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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权臣录第一篇： 吐蕃权臣录：如果跟有能力的领导混，禄东赞来告诉你答案 在吐蕃王朝220余年的历史中，有一个长达50年的阶段，属于权臣世家噶尔家族。 禄东赞（噶尔·东赞宇松）、赞悉若（噶尔·赞聂多布）、论钦陵（噶尔·钦陵赞卓）父子三人，连续担任大相，期间吐蕃王朝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均由噶尔一门操控。 以至于，有学者干脆将噶尔家族掌权的历史时期，称之为“噶尔政权时期”或“噶尔专国时期”。 其家族无以伦比的影响力，甚至动摇了吐蕃君臣间，权利游戏的规则。以一家之力，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构架，放眼整个吐蕃王朝，也是绝无仅有一例。 噶尔家族能权倾朝野的原因，首先源于松赞干布逝世后，吐蕃王室连续两个登基的赞普，都是幼年践祚，导致赞普家族对朝政的控制能力孱弱。 但禄东赞父子三人，超凡脱俗的治国能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因其对国家建设的全面贡献，才让其余豪门世家对大相之位，心红眼热却不敢伸手。 本文将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来解析禄东赞父子，对吐蕃王朝发展的结构性贡献。 一、噶尔家族对吐蕃内政的贡献松赞干布在西藏历史上的地位实在是太高了，以至于他的光辉，掩盖了身边的所有人。 但松赞干布去世的太早，虽然他制定了吐蕃王朝国家发展的基本构架，但具体的配套政策，却是在噶尔家族专权时期逐步完善的。 对于一个大帝国来说，内政永远拥有最高的优先级。 从来没有一个帝国，能在国内乱七八糟、烽烟四起的状态下，还能对外展示扩张的武功。 所以，噶尔家族对吐蕃内政制度的完善，决定了其帝国对外扩张的强度和烈度。 公元649年，松赞干布逝世。其子贡松贡赞早亡，孙芒松芒赞(唐史作乞黎拨布)嗣位赞普。 但这位赞普尚在襁褓之中，无力主持朝政，这给以身为大相的禄东赞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施展空间。 需要注意一点，松赞干布执政时期，曾模仿唐制划分过官僚品级，即“告身制”（藏文称“艺仓”、“艺仓周”）。
同时，还模仿唐朝的众相制（同门下平章事）任命了多“相”共同辅政。 但松赞干布去世时，吐蕃的众相制并未完全成型，这给能力出众的禄东赞以弄权的机会。 因此从制度上说，吐蕃王朝依旧执行着众相制。 但吐蕃众相制变成了明朝的内阁，而身为大相的禄东赞则是内阁首辅。 《旧唐书·吐蕃传》载:“弄赞子早死，其孙继立，复号赞普，时年幼，国事皆委禄东赞”。 禄东赞掌权后，第一件大事便是带兵降服了，叛乱的“洛沃”（今阿里地区）和“藏尔夏”（今后藏地区）两个地方。 通过这次带兵讨逆，他再次明确了自己当仁不让的权威。 而后，他开始着手对国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完善。
吐蕃王朝的赋税制度，主要是由禄东赞制定，并在赞悉若、论钦陵时期发展完善的。 这套之后被吐蕃一直沿用的赋税体系，分为以土地计算单位的农税、以牲畜量为单位的牧税、综合征收机制——“大料集”，三部分组成。 吐蕃是一个由农业区发展起来的国度，国家的经济版图由位于核心区的农业，边疆区的牧业组成。 因此，吐蕃王朝其实是个披着游牧外衣的农耕文明。 作为国家核心区的基本赋税，农田税存在的时间由来已久。 但禄东赞时期，为明晰农田赋税的征收基础，曾在吐蕃境内主持过田地普查与划分。 目前在敦煌藏文文献中，保存着禄东赞在征服吐谷浑后，责令原吐谷浑小王达延莽布支划定田界，征收田赋的记载。 以此来推论，在新占领地区实施田地清查，吐蕃固有领土内不可能没做过相关工作。 相比于早已有之的农田税，吐蕃的牧业税完全由禄东赞亲自制定。 藏文史料《大事记年》记载：“(唐永徽四年，653)，大论东赞于“枯”定牛腿税”。 禄东赞制定的“牛腿税”是专门针对牧区的牧业税，它规定“每头牛要按全牛的四分之一来交税。四分之一，也就是一条牛腿，故而称为牛腿税。” 虽然资料都表示，禄东赞制定的牧业税标准是“四税一”。 但参考中原地区农税，高时“十税一”，低时“三十税一”的标准。吐蕃牧业税的比例实在是太高了，养一头牛，四年就归国家了，恐怕难以推行。 可能在此牧税之余，有相应的减免条款，或者规定只有成畜交税，幼畜免税。 除农牧税外，吐蕃的 “大料集”也是一种赋税形式。 它是根据战争需要，征发户丁、粮草以及劳役摊派等方面，一种综合性赋税制度。 严格意义上说，“大料集”是一种混合着徭役的军事赋税。 在整个吐蕃时期，对外战争频繁。“大料集”从一种临时性的应急征收体系，逐渐变成了常规募集手段。 因此，“大料集”成了藏文文献《大事记年》中，出现最频繁的赋税名目，共有17次之多。
