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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黄河灾害也给沿黄百姓带来了不少苦难。学界关于黄河灾害的研究成果颇丰,本节拟围绕历史时期(公元1911年以前)黄河灾害这一主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简要梳理,以增进人们对此问题的了解和认识。 黄河水灾的类型 黄河流域的灾害多种多样,主要有旱、涝、蝗等自然灾害。然而就黄河自身而言,其造成的灾害为水灾。由于黄河流域地处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区,雨量季节分布不均,降水集中在夏秋之交,降雨量大,占全年总量的70%左右,河道无法宣泄,从而导致河面上涨,危及堤防,甚至堤坝决口,淹毙人畜,淹没农田。这种水灾也称为洪灾,多在伏汛和秋汛期间发生。此外,冬春之交的凌汛有时也会出现另一种灾害——凌灾。黄河开河时,水流带着融化的冰块,由低纬度向高纬度流淌时,易卡冰形成冰坝,致使水流不畅,引发水位急速抬升,导致冰凌冲毁堤坝的情形发生。就历史时期的黄河洪水灾害来看,以决溢为主,凌灾记载虽有,但频次相对有限。 河流溃决和溢出是黄河水灾的主要形式。而就决、溢灾害言之,两种也有区分:溢之害常有,而决之害则不常。从长期来看,溃决之害仍然十分频繁。尤其自武陟县以降的下游河道,是黄河决溢的主要河段。这里地势平坦,决溢之后,给沿岸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危害。 历史时期的黄河水灾 上古时期,即有“黄河泛滥于天下”之说。关于历史时期黄河决溢的次数,说法不一。民国时期,沈怡《黄河年表》认为,历史上共发生黄河决溢1573次。黄河水利委员会编的《人民黄河》提出决溢1593次。由于文献记载的不完全和统计标准不同,这些数字是否准确难以确定,不过大体上可以看出,历史时期黄河决溢问题非常严峻。此后,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和黄河水利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中国水利史稿》和《黄河水利史述要》二书,大力推进了历史时期黄河决溢情况的研究。基于以上成果,我们拟分四个阶段对历史时期的黄河灾害情况进行概述。 西汉及之前的黄河水灾 在原始部族时期,人们以采集、渔猎为生,生产生活资料十分有限,当黄河水灾来临时,多“择丘陵而处之”。黄河流域进入农耕社会后,人们多生活在土壤肥沃的平原地区,这样虽有利于农业生产,但也更易遭到黄河的侵害。共工氏为防止黄河洪水泛滥,使用“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方法修筑一些简单的土石堤埂工程。在尧的时期,黄河时常发生洪水。《尚书·尧典》中所云“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就是对黄河水灾的形象描绘。相传为了治理黄河,尧召集部落首领开会,征求治河能手,后经推举,鲧成为治河领袖。鲧沿用共工氏的做法,以“障洪水”的方式应对,难有收效,最后以治河失败而受制裁。等到舜继位后,任用鲧的儿子禹来治水。大禹一改前人以堵塞的做法,采用“疏导法”,利用水自高向低流的习性,疏通壅塞,把洪水引向低下的分支、洼地和湖泊,从而取得成功。 自大禹治水后,直至西汉,史籍中便少有关于黄河水灾的记载,似乎经禹的治理,黄河实现了安澜。但仍有一些散存的材料从侧面证明,该期的黄河并非如此,依然多次决溢。其原因主要是河床淤积和堤防狭窄所致。早在先秦时,黄河即被称为“浊河”,汉时更有“河水重浊”“一石水六斗泥” 的说法。在战国时,黄河下游两岸堤防已形成规模,洪水受到一定控制,但泥沙持续淤垫。到西汉时,黄河下游人口增多,堤内滩区出现许多村落,人们耕种沃土,致使行洪河道日益变窄,宽处数里,窄处仅数百步。如《汉书·沟洫志》所载“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河道状况的恶化,给泄洪和防洪带来许多隐患。而堤防约束致使泥沙淤积在河道中,河床逐年抬升。汉哀帝时便有“河水高于平地”的记载,说明当时黄河的某些河段已经成为地上河。 西汉水灾始自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载“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此后至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的179年中,黄河决口19次。在这19次决口中,破坏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的瓠子(今濮阳西南)决口。决口后洪水东南注巨野泽,泛滥淮泗,淹及十六郡。当时曾发卒十万堵塞,然堵而复决。在持续决口期间,山东受灾尤为惨烈。班固《汉书·食货志》载“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直到23年后的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泰山封禅回还时现场监督,才将决口堵住,并赋歌以记之。这次决口对司马迁作《河渠书》是有所触动的。另一次是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汉书·王莽传》载“河决魏郡元城,泛清河以东数郡”。