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自由的捷径是利用权力做出选择。一旦获得权力，捷径的代价是在更大的界域中丧失更多的自由，漩涡一样，永不停息。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卢卡奇的物化——商品拜物教——本雅明的机械复制——阿多尔诺的娱乐文化工业——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哈特的跨国商业集团统治——阿甘本的神圣人，马克思主义学术脉络。但缺少了对货币和大数据的分析。这二者过于专业导致哲学研究门槛太高，却是未来资本主义最核心驱动。
一切文艺作品都是对世界真相图式化的呈现。但资本主义会促使自由的理性回归到同一性中，异化为意识形态。文艺作品因此有了更多的框架/风格，工业化和标准化只会越来越强。好的文艺作品，是产生新的框架，或是在既有框架下突破，呈现更为隐性但符合意识形态的图式。
人生的意义变成了抵御资本主义带来的同一性。而小众文艺作品即是对同一性的批判，如同巴塔耶的耗费一样，突破资本的规约来实现主体的凸显。资本却将小众作品也辖域化，提高其美学和愉悦感的门槛，导致其成为探索新风格/框架的敢死队，其主体的凸显只在其被规约为新框架之时。又一次意义的失败。
每个哲学家都在揭穿资本主义的运行代码，却没人能找到一个混沌机制下自洽的母体任何缺陷，而获得管理权限也远慢于母体的自我修复速度。何况管理者的被辖域化是其不可避免的宿命。
人性的代价即灭亡。生死无数，系统才会永恒。
自然充满了反身性。自己即是自己的阻碍。
本是块茎结构的农村社会被强行树状结构化，失去了内生的生命政治动力，却被结域化为短期容易规范，但长期不稳定的平面。自我治理的稳态一旦被打破，就再难以找回逃逸线的踪迹了。
福柯让人从自己的边界之外重新审视自己，以此突破自己的边界，对边界外的可能性欣喜不已，大约这就是一直沉迷于福柯的根源。
福柯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用谱系学和权力-知识结构重新圈定了哲学的边界，扩大了人类最底层学科的可能性。
法规范的边界在失序状态中，政治就会通过例外状态显现，权威会作为常态笼罩生命政治。切断法和生命的联系，用政治行动来摆脱治理技术，是阿甘本开出的药方，和其他左翼哲学家一样，寄希望于用有组织的政治来对抗。
阿甘本是绝望的，但这种基于福柯和鲍德利亚的绝望，除了丧心病狂的巴迪欧和内格里开出的自毁药方外，无药可治。可谁有资格对当下的文明世界做出自毁的决断呢，这种无法状态是否是另一种反向抗争，却换汤不换药的例外状态呢？
人类的美学积淀于自然中体现人性对熵增的排斥和对可控性的体现，以此来对自我存在的合理性加以确认。
量子理论、混沌理论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很勇敢的理论体系。
哲学和科学的路径也是熵增的，人类愈加承认了自己的无力感和绝望。
现代主义古典乐也在模拟冲撞、扭结、纠缠的湍流，以无序来对抗曾经的控制。
维特根斯坦令人绝望地把哲学划分了疆界，失去了探究不可言说的世界的资格，这是哲学缺乏突破的关键阻碍。
德勒兹对语言、逻辑和定义的拆解和冲击，是可能的钥匙之一。
决定论是极短时间内混沌理论的截面。凯恩斯主义正是如此。
庞加莱的极限环，就是凯恩斯主义想要实现的稳态。然而需要证明，经济体的向量场是完全已知，且所有轨迹都可以计算。而多轮多重博弈论证明，会彼此多次交互的轨迹是很难靠决定论来预测的。
我大概搞错了，极限环更可能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更容易在最终形成稳态。而之前漫长的随机时间，就是人类的历史。意志只是这个世界的向量，凯恩斯主义是这个世界上最狂妄的向量场。在向量场中一切都注定会回归到极限环的宿命。
混沌学的确是人工智能的思想来源，通过对过程的高宽容度来获得确定的结果。但如果把人工智能放在更长的时间内思考，是否这种技术也是一次狂妄的随机向量，而最终的极限环并不被任何向量所左右。
混沌即是演化的过程加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勒兹是非常达尔文主义的。
绘画艺术的美学编码学在康定斯基就已经被规约下来了，点线面都被赋予力和向量，以通感来获得音响效果和色彩的对应。当基础元素被赋予情绪和秩序时，绘画的过程无非是再编码和解码的常规流程。美学的科学化归根结底是治理技术在不可言说的领域的进一步扩张。
为什么高度秩序化的元素都隐喻死亡？
左翼比右翼复杂且敏感，从而导致左翼对左翼的批判更深刻。右翼则更大道至简，长期来看结果的方向大致正确，反而失去了深入核心的机会。
物化的起源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崛起导致自由意志泛滥而规则缺失。价格机制是绝佳的规则制定者，一切市场的信息都反应在了价格中，导致价格成为了一切标准，而管制/监管反而被一再贬低。价格的高效率也带来了长期的负外部性:人类社会的物化已经渗透在了运行规则的每一行中。
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会在未来10年改变世界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本质。
越来越多节日的原因：1.腐烂的日常生活符号化和消费化，能指链的新一环；2.主体间性的成为意义的途径；3.亲密关系的权力确认。
资本主义就像一场不会中止的比赛，一轮没有终点的长跑，一次一旦发动就会一直加速的战争。人们在其中没有选择的权力，只能跟着系统崩溃的时候自毁。
