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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古玺创作名家谈

 攒菁堂 2019-12-30

风 翰

规 墨

雅 清

正 风

聚 饶

高 逸

贤 兴

篆刻艺术发展到当代,经历战国到明清民国二千余年,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前仆后继,可谓百花齐放。其中古玺创作的风格到了当代更加丰富多彩,各种审美各种思潮,加上出土文献众多,古文字图录、工具书、古玺研究著作的大量出版,为古玺印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文字素材。当代古玺创作可谓达到历史的最高峰。

为概括式的了解全国当代古玺创作情况,本杂志特邀了一些在当代古玺创作具有代表性的作者,以求管中窥豹。大略来说杜延平先生的作品着意在新出土的简帛书入印,且要达到书印同一,可谓印外求印和书印同一的代表性作者;刘永清先生的作品着意在用清新劲健的刀法来表达笔意,对于线条的搭接和方向处理功力极深,引领了近几年古玺创作的新风向;王客先生的作品有着中国美院方式的演绎,在印面以大局为中心,时代特征和古韵完美结合,达到了亦古亦新;张华飚先生的作品具有浓厚的青铜器皿纹饰意味,把装饰的处理做到了极致,亦属于印外求印;郑志群先生的作品借鉴封泥和战国陶文颇多,味醇弥香,就像老酒一样回味无穷,达到了古和雅的结合;仲伟迅先生的作品刀法犀利,强调大视觉,点线面的处理手段运用独具匠心。


[1]

杜延平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届篆刻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书法行业建设委员会委员

东隅印社社长

在篆刻创作中,书印统一是我一直以来关注并践行的标准。书印统一的前提是对篆书的梳理、精研及取舍。经典篆书很多,一但与印风相结合,并不是所有的篆书都适合自己。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篆书体系作为突破口很难。印虽小技,可气象万千,得一佳构不易,不与人同更难。这也是困扰当代一些印人的一难题,而我也在其中。

近年来对简帛书中秦简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尝试着去书写及入印,慢慢的有了一些感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秦简帛书属古隶,与篆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秦简的结字又与秦篆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在印化的处理上又有着极大的可塑空间。我在篆刻创作上,把古玺印式中活泼灵动、奇逸多姿的形式作为创作基调。为了服从这一原则及章法上的需要,而有些字法参以先秦篆书结字。形式固然重要,但线质是支撑着整个印面的灵魂,线质也具有审美意义。篆刻作品是否耐看、耐品,最后还要落实到线条的质量上。在用刀上,既要体现用刀,又要表达笔意。在我看来,写意印不仅仅是纵横恣肆的形式感,更重要的是酣畅淋漓中流露出的书卷气!

当下治印取法众多,皆有佼佼者。如果找到适合自己的篆书体系,那么“印从书出”当为易成面目之不二法门!所感所悟非适用于所有印风,愿与同道交流。

[2]

刘永清

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文字本身都有与生俱来的特性与属性,比如说笔画的多寡、左右解构、上下结构、独体,笔画的方向走势。印内文字组合在一起这就产生了繁简、方圆、收放、虚实、藏露、直屈、向背等等矛盾变化。处理这些矛盾的手法,古玺印里面有很多的成功的范例,通过大量的读印和临印可以逐渐掌握,这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在创作过程中,我想用道家辩证的思想来处理,肯定是不会错的。因形就势、遵从自然、计白当黑、欲曲先直、欲方先圆、欲放先收等,要学会站在矛盾的反面看问题。由于古玺文字的灵活多变、姿态万千而造成了古玺章法的不确定性,于是给创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写意空间。处理矛盾、调和矛盾的“度”,就有了“意”的存在。修养、阅历、学识决定了审美价值取向,也就是“意”的高低。用意高深,在印内处理这些关系上就会幻化出高远的“境”。这就决定了作品最后能否成功,格调是高雅还是平庸。印内的关系很多都体现在不易观察到的这些细节处。“始知真放在精微”,须用最严谨的态度去写印稿,用最“工稳”的心去处理印内的各种关系,去刻隐藏在自然写意状态下的精细。我觉得这才是写意的精神。

[3]