《敦煌本吐蕃藏文文献》记载：(永徽五年，654)，大论东赞于蒙布赛拉宗集会，区分“桂”（军户）、“庸”（民户），为大料集而始作户口清查。” 这是吐蕃王朝现存第一次人口普查和建立户籍制度的记载，而将属民划分为“桂”（军户）、“庸”（民户），是吐蕃军队走向国家军事化的开始，对唐蕃百年战争的走向有巨大的影响。 按照藏文史料《贤者喜宴》的记载，“所谓‘桂’者，即高等属民，从事军务者之名称。 再者，所划分的‘雍部之人’，此即称之为‘雍’或者‘更’，这些是做属民事务的人员名称。 此亦即所谓的‘扬更’、‘扬阐’及‘宁悠’之名称是也。” 也就是说，“桂”（军户）是从事军事行动的高等属民，而“庸”（民户）则是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低等属民。 桂与庸划分及“红册”（军丁名册）的正式出现，代表着吐蕃军事体制上的变革，从部落制全民皆兵，走向军队调动、轮替、补充、后勤运作的正规化。 二、噶尔家族在军事方面的贡献1、吐蕃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 禄东赞专权时期对内政的种种调整，其实都是在执行松赞干布国家战略的第一步。 在理顺了国内的矛盾后，吐蕃即将走向国家战略的第二步——走下高原对外扩张。 很多人都会惊讶于，吐蕃王朝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里，爆发出扩张动能。 其实西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已经决定了吐蕃作为一个帝国形态出现时，必然会爆发拓展生存空间的诉求。 自然环境严苛的青藏高原，适宜农耕的地区稀少、破碎，且产量很低。而海拔超过4000米草原，牧草蓄积量少，载畜量很低，这些条件都制约着吐蕃人口数量的增长。 纵观整个西藏历史，人口上限的天花板被卡死在二百万人以内（此数值一直保持到清末），完全不具备成为一个大帝国的条件。 所以，一旦高原上形成了统一的政权结构，整合了内部势力、社会趋于稳定、人口开始增长，其国家必然会走上对外扩张，以战养战之路。 详见拙作《吐蕃王朝对外扩张的基础因素》
637年（贞观十一年），吐蕃王朝第一次走下高原，松赞干布刀锋所指便是吐谷浑。 《旧唐书·吐蕃传》：“弄赞（松赞干布）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 禄东赞专权时期，吐蕃第二次走下高原，目标依旧是吐谷浑。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交侵》记载，“（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後胜，杀白兰千馀人，屯军境上以侵掠之”。 《旧唐书·吐蕃传》：“（显庆五年，656年）吐蕃怨怒，遂率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遣使告急。” 相隔19年的两位吐蕃领袖，不约而同的将吐谷浑作为首选目标，必然不是巧合。这说明，吐蕃的国家扩张战略，在松赞干布时期便已制定。 从地理的角度上看，西藏高原周边山川阻隔。 南部横亘着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 东部有横断山脉的高山幽谷； 西北部有昆仑山的皑皑白雪； 东部有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 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中，虽然喜马拉雅山南方的天竺（印度）诸国，武力值无限趋近于零，但他们有一项吐蕃人难以忍受的核武器——湿热天气。 向东出剑南杀奔四川，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是天然的阻碍。 吐蕃时期，翻越横断山脉组织大规模军队供应，根本无法实现。 唐蕃围绕着维州（四川理县）长达几十年的胶着战事，足以说明在这个方向上，吐蕃军队并不强势。 向西跨越昆仑山，攻于阗博取西域的战略方针，同样受制于补给线。 另外，南疆地区沙漠绿洲的地貌，极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唐朝在天山南北施行了，完全不同的管理构架，也是因地貌特点而来。 只有向北，攻吐谷浑染指河陇，其间虽也有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的阻隔。 但从那曲开始绵绵无尽的草原，既可以保证吐蕃军队的后勤供应，也适合吐蕃出击时，男子前线作战，妇孺老幼在后放牧的作战方式。