科学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测不准，更进一步，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本质冲突。如果人不能找到其他方式来替代“感知”或“认识”，物理学的瓶颈是无法突破的。
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Ponzi scheme，而这种scheme是否是骗局，取决于资本主义话语下对骗局的定义。
德勒兹乐观且浪漫，用精神分裂回到无器官的身体，同时又能在解域化的过程中一直追逐多样性，这样的主张对个人来说是超级棒的追求，对群体来说实在太难
每一次全球右倾都会引发延续至少10年的至少区域级别的政治动荡。
资本主义的危机带来的是资本主义对自身的修正和进化，直至其崩塌。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终局。
巴迪欧给的答案更有宏观的高度，却完全无视个体的创伤。讽刺的是，这才是真正理性的。左翼激进派和右翼激进派再一次达成了共识。为他们双方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迷梦，用一场战役，干上一杯。
权利是权力的支配技术。
读阿甘本。现代民主制的困境在于，从最开始就拥护的自由和幸福，在生命政治中标志着人类的屈从。主权民族国家结构下的例外状态是主权的根基。国家的结构强化了生命政治的管理能力，也让更多人陷入了赤裸生命的状态。
共同体的本质，正是例外状态之外，被主权所监控和管理的结构性产物。
一切民主国家都建立于赤裸生命上，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除非人类共同体的原始结构变化，否则无声的杀戮和管制不会远离人类。
FB发布稳定币有自己鲜明的政治主张。根据奈格里和哈特，去国家化、用更隐蔽的治理技术来实现进一步的极权。只不过Libra现在没办法满足资本充足率，也没办法解决非验证网络问题。但长期来看，FB、GOOG、腾讯, 阿里、头条会是新极权治理的有力竞争者。
以左翼的政治主张，以右翼的方法论，来实现民主和极权的汇聚，终究需要靠跨国商业机构和媒体来完成。欢迎人类进入新一代集中营。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由所谓去中心化社群作为治理主体的新政体，会让人进一步异化。而这一步的出现，会让人类无法找到任何对抗的客体。而人类作为自己塑造的唯一客体的悲哀，才刚刚开始。
人类认识论的迷茫完全通过历史显现在人类自身面前，可人类除了强迫自己相信自己认为的，毫无办法。
归根结底，还是黑格尔、尼采和马克思更正确。
左翼往往有更多不安全感，性格更敏感，总认为浅显的方法治标不治本，却更容易陷入自己设的陷阱里。右翼往往更冷静理性，性格单调且顽固，总认为标即是本，充溢着极度自律的理想主义却不愿意承认其不可能性。
去过塞伦盖蒂，才会意识到奥地利学派是如何正确地描述出终局，却又如何在现代性弥漫的人类社会不可能。
贫富差距导致分崩离析在古罗马就已经出现过。只有大破才会有大立。不同的是，那个时代有余地大破，而我们的时代越来越没有。
灭族在欧洲实在经历过太多。只是自威斯特伐尼亚秩序开始，熵减成为了强行的规则。而讽刺的是，没有熵增就不会有规则的再平衡。
没有毁灭就不会有建立。但若毁灭，建立与当下的人还是否有关呢。
哈耶克只答对了一半，达尔文主义在政治经济和地缘冲突中一样奏效。恢复再平衡的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毁灭。
若一个人的作品顾及太多受众的体验而牺牲了对自己的真诚，作品本身就不可能再鲜活。
用暴力野蛮主义来对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理性野蛮主义，最终会回归到理性范畴内，从而回到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呼吁理性不是错误，而是固定的程序。暴力已经被内在化了，因此没办法成为解决方式。
网络对话的冲突在于，质疑的问题之所以能够形成规模是依靠问题本身的敏感性，而回答质疑的声量总是几何级衰减的，极易通过质疑本身形成status quo。而这就是当下equal right成本最低的实现方式，权力的理性野蛮主义。
也许没有星球文明可以征服其他星球，因为在文明接近这个节点的时刻，它自身的特征已经决定了其覆灭的命运。自然对生物的规定性，尤其它的自傲、狭隘、恐惧、安全感缺失，早已决定物种本身的生命周期。
文明可以洞察自己所能及的时间内的生命周期，却无法跨越自己的局限，来重新审视作为文明本身的生命周期。
归根结底，只有斯宾诺莎是离真实最近的思想家。
人对其他物种的奴役的根源，是否是要体验在一定不确定性下自己能够掌控的确定性？
福柯对儿童手淫诉诸于病因学和体质化的心理动因归咎于西方家庭女佣的中介化，而新型的家庭结构和组织学要求对家庭成员和女佣更精细的监视学。身体是权力介入家庭管理的陷阱，通过对儿童身体的干预，实现了家庭求助于医学等知识权力的合法性过程。知识权力通过身体实现政治的可能性由此非常通顺。
对儿童手淫的治理完成了父母对乱伦欲望的责任逃离，欲望是孩子的而不是他们自己；却由此又拥有且控制了孩子的欲望本身。身体政治对现代家庭的控制正是给予了父母如此的“身体性快乐”，操控其心理动因，来实现其隐性治理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