张华飚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创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说及篆刻创作,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创新。所谓新,在我的理解是相对于旧来说的,突破旧有的模式、旧有的格局、旧有的习惯,逐步寻找到一种适于自我表述的语言,来阐发自己想要表达的意象。这种意象带着个人的印记,有着个人的体悟,个人的情趣,所以才会与他人所思所想不尽相同,也就在形式表达、风格特征上,与他人拉开了距离,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陌生感,因此,才会让人感到新颖。
然而,要想创新,又是何其地艰难,你不能光凭着自己的喜好,肆意虚造,还要领会到一门艺术在传承过程中逐步积累的大众审美体验。一种已经约定俗成的美感特质,如果你不能在作品中体现出这种特质,反而与其牴牾,那么,任何形式上的创新只会如水中捞月、镜里观花,最终皆会化为泡影。
自来篆刻创新的取法之道,不外乎“印中求印”与“印外求印”两种,印中求印是在已有的印风流派中,以自己的审美眼光来进行甄选,寻找适合表现的对象,予以提炼改造。印外求印却是将目光投射到印外更广阔的空间,从其它姐妹艺术中引入新的审美体验,来对原有的审美特质进行补充与丰富。一内一外,无分高下,殊途同归,皆归于印。
我的创作,即取后者,以商周青铜器纹饰来对篆刻进行改造,力求在认同篆刻审美特质的基础上,加入些个人的审美喜好与情感投射,来塑造自己的风格。
青铜纹饰是商周时期青铜器上一种代表性的装饰纹样,大多以抽象变形的神化动物形象出现,因历史久远,其内涵的蕴意已不可察考,但纹饰本身呈现出狞厉神秘的构成美感,却能使人油然而生思古之幽情。它们的线型多以横斜排叠为主,与汉印体系的缪篆相近,因此适宜用缪篆改造。但我觉得青铜纹饰本身就带有极强的工艺化、图案化属性,若篆刻作品一味模仿,过于近似,必然会削弱篆刻作品本身的内涵。为了避免这样的弊病,所以我特意选用金文字体入印,一方面金文字体形式多变,造型美观,另一方面,它原本就与青铜纹饰相依并存,血缘相近。何况,金文线型排列欹侧多变,虽然极难秩序化,但却更易于营造印面空间。
为了保证入印文字的可识读性与正确性,我并不过多地破坏文字原有的笔划与造型,而是只在微小的局部处理上似有若无地引入青铜器纹饰的某些特征,使文字形体因具备了这种充满了远古神秘气息的纹饰特征,而变得陌生,让人感到一种恍兮惚兮无可捉摸的辨识趣味,从而在第一观感上直接超越文字内容的限制,把触到作品本身具有的构成美感中,以增强视觉心理的感染力。
在章法布局中,为了突出青铜纹饰独有的线形特征,我有意强化文字笔画的排叠效应,利用多重线型排叠间留下的字间空隙,来营造空间错置的疏密对比,达到疏可走马,密不容风的章法要求,甚而故意增加笔划间凝结团块的锈蚀效果,来强化点线面的构成对比。多重排叠线形的方向变化还可增加文字线条的指向性,使原本平正的文字构形因互有倾侧而产生按一定时序移动的节奏变化,原本凝静的字间气息也因多重排叠线形的指向产生了流动感,使印面在端凝的表象后,产生了活泼生动的视觉效应。字间流动的气息还可谐和文字与印框的从属关系,印框在整束、制约印内文字的同时,还因全、破、留、损的变化而与印内文字呼吸与共,从而引入印外更广阔的空间,共同组建印面虚实相生的视觉美感。
为了达到表现青铜器纹饰金属铸造坚凝与虚灵并存的线质效果,在用刀上,我不多作雕琢,放意直取,采用斜侧向线冲刀的技法,通过刀刃斜侧触石产生的阻力,使线条边缘在可控的范围内产生一定的剥脱,来模拟金属线条因时间久远产生的锈蚀磨损现象。在篆刻创作中,金石味是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斜侧用刀增大了刀刃与印面的磨擦,因此线条一侧更易于崩脱,“石味”也就越强,而青铜纹饰是刻画在金属器物上的,更应偏向于“金味”,所以,我往往在刻好的线条上再用平刀铲上几铲,略微削减一下过于猛利的刀痕,使线条更倾向于金属线质的锈蚀质感。
从第一次看到一方古代兽面纹印触发我研究以青铜纹饰入印至今,我走上了一条艰辛而孤独的路,在我之前没有太多的范例可供参考,我摸索着向前探进,一步一个脚印,或深或浅,或正或斜,就这么一路过来,一回首已近十年。我不知这样的探索是否真的就算是一种创新,或者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今天,当我将其间的种种留痕,一一展露时,依然感到无尽的迷惘。故此,略作整理,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4]

王 客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

《东方艺术·书法》副主编

篆刻小技,却历久不衰,吸引众多文人雅士徜徉不去,此间必有大道蕴于方寸。前人刻印恪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文心自备,天地精神与开放意识自备,此见于先秦古玺,也见于汉魏官印和元、明、清文人篆刻。时下风尚却执于大写意与极工稳两端,不复见从容的中庸隽永与高迈襟怀,使篆刻既失于野、又堕于匠,而与之相应的是刀的作用被夸大与依赖。   

