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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这样的峰回路转——当初那个曾经疯狂迫害画家的洪武皇帝朱元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当女真族建立的清政权问鼎中原、明朱氏皇朝丧失了对中国大地的统治之后，他的两个天才后人石涛与朱耷以艺术上的独步创新，突破清代画坛万马齐喑的仿古、复古风潮，为中国画带来了引人注目、令人振奋的新境界。他们以艺术领域的精神影响力统御中国画坛，直至三百多年后的今日，仍有许多名家深受他们的影响。国画大家齐白石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求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石涛是清初画坛的特例。在四僧画家中，石涛无论是艺术道路，还是参禅修佛诸方面，与其余三位都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与同时代的宗室遗民画家朱耷比较，差异就更大了。这不仅仅是艺术追求、宗教信仰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人生选择上大相径庭，这也注定会划出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古人说：“画如其人。”不同的人生轨迹，反映在书画上注定有着不一样的精彩。石涛，俗家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法号原济、超济等，别号很多，如“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等。他是大明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与朱耷比起来算是晚辈。根据史料研究，两人年龄虽相差16岁，但宗族辈分上却相差四辈。石涛多舛的一生始自明王朝的覆灭——公元1644年，石涛才刚刚三岁，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部队摧枯拉朽地攻打下轰然倒塌。这时候，他的父亲朱亨嘉刚刚袭封靖江王才六年，就遭遇了无家可归的命运。1645年（即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南京被清朝军队占领，南明小朝廷在短时间的苦苦支撑之后土崩瓦解，弘光帝做了清兵的俘虏，一些宗室藩王乘机纷纷自立。朱亨嘉也在广西总兵杨国威、桂林府推官顾奕等人的拥护下，自称监国。可是好景不长，朱亨嘉很快就在南明王朝内部激烈的斗争中失利，被同室操戈的宗族俘获，缢杀于福建。他的儿子石涛由宦官偷偷带到全州湘山寺隐姓埋名躲了起来。这个宦官，就是后来的喝涛。他们二人为了逃脱追杀苟全性命，不得不栖身佛门削发为僧。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喝涛扮演了石涛生活照料者和艺术领路人的角色，一生以师兄的身份站在石涛背后默默奉献，教他读书识字，传授他绘画技艺。十岁的时候，石涛作为一名少年僧人，随师兄喝涛来到武昌生活，逐渐显露出超群的绘画天赋。在此期间，石涛拜旅庵本月为师，学习禅学和传统文化，同时广泛学习各家之长，并从浑厚雄健的颜体书法入手，打下了坚实的书法根基。与朱耷潜心礼佛数十年做到寺庙的住持不同，石涛并没有将多少精力花费在礼佛禅修上。“五十年来大梦春，野心一片白云间。今生老秃原非我，前世衰阳却是身。”出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生存手段，佛门不过是他的庇护所，他的兴趣不在于诵经而在于山水之间，他的志向不是“成佛”而是用笔墨为山川万物代言。 由于晚明军队的追捕，石涛被迫从全州出逃。此后数十年，他漫游江浙、苏皖、楚鄂几省，寄居在寺庙，遍访名山大川，寄情诗词书画。他在安徽宣城敬亭山居住了15年，多次游历黄山，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搜尽奇峰打草稿”，潜心于艺术创作，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寻找艺术的真谛。黄山奇幻瑰丽的景色深深地吸引了他。他从黄山体现出来的孤绝傲岸、独具特色的品质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属，在变幻雄奇的黄山景色中，找到了创作的源泉。宣城的15年，彻底改写了石涛的艺术之路。石涛最重视现实生活和自然大造的心理感受，他曾说：“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从此，石涛踏上了向艺术巅峰迈进的历程。他在题画诗中写道：“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山无不有。”把黄山称为艺术上的老师、生活中的朋友，可见黄山与石涛这个时期的创作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黄山云海的仙境变幻，给石涛提供了海量的素材，同时也促进了他艺术水平的提高和升华。李麟在《大涤子传》中用相当篇幅描写了石涛的黄山之旅，书中写道：“既又率其缁侣游歙之黄山，攀接引松，过独木桥，观始信峰，居逾月，始于茫茫云海中得一见之。奇松怪石，千变万殊。如鬼神不可端倪，狂喜大叫，而画以益进。”可见，黄山对其灵府之泽被深远。 然而，作一个高僧或者著名艺术家并不是石涛的生活目的和人生理想。明宗室后裔的高贵出身使他念念不忘过去，常常在诗行里流露出对跻身于权贵阶层和获得世俗功名的渴望。艺术和禅宗成为他改变命运、追逐功名的手段。公元1680年，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声望之后，石涛下山来到南京，结交名流与权贵，获得了两次在康熙南巡时接驾面圣的机会。他非常激动地献诗献画，并署款“臣僧元济九顿首”。世俗的功利之心赤裸裸地暴露于世人面前。这两次接驾激起了石涛的野心，他不再甘心以画僧的身份行走江湖，而希望跻身庙堂，能有机会施展才华、报效朝廷。