为了能够获得帝国的第一块拼板，吐蕃在吐谷浑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政治筹码。 松赞干布对吐谷浑的进攻，虽在唐朝挟制下撤出，但吐蕃对其国内势力的经营，始终没有中断。 有的史料记载，松赞干布娶了毗邻吐谷浑的党项公主洁莫尊为妻，而其子贡松贡赞则娶吐谷浑公主芒洁墀嘎为妻，并与吐谷浑结为“舅甥之国”。（存疑） 虽此说仍有争议，但扶持吐谷浑国内的亲蕃势力，最终收到了成效。禄东赞再攻吐谷浑时，双方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拉锯战。 直到龙朔三年(663)，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倒向吐蕃，“尽道吐谷浑虚实”，诺曷钵才兵败如山倒，逃入唐境。 而在此期间，禄东赞为迷惑唐朝，禄东赞分别于永徽五年（659）、显庆二年（657）、显庆三年，遣使入贡，并为吐蕃赞普贡松贡赞求亲。（《资治通鉴》卷二零零） 吐谷浑王一败涂地后，禄东赞一方面“留驻吐谷浑境”，瓦解抵抗力量。另一方面，依旧在政治层面迷惑唐朝。 《资治通鉴》记载，“（663年）五月，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论曲直，更来求援，上皆不许。” 此时，吐谷浑已灭亡在即，作为势力弱小的一方，又是唐属国，求援自然合情合理。而强势进攻的吐蕃，也遣使向唐朝“求援”，显然是种政治上迷惑的手段。 而优柔寡断的李治，居然给出了一个“皆不许”的答案。 这实际上，等于坐视吐谷浑的灭亡，也给自己养虎为患。 等到禄东赞去世，赞悉若掌权时，吐蕃通过保留吐谷浑的王室待遇，将墀邦公主下嫁吐谷浑新王等一系列政治手段，渐渐稳定了局面后。 遣使长安“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仍求赤水地畜牧”时，高宗李治也不过又“不许了”一次，再无其他实质举动。 《资治通鉴》：“上不许。遣左卫郎将刘文祥使于吐蕃，降玺书责让之。” 直到，咸亨元年（670）吐蕃军队在论钦陵率领下，穿越昆仑山兵入西域，连克西域十八州、龟兹拔换城（故址在今新疆阿克苏），逼唐庭罢黜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的建制。 这才让唐庭君臣认识到，吐谷浑西可染指西域，东可争夺陇右，北可控扼河西走廊的战略十字路口地位。 但可惜时不待我，吐谷浑早已在禄东赞父子三人的经营下臣服。 此后，在吐蕃的攻势中，吐谷浑人“半出其间”，成了蕃军的前哨和补给基地。 而咸亨元年（670）8月的青海大非川之战，论钦陵以倾国之兵，在周边异族面前第一次痛打了唐军，宣告东亚一个新霸主的到来。 详见拙作《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分析“大非川之战”的必败结局》 综上所述，在长达50年的噶尔专权时期里，禄东赞、赞悉若、论钦陵父子三人，奠定了整个吐蕃王朝的政治军事结构。 如果说，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的奠基人，那禄东赞父子就是为吐蕃王朝，架梁立柱的大匠作。参考书目：《吐蕃大相禄东赞考》_李方桂； 《蕃唐噶尔（论氏）世家》_苏晋仁； 《吐蕃王朝军队给养方式探蠡》_朱悦梅； 《试析吐蕃王朝噶尔家族专权始末的制度内因》_田海鹰； 《略论噶氏家族专权时期唐蕃之间的吐谷浑之争》_安应民； 《论噶氏家族专权时期吐蕃的内政建设及唐蕃关系》_陈楠； 《吐蕃王朝赋税制度浅析——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为参考》_丁叶飞； 《吐蕃经济研究——吐蕃的财政制度，财政来源与属民收入》_格藏才让；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家乡特色签约内容 详解历史细节，厘清来龙去脉，视角不同的中国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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