当时王莽恐黄河北决,淹没他元城老家的祖坟,故不堵口,致使洪水肆意横流,淹没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地长达60年之久。范晔《后汉书·王景传》对此情状有所描述,“漭漾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兖豫之人,多被水患”。 东汉至隋唐时期的黄河水灾 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筑堤”“理渠”,系统地修筑大堤,稳定了黄河河床。直至唐末,黄河有一个较长的安流期,谭其骧先生称之为“八百年安流期”。在这一时期,黄河并非没有发生大的水灾。据房玄龄等《晋书·五行志》载,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阳城门,漂数千家,杀人”。这是作为黄河支流的伊、洛河泛滥的情形。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八月,“大雨霖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岁以凶饥”。西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流四千九百余家,杀二百余人。没秋稼千三百六十余顷”。说明这一时期黄河或其支流的水灾也时有发生。 西晋以后,黄河流域陷入长期的分裂和混乱之中,所以此后的100多年中少有关于黄河水灾的信息。从现存的古籍中可以查到的关于黄河水灾的记载仅有两次:一次是前赵政权汉昭武帝(刘聪)麟嘉二年(公元317年)。据《晋书·刘聪载记》载,当时境内旱、涝交替,蝗灾横发,“河、汾大溢,漂没数千家”。另一次是前秦政权景明帝(苻健)皇始四年(公元354年)。《晋书·苻健载记》载“大雨霖,河、渭溢”。这两次河溢记载极其简单,仅有数字。既无具体受灾位置,又无灾情状况描述,但河溢的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上述两次水灾应该只是此期黄河水灾的一部分。北魏兴起后,黄河流域趋于统一,有关水灾的记载也多了起来,比如北魏济州城被冲毁即是其一。 隋代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黄河重新受到重视,有关黄河水灾的记载明显增加。唐代也复如是,除了黄河决溢的直接记载外,所谓“大水”的记载屡见不鲜。自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到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有大水记载的年份达到29次,单单开元年间就有7次之多。黄河支流的水灾次数也不亚于干流,仅长安一带,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起,到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止,严重的水灾就达24次之多。东都洛阳地区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至咸通六年(公元865年),有水灾记载的年份有29年。 隋唐五代的黄河河道大体上和魏晋北朝一致,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但由于行水既久,在此期间,河道与堤防已无法承受黄河的冲击,水灾日渐增多。魏征等《隋书·五行志》对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记载“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而唐代黄河水灾的发生频率远超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可能与黄河灾害记载的遗漏有关。 进入五代后,黄河流域重又陷入分裂和混乱状态,先后经历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和政权的频繁更迭使黄河问题无法受到重视,决溢不能及时堵筑,加上双方互相攻伐,甚至不惜以水代兵,使黄河灾难愈演愈烈。因此,五代时期的黄河水灾更加频繁。据统计,此期的55年间,决溢年份即达18年,决溢地方达三四十处,灾情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宋元时期的黄河水灾 北宋时期,黄河水灾严重程度较前代更甚,虽倾天下财力之半,但成效不佳,受灾地区和成灾程度都超过五代,河道的决溢和移徙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仅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的88年间,黄河决溢就达60余次。该期黄河决口改道不断。据脱脱等《宋史·河渠志》载,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五月,“河大决滑州韩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坏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 ,俄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直到次年二月人们才将决口堵塞。