这是这个时代的整体文化困境——繁荣与危机并存,表面的兴盛催生的艺术发展的畸胎和乱象,此有待于人们披荆斩棘、拨开浮云,真正接古人气脉,延续旧学又能开一时新风。                         

就我个人创作而言,于篆刻品类之中,喜作古玺印式创作,周旋于万千变化的空间,云卷云舒,独来独去,乐意这份自在,配篆上偶有杂糅,人以为病,自得其乐。

先秦文字遗存不仅数量大,而且类型多,每每折射出先人们开放质朴的审美追求和精神世界,更好地加以研究整理,以求拓宽和完备古玺式印章创作,对当下既是精神上的追求,也是提供了技法开拓各种可能性。

篆刻的根基在书法,明清以来,大篆刻家必有自家篆书体系。事实上,即便是楷隶行草诸体也对篆刻创作有着潜在影响,体现在气韵、格调以及文气上。

至于刀法,窃以为不必太执一端,以有形入无间,恐是平添障碍。

[5]

郑志群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西泠印社社员

山东省书协理事

山东印社副秘书长

济宁市青年书协主席

当代越来越多的篆刻家不约而同地将取法古玺印作为创作主攻目标,形成当代篆刻最具活力、最具创新精神的一大力量,出现了一批独具面貌的篆刻家,彰显了改革开放时代特征。

以古玺印风格创作为主的篆刻家,勇敢开掘古人留下的这片宝藏,应该是一种睿智的选择。因为,推动古玺印创作的动力和潜力是巨大的,一是战国古玺印被认知较晚,尽管明清已有篆刻家尝试用商周钟鼎铭文入印,可是并没有形成与秦汉印和明清流派印分庭抗礼的格局,只能算作“试创期”,这也留给后人更加广阔的空间。二是随着古文字资料大量面世,研究成果日趋深入,古玺印创作有了更丰富的文字资源,借鉴更加方便,将古奥高深的文字应用于篆刻实践,符合人们“尚古尊古”“与古为徒”的艺术思想。三是源于战国文字的地域特点,章法不拘一格,变幻多端,古文字组合的可塑性和主创性强,容易引起艺术“共鸣”。四是刀法富有变换使创作难度增加,而程式化、工艺化的因素退居其后,意料之外的刀法效果,使印人更可体味“心手、刀石”畅达的境界。五是古玺印重在气韵,气韵是“内化”而来,使作品“耐读、耐品”,需要具备艺术融会贯通的能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知能力,这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唯其难,才是探索古玺印的意义所在。六是近三十年的篆刻创作,与中国书协、西泠印社举办的专业展览密切相关,展厅功不可没,参与展厅展示,古玺印无疑在展示效果上更加夺人耳目,有非常明显的展厅优势,也是引导印人参与古玺印创作的重要因素。

古玺印创作是一个庞大而内容丰富的系统,作为以“创新、发展”为时代强音的当代,汲古不是复古,而是为创新作坚实的储备。古玺印的精神内涵,蕴藏着中庸之道,彰显着自由精神,秩序性、节奏感、金石气自然统一,然后是与人的契合,这正是古玺印创作不竭的源泉。因之,当代篆刻欲求突破,形成新的创作高峰,非“古玺”不能担当。但当代古玺印创作也是问题多多,探索的道路是艰辛的,某个阶段甚至止步不前,这亟待人文精神的重塑。随着古玺印研究的深化和整体创作主体能力提升,相信“离奇错落”(周亮工语)的古玺印创作将迎来更加繁荣的时代。

[6]

仲伟迅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黑龙江省政协书画院研究员

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篆刻委员会副秘书长

哈尔滨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

余幼爱书法篆刻,至今已三十余载。篆刻虽雕虫之小技,实万千之大象。将灵动之文字,朱白之妙思,纵横之章法,淋漓尽致于方寸之上,虽无书法之挥洒自如,少绘画之色彩明暗,却另有一番古朴、浑厚之情之致,令余沉迷玩味,废忘寝餐。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宝鼎茶闲,藉尚绿之烟,雕金石之闲暇;幽窗棋罢,以犹凉之指,刻铁笔之意志。纵横刀笔之间,乐趣无穷见矣。

夫士之有品,犹石之有质,昔放翁有云:“石不能言最可人”,余之爱石,爱其历久而弥坚,喜其大象而希言。与石相对,宠辱偕忘,性情所以荡涤也。

余之为印,多取法先秦古玺。不薄今人爱古人,不拘旧法求新意。求变化而不求张扬,求含蓄而更求灵气。字间求气势之流动,意中取自然之静穆。明袁中郎有语:“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 虽善说者不能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余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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