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山打牛,就苏轼的这首《定风波》摆出我的两个观点。 一,在承认苏轼是我国最伟大词人或者最伟大之一的前提下,我个人认为他是伪豪放派。 二,在不贬低苏轼人品的前提下,以为他政治上没太多远见,甚至可以界定他是变法革新的阻拦者之一。
这首记事抒怀之词作于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春,当时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第三个春天。——属于政治逆境中的一首作品。这首词中有两句关键句“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从表象上看,是人生困难处见道家之旷达。 然而,人生逆境,所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实质是萧瑟感十足、老气横秋的句子。往深一点,就是“随波逐流”,整体格调是“平”的,而非积极向上的。再看其尊为豪放代表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前面确实豪气十足,但“大江东去”起吊,却以“人生如梦”结句,那么所谓豪放,已经失了依据。或者其还有“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喟叹。不消说同代的辛弃疾激战沙场,其词壮怀激烈:“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就连李清照亦有“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真豪放之作。陆游的“铁马冰河入梦来”这种情结,在苏轼诗词中亦是没有的。 在其时,大宋整体习气相对绮媚的环境中,苏轼没有跳出“文人”的符号界定。同时期的王安石,或许艺术成就上低于东坡,但其敢于从小“文人”圈中跳出来,在政治远见上明显优苏轼很多。 暮气感的文人多了,或者说闺中闲愁里翻滚的文人多了,那么王安石的变法难度当然会大上十分。 拿开“大江东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两词,东坡余下的词更难见豪放了。 尽管苏轼属于伪豪放派,但仍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抹去的文化符号,艺术的价值,并不以豪放与否来界定,艺术的悲剧性,反而会使艺术品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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