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六月十五日,“河复决天台,下走卫南,浮徐、济,害如三年而益甚”。这次河决较之天禧三年程度更剧,且延续了8年,直至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十月才堵塞成功。这次河患在泛滥的时间和方向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造成的灾害也是严重的。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形成所谓“横陇故道”,行流长达14年。此后,“河未为患”,相对安澜。 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河决商胡埽(今濮阳东北),夺永济渠,至今天津东北入海,时称北流。此后,直至北宋灭亡时,黄河决溢达49次,以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七月十七日的曹村决口危害最重。这次决口影响到濮州(治鄄城,今菏泽市鄄城北)、齐州(治历城,今济南)、郓州(今东平)和徐州,坏田逾三十万顷,庐舍数万。 北宋年间的黄河,东流、北流反复不定,也有几次南流记录,然以北流为主,注入渤海。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为阻止金兵南侵,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自泗入淮。从此,黄河开始了长期南泛入淮的历史。 史书关于金初黄河水灾的记载虽然较少,但脱脱等《金史·河渠志》中仍载“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说明当时的黄河河道流向极不稳定。关于金代黄河水灾的记载,大多集中在大定六年(公元1166年)之后。大定六年,河决阳武,郓城徙治。李固渡决口之后,卫州(今汲县)、延津和原武一带决溢频繁,灾患渐多。金哀宗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蒙古军为攻金决开封北寸金淀,黄河东南入淮大势已成定局。 元代黄河是在金代河道分流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由于南下夺淮,黄河长期多股分流,河道淤积严重,决溢更加频繁。自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到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黄河决溢的年份达40年以上,某些年份的决口达十几处甚至几十处之多,淹没沿岸州县。总的来说,元代治河事业成效不大。除了自然因素外,还与建都大都,政治中心远离黄河,对河患治理长期持消极态度有关。不过,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由贾鲁组织筹划的治河大役取得了巨大成就,堪称治河史上的华章。 明清时期的黄河水灾 明代的黄河灾害也甚为严重。明初,黄河由贾鲁故道、颍水等经淮河入海。据张廷玉等《明史·河渠志》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四月,河水暴涨,河决原武黑洋山,东经开封城北,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颍州、颍上等州县,东至寿州正阳镇而入于淮。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黄河自复故道,由开封金龙口下至鱼台塌场,会汶水,经徐、吕二洪南入于淮。几年后,又决开封,经怀远县,由涡河入于淮。明前中期,黄河决溢频繁,河道变迁靡定。同时由于保护皇陵和运河的缘故,更是增加了治河难度。 明后期,张居正起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潘氏采用“束水攻沙”策略,收束河道,增加水流冲力,以此冲刷河床泥沙,达到部分清淤效果。此外,还堵塞决口,增筑南岸大堤,黄河由汴入泗,再由泗入淮。 至此,黄河河道基本固定下来,不再有大规模的迁徙。 清代关于黄河水灾的记载始自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赵尔巽等《清史稿·河渠志》载,该年秋,河决温县。同年,“伏秋汛发,北岸小宋口、曹家寨堤溃,河水漫曹、单、金乡、鱼台四县,自兰阳入运河,田庐尽没”。清廷对于黄河的治理非常用心,始于明代的专管河务的总理河道一职至此固定下来,这也是其重视黄河治理的一个佐证。但面对黄河水灾清廷也有心无力,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和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两次决口,造成的损害非常大。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八月,黄河干流及支流伊河、洛河、沁河同时暴涨,下游两岸共漫口26处,河南、山东、安徽共有26个州县被淹,偃师、巩县、河内、武陟、修武等县大水灌城。支流沁河对怀庆府造成危害,“城下四面俱浸,淹没军民以万计”。 到了清末,河政日益腐败,河道日趋梗阻,河防日渐松弛,黄河频频决口,黄河问题已经病入膏肓。