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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题记 余赞年（1855--1899），字治平，别字鼎三，行二，南海金瓯堡人（今南海西樵儒溪江边村人）。光绪十一年（1885），余赞年高中举人。翌年（1886），登进士二甲61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1889），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顺天乡试同考官，诰授奉政大夫，品级为正三品，可谓位高权重，身份显赫。遗憾的是，天妒英才，年仅45岁便逝世京城。 余赞年的在生之年不长，仕途生涯也短。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也曾泛起过几朵引人注目的“浪花”。只是由于时光侵蚀，沧海桑田，留存下来的物证和史料越发稀少，需要晚辈、后人的我们追根溯源，找到家族血亲的根，民族文化的本，以便激励和鞭策后世子孙传承家风、延续族范。 ◎孝亲敬老 《南海县志》（宣统版）上有关于余赞年的传记，虽然不过寥寥二百余字，但却充分展示了余赞年的孝举与善心。 光绪十二年（1886），余赞年中进士后，就离开家乡南海上京赴任，开启他无可限量的光明仕途。而仍留在家乡的母亲已失明三年，看遍了名医圣手，却毫无改观。母亲也渐渐接受了现实，让儿子不必牵挂，安心工作便是。但余赞年还是在当年（1886）请假回家侍奉母亲，每天早晚为母亲舐眼，一个月后，母亲的眼睛竟然奇迹般地重见光明。 传记似乎将余赞年神化了，我觉得事情的真相不是因为他的“特异神功”，而是因为他感天动地的孝行。首先，余赞年放下炙手可热的功名，回家照顾母亲，母亲肯定是大欢喜的，而好的心情当然有利于眼睛的康复痊愈了；其次，余赞年每天侍奉母亲的饮食起居，用民间偏方坚持早晚为母亲舐眼；更重要的是他肯定还到处为母亲寻医问药，不放弃，不抛弃任何一个希望和可能，甚至还求神拜佛，祈祷观音菩萨开恩赐福。 在南海官窑的亨美村有一座小庙名为“水月宫”。小庙门额石匾上的“水月宫”竟然是余赞年题写的，时间正是光绪丙戌（1886）仲冬。据佛家经典所载，观音有多种形态，其中民间流传较为广泛的是观音看水月的形态，故观音又称水月观音。观音以救苦救难著称，是民间尤其是妇女最崇拜的菩萨。所以，余赞年当年为治好母亲的眼疾，想必绞尽脑汁，无奈无助之际只能祈求神灵的帮助。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余赞年的孝行感动上苍，母亲重见光明！ 余赞年有一幅十七言楷书对联传世，内容是这样的： 这是余赞年在光绪丁亥年（1887）和（hè）宗兄大人的书法对联。“希圣希贤”即效法圣人、仰慕贤者，“事兄事父”即孝敬兄长、侍奉父辈。“无忝”，即不辜负，不愧对。也就是说，不一定要读尽天下书，能够效法圣人，向贤明学习，便不辜负自己的所学；不一定要取得超人的功名，能够侍奉父母，孝敬兄长就不愧对来世一遭。可见，求学读经、功名利禄都不是余赞年汲汲以求的，向高贤大德学习，保持德行的不坠，努力做好自己，对得起家庭，做到孝亲敬老，不辱父母，传承家风才是他的本心。 “万善德为本，百行孝为先”，尊老尽孝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德行操守，更是余氏家风代代相延的精髓！ ◎积善余庆 所谓“积善余庆”，是指积德行善，恩泽及于子孙。《南海县志》（宣统版）中记载了余赞年高中进士成为“翰林公”后，不忘回报家乡，造福乡梓。他在家乡南海西樵儒溪江边村的金花巷专门设立办事处，热心处理江边村的大小政务事。首先，主持修建儒溪江边村牌坊通往官山的石板路，为村民出行疏通了便利的交通要道。其次，恤老扶贫，不辞劳苦、不计回报地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诸如资助有困难的亲戚朋友、邻里街坊的婚丧嫁娶。其三，帮助那些慕名远道而来的村民写状纸或主持事务。故而，当时在西樵山一带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无事不入金花巷，不是生银就是写状”。 余赞年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关心群众冷暖，倾听群众心声，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的种种善行，不仅源自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本心，更是对余氏家风的延续和继承。余赞年的直系十九世先祖余焕文在四川平昌县岳家镇的余氏祠堂，将“积善余庆”四字镌刻于祠堂牌坊之上，并制定“孝友一家存古道，公平正义守乾坤”的家规，特别强调余氏子弟要善待乡邻，积德行善。余焕文的儿子余堃曾购买20多万石谷子的田产送给岳家镇的“育才会”，帮助那些贫困学生购买书籍和到省城京城考试的路费。另外，余堃还创办“十善会”，专门救济老弱病残，帮助鳏寡孤独。 