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和抱负，怀着“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的目的，公元1689年秋冬石涛来到北京城开始了四年的“北漂”生活。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这四年里，虽然他也时常受人邀请出入达官贵人的府邸，参加各种社交饭局，但是他也必须投挑报李，按主人的喜好作画。几年间虽然结交了不少士绅名流，但真正理解他的人却非常少。石涛历尽千辛万苦北上，最终换来的只是失望和失意。“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尽管跻身朝堂的希望破灭了，但石涛在绘画艺术上的提高却是显而易见的，迎来了自己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的笔墨愈发精微，气势更加宏大，风格也开始向严谨深稳过渡，创作出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经典之作。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秋天，绝望的石涛不得不买舟南下，离开北京，重新回到他熟悉的扬州，营建“大涤子草堂”，在那里定居。1696年之后，彻底醒悟的石涛还俗，从此成为一名职业画家，潜心于绘画和理论研究，技艺也更加纯熟，风格由早期的严谨清逸转向雄浑豪放。一直到去世，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扬州。孩童时代便失族丧家的石涛成长于清朝盛世，与一生倔傲孤僻的朱耷相比，从心境上他要“风和日丽”许多。他不忘自己家族曾有的荣光，给自己取过“苦瓜和尚”和“瞎尊者”两个号：苦瓜取“清皮朱心”之意，“瞎尊者”（事实上他视力正常）是取“失明”之意。石涛的父亲死于家族间的权利争斗而非清王朝征服者的铁蹄，因此他不像八大山人那样对清政府有直接的血债和仇恨。所以他能在康熙御驾之前跪拜称臣，期冀得到统治者对自己才华的认可，实现自我价值。在现实中碰了壁后，他又顺势调整了目标，回归到对艺术本身的追求上，由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与八大山人晚年结庐寤歌草堂、专注于绘事从而达到个人艺术巅峰是一致的，二人可谓殊途同归。同时，他们二人对清代直至当今画坛的影响，是清朝其他画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石涛半世云游、漂泊不定、居无定所，胸中抱负无法实现。生活中太多的失落与缺憾，使他的书画流露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和自由奔放的个性精神。他的作品恣肆奔放、不落窠臼，他崇尚创新、推重个性。“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代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收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他对清初画坛越演越烈的因袭模拟颓风和日趋明显的宗派门户习气嗤之以鼻。正如朱良志在《南画十六观》中评价的那样：“石涛画中真有李白‘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的浪漫意味。他的画没有陈腐、没有迂讷，只有活泼泼的生命精神。采采流水，蓬蓬远春。如觅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尘。他要捕捉天地的妙意，铸造他性灵的天国。” 石涛生于逆境，却不为坎坷的命运所压倒。他以天地造化为师，成为山川的代言人（“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他不但是画家，还是绘画理论家。在挥毫泼墨的数十年间，他始终不曾停下对画理的沉思，晚年撰写出《画语录》18章，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绘画美学体系，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美学思想，将中国古典绘画美学推向又一个高峰。近现代画坛的诸多大家受他绘画和理论的启发与影响，著名山水画家傅抱石一生推崇石涛，其名“抱石”二字也是因此而改的。从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黄宾虹、贺天健、陈子庄、黄秋园、石鲁等名家的作品中也总能找到丝丝缕缕石涛的影子，他们的绘画理论更是受石涛的影响。公元1707年，66岁的石涛与世长辞。一切辉煌都归于平淡，真实的石涛最终获得了解脱，破茧而出，突破了世间的喧嚣而成为中国书画艺术史册中一颗璀璨的明星。纵观石涛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纠结，既有前朝宗室的亡国之痛，又有投靠新朝兼济天下的志向抱负；既有“圣聪忽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的沾沾自喜，又有“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的俗不可耐，更有“诸方乞食苦瓜僧”“白头依然未有家”的顾影自怜。石涛思想中具备儒家思想的热情投入和道家思想的自由洒脱，反映在绘画上，他的画风千变万化、面目多端、异彩纷呈。“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这是石涛一以贯之的作画心法。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从他放纵奔逸的线条、氤氲恣肆的墨色、复杂多变的构图中，读出一颗鲜活的、颤动的匠心来。我们完全可以循着他的作品溯流而上，直达他博大的内心世界，在一笔一墨中立定精神，和他印心遥望，在纷繁混沌的时风中，去发现和承沐那份可贵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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