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溃水折向东北,至长垣分而为三:一由赵王河东注,一经东明县之北,一经东明县之南。三河皆至张秋,汇穿运河,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海。这次洪水,波及4省10府40余州县。以山东最为严重,5府20余州县被淹。由于当时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军起义,无力顾及河决之事,任由洪水横流达20余年,被洪水冲塌或浸淹的县城就有六七个,濮州、范县、齐东等不得不迁城以避水患。 明清两代黄河水灾的发生频率是前所未有的,频繁的决溢让沿岸的百姓深受其害。 黄河水灾的影响 上面所述各期黄河灾害,因是专题性的说明,会给人以“黄河似乎就是灾难引发之源”的深刻印象。但这并不是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其实,“利害相生”应是对黄河作用的总体评价。从长期的历史过程来看,整个黄淮海平原的缔造就是在黄河冲积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大的扇形平原可以称作大黄河三角洲。黄河含有大量泥沙,在下游地区,流速缓慢,很容易沉淀下来。每年,黄河、海河、滦河等水系挟带大量泥沙,自西而东,不断堆积,形成河流冲积扇。随着冲积扇面积的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平坦辽阔的华北平原。河水带来的矿物质和腐殖质又不断改造土壤,为农业耕作提供了天然肥力,从而使黄河流域成为孕育中华民族的最早摇篮。 “兴利除害”是黄河治理的中心思想。兴利除害的伟大治河实践催生出丰富的治河载籍,复杂问题的解决引发治河经验的积累和治河技术的提高。明清治河技术快速提高,各种治河著作层出不穷,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其包含的丰富治河理论和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在历史时期,黄河作为“害河”,对下游的豫、鲁、皖、苏、直(今河北)5省的负面影响不能忽略。黄河的频繁决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民众生命、财产的剥夺。黄河为地上悬河,一旦决溢,水势滔天,无法抵御,房屋倒塌,民田淹没,人畜淹毙,不能逃离的老幼,只能听天由命。庐舍被毁之后,民无可依,只得颠沛流离,四处逃难,找寻生路。由于人力大量流失,该地区满目疮痍的敝坏局面难以短期改变。 沿黄地区的一些城镇被洪水冲毁,累进性的发展失去了自然基础和动力。 水灾带来经济损失的同时,还导致物价腾贵,奸诡之徒趁火打劫,巧取豪夺,人民生活犹如雪上加霜。百姓感到没有出路,无奈铤而走险,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据《汴梁水灾纪略》载,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黄河泛滥,冲决开封城墙,自水进城后,居人被淹,多半逃避城上,家内无人看守,“奸宄之徒乘势凫水入室,席卷无遗,甚或白昼抢夺”。祥符县百姓上报“一日之间,叠报抢夺”。六月十八日“西门内协聚米店被饥民抢掠一空, ,双盛酒店酒瓮皆被推倒,土街森茂杂货店及北门大街、曹门内火神庙街铺店亦多被抢夺,并有向富户撞门抢借者”。 水灾过后,由于黄河的含沙量很高,土地沙化、盐碱化严重,甚至无法耕种,只能抛荒。人们只得先行种植其他耐盐碱、对土壤质量要求低的作物。这种土壤的性质改变,至少在短期内对农业的生产和收益是有影响的。 为了治理黄河,百姓的负担必然加重。首先,无论决口的堵筑,还是平时的防护,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根据具体分工,河夫役分为堡夫、堤夫、铺夫、厂夫、溜夫等。河夫役的征派大多“按田起夫”,其征派必然导致农民充役,既影响了耕作,又加重了负担。其次,堵筑物料在治河中占据很大比重,主要是挑河筑堤、建造堤坝所需的石料和木料,这些物料的直接征取和花费最终都落到百姓头上。 另外,在黄河灾害治理过程中催生出了黄河河神信仰。面对黄河灾害的巨大破坏力,政府和沿岸民众有时束手无策,充满恐惧。在极度恐惧和无能为力之下,他们有时不得不将黄河安澜、免受灾侵的希望寄托于超自然的黄河河神。随着黄河水灾的增加,祭祀河神的活动也随之增多。在黄河两岸,修建庙宇,定期祭祀,以营造和强化河神信仰的总体氛围。清代康熙末年以后,黄、沁泛滥得到整治,清世宗在武陟县敕建“淮黄诸河龙王庙”,即“嘉应观”,以祭祀龙王和历代的治河功臣。 黄河作为母亲河,在中华民族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桀骜不驯的黄河给沿岸百姓带来了不小的灾难。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历史的选择,也是自然的结果。然而,也正是这种苦难,磨砺了中华民族的坚韧品格,使得黄河文明在黄土地上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作者：牛建强 殷继龙，原文刊于黄河报/2018年/1月/30日/第00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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