而“积善余庆”的家风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南海西樵儒溪的余氏属于余攀龙先祖的后代，余赞年已是第二十三代。而余攀龙是北宋先贤余靖的第四世孙。余靖（1000---1064），本名希吉，字安道，号武溪，谥号“襄”，后人尊称“忠襄公”，广东韶关曲江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从政四十一年，一生为国竭忠尽智，建策匡时，光辉业绩彪炳青史，动人风采流芳百世。余靖、范仲淹、欧阳修、尹洙被尊称为北宋“四贤”，与欧阳修、王素、蔡襄被称“四谏”，是继唐代张九龄之后岭南又一位文化重臣，被后人称为“异代九龄”。 然而，如此位高权重、声名显赫的余靖却经常嘱咐和教育家人要与人为善，宽厚待人，以和为贵。有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余靖祖屋南端的许家要求余家将屋北移三尺，强逼占有余家的门墙。于是，余家人上京找余靖做主，以为本家出一口气。而余靖却大笔一挥：“千里传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谁见当年秦始皇？！”余靖反复叮咛家人不可恃强凌弱，仗官欺人。后来，余家人让出了二尺，许家人羞愧不已，也南移了二尺，从而拓宽了两家中间原有的一条狭窄逼仄的小巷。这条小巷后来被老百姓称为“余相巷”。 北有“余相巷”，南有“金花巷”，便是余氏“积善余庆”家风代代相延的明证。 ◎清正廉洁 余赞年有一幅字画留存于世，内容是： 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家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这样的箴言，既是余赞年对自己本人的要求，也是对余氏家风的继承。余氏先贤余靖的第四世孙余攀龙在南宋期间由韶关曲江迁徙到南海西樵西江边的儒溪，当时这里水乡泽国，一片荒芜。先祖余攀龙带领家人筚路蓝缕，历尽艰辛，掘石筑巢，垦荒造田，修路建宅，白手起家地创造了傲人的家业与财富。儒溪的江边村有一座诰封祠，是慈禧太后封给余氏先人的，封赏的理由是余氏给朝廷贡献了丰厚的财富。可见，西樵儒溪余氏家底的殷实与富裕。但如此富有的余氏却有一条极其严厉的家规：余氏家人在外不得贪恋钱财，如因贪恋钱财而损毁家族名声的，将受重刑，死后不准进余氏祠堂。 余赞年为人、为官的清正廉洁正是对其先祖忠襄公余靖风采的传承延续。余靖25岁入仕，从政期间撰写了《从政六箴》，总结出“清”“公”“勤”“明”“和”“慎”等六字箴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警戒自己，要做一个清正廉洁、为国为民的好官。他认为清廉是一个人从政的最大操守，抱公绝私、一心为公是一个人为官的根本原则。1038年，余靖入京任职，在京三年，他家的日常生活经常是“斗粟不足荣妻孥”。后来他被贬离京城时，也没有什么财物可带走，可谓“囊中狼藉惟蠹书”。1061年，余靖以尚书左承知广州，兼管内劝农市舶使、提点银铜场公事。广州一带物产丰富，历代到广州做官的，往往搜刮民财，宦囊饱满。而余靖却清廉自律，下属官府送来的端砚（肇庆）、图章（高州），他都一一自掏腰包买下；将朝廷的赏钱赏银全部送军资库作公用；提倡轻车简从，破除官场中迎来送往、铺张浪费的恶习。后来，余靖离粤赴京时没带走南海一物。欧阳修赞他“功高赏薄”，宋仁宗赞他“风采第一”。后来，余氏的祠堂都称“风采堂”，以让清正廉洁的风采成为一代代余氏后人的精神图腾。 ◎崇文重教 “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家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余赞年的这一警世箴言传达了余氏“勤诵读，重教育”的家风。先祖余攀龙带着家人从粤北南迁，离乡背井，路途迢迢，前途命运茫然未知，他日能否再次踏上还乡的路，毫无定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源头，不能忘记自己的根。而这个根不仅仅是血亲意义上根，更是文化的根，精神的根。故而，余氏世世代代崇文尚礼，尊师重教。余赞年的十九世先祖余焕文和二十一世先祖都高中进士，父亲曾担任候选巡政厅，同房族人也担任高官，作为余氏第二十三代孙的余赞年也是赫赫有名的翰林公，当时皇帝赐予余氏“祖孙文魁”的牌匾，可见余氏翰林辈出，人才济济。 崇文重教的家风使余氏兴旺发达，声名远播，使儒溪有了“儒林首第”的美誉。清代近三百年间，西樵山境内就产生了13位翰林，南海也因此享有“岭南文化高地”的盛誉。 国有国法，家有家风，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薪火相传，虽物换星移，沧海桑田。是因为炎黄子孙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自己的源。无论走到哪里，融在血脉脐带中的家风是我们重归家园的精神密码。 作者：李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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