人”身份非常时髦，证据也很多，包括用“楚爵”、“好楚服”之类的，但是，《史记·封禅书》中有一条有趣的材料：

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

刘邦在长安设置的女巫，包含了“梁巫”、“晋巫”、“秦巫”和“荆巫”，在这之中，显而易见的是“梁巫”地位最高，负责“祠”天、地等，而“荆巫”排位最末。

对于这条记载，《史记集解》中注释：

应劭曰：“先人所在之国，及有灵施化民人，又贵，悉置祠巫祝，博求神灵之意。”文颖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晋，故祠祝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

意思就是，这些国别的“巫”，正是刘邦祖先迁徙所在之国，先祖范氏世代在晋国出仕，所以有“晋巫”，范氏的支流在秦国为刘氏，所以有“秦巫”，刘氏随着魏国迁都大梁，所以有“梁巫”，后人徙居丰邑，丰邑又属楚国，所以有“荆巫”。

对此，李祖德在《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一文中，对于这段记载中体现的刘氏先祖迁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指出，刘邦祖先公元前430年被魏国所获，移居大梁，至公元前275年避秦国进攻而迁楚国丰邑，距刘邦出生19年或28年，而据三解《其实你一点都不了解刘邦》考证，应以28年为确。

刘邦家族真正在丰邑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汉书·高帝纪》中说“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也就是一家祖孙三代，其祖父丰公、父亲刘太公、刘邦本人。

也正因为如此，刘氏祖先坟墓在“梁”的时间远远超过在“荆”，“梁巫”的地位也远远高于远祖所居的“晋巫”、“秦巫”和自身所居的“荆巫”。

不仅如此，李祖德还指出，“枌榆社”应为刘氏祭祖之“巫社”，按照礼法，“家”的“社稷”要植树分明爵位，“枌”是一种白色的榆树，还是“榆”，而“士”家种“榆”，则刘邦一族当属“士”的阶层无疑。

因为有传承，有谱系，所以，刘邦家族有“氏”，属于典型意义上的“六国旧贵族”。

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明言姓氏混淆，不再遵循先秦的古制，出土的汉简中也体现出姓氏合一的特点，而在史书和律令公文中，往往又只称“名”，不称姓氏，也就导致了秦朝和之前的战国末期是否也已经普遍性不在分别“姓”、“氏”而颇多争论。

但是，正如在《六国旧贵族复辟毁灭大秦帝国》一文中引用的里耶秦简“户籍简”中的记录，“荆不更”与“不更”的最大区别，应该就是名前有“氏”，而在《史记》记录的秦末大乱之中，却没有一个没有“姓氏”的人物，反观出土简牍，“无氏者”绝对占大多数，当然，这也与相关秦代简牍多为基层政府运作相关的档案、公文有关。

也就是说，要么，《史记》上记录的“大人物”们，都有后人给他们“添上”了“姓氏”，要么，就是活跃在秦末汉初历史舞台上的人们，至少能够留名青史的，全部都是“士”以上阶层的人物，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哪怕是陈胜，也是有“氏”、有“字”、有“爵”的“诸侯子”，所谓的“秦末农民起义”，仍旧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身份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