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朕言朕语背景：明朝洪武十八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案子。江苏常熟县一个普通的农民陈寿六因不堪地方官吏顾英的压榨，与其亲友一起将顾英捆绑至京城“告御状”。当时的大明皇帝知晓此事后，大为高兴，不但重惩了顾英，还称赞陈寿六是“农民楷模”。陈寿六一跃成为当时的“网红”，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农民”。 一、大明“网红”陈寿六陈寿六的故事记载在朱元璋亲自用口语化风格编写的那部《大诰三编》中： 常熟县乡民陈寿六本来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低眉顺眼地过着自己的穷日子。如果不是因为下面发生的事情，他也许一辈子就悄无声息地淹没在历史的深处。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陈寿六得罪了当地一个叫顾英的县吏，于是遭到了顾英的迫害打击。陈寿六家仅有的口粮和来年的种粮都被顾英的爪牙搜刮殆尽。当然县吏顾英不只是针对陈寿六一个人，他平时就横行乡里，受他迫害的人不在少数。他本来以为老实巴交的农民都是修炼过忍术的，很多事情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并不会翻起多大的浪。但是这一次他错了，因为他遇上了陈寿六。 顾英点起的这把火憋在陈寿六胸中，烧得难受。终于有一天，陈寿六爆发了。爆发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一怒之下冲进了“旁入公门”的门，趁顾英喝得酩酊大醉，将其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连夜押送离开常熟县，直奔京城而去。这事来得太过突然，常熟县的官吏们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明代百姓 需要指出的是，陈寿六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莽夫，他是一个知法懂法的乡民，他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僭越当时法律所限定的范围。也就是说，陈寿六绑架县吏顾英是按照朝廷颁布的正式制度在办事。 在临行之前，陈寿六做了一件事。他让乡亲们找来了朱元璋发布的反贪法律《大诰》，随身携带以作护身符之用。因为按照朱元璋的圣谕，对持有《大诰》押送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地方贪官联名赴京的普通民众，各个关卡路口都要一路绿灯。 陈寿六等人押送顾英到京上访后，朱元璋立即将顾英打进大牢。朱元璋不仅没有处罚陈寿六等以下犯上的罪过，还当面赏赐陈寿六钞30锭（相当于今天的几千块钱），其他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除了他们的杂役。 在陈寿六等人离京后，朱元璋在谕旨里，将陈寿六这种大无畏精神大加褒扬，号召全国的农民兄弟都要学习这种敢与官场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  《大诰》 在表彰文件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将他族诛！当然，如果陈寿六自己仗恃着我的名头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但是，陈寿六若有过失，地方官员无权作出决断，必须将他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 皇帝开了金口，陈寿六似的农民，就成了耀眼的明星，成了归朱元璋直接领导的御用农民。这种风气一开，洪武年间，在前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几乎时时处处都能看见成群结队的乡民押着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富豪或者胥吏往京城方向赶。 这些人干劲很足，他们自备干粮，自备交通工具。遇到关口有官员盘查，他们会从身上掏出随身携带的的小册子——《大诰》。地方官吏见到这本金黄色的小册子就会大开方便之门，一路绿灯。 当然这些官员不是畏惧于这些手无寸权的乡民，而是对陈寿六手中握着的《大诰》的畏惧，准确地说是百姓对于皇权的畏惧。  明代官员 二、旁入公门的“门”陈寿六作为一介农民，社会底层群众，为什么敢“以下犯上”甚至还能成功呢？这主要得益于大明掌舵者——朱元璋对于底层胥吏的深恶痛绝。 我们知道中国封建帝国的权力结构通常是由帝王、文官、胥吏三级构成，抛开那些奉行孔孟之道的文官集团，还有大量混在基层的胥吏。 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一辈子很难见上皇帝一面，也鲜少与真正的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们见的最多、打交道最多的就是那些披着权力马甲的胥吏。对于老百姓来说，那些游走在基层，数目庞大的胥吏才是权力集团的形象代言人。 这些胥吏肚里的墨水通常不多，由于体制的原因，他们也没办法去走科举之路，而且出身卑微，只能依靠在官府衙门混日子来养家糊口。另外他们没有国家发的工资，只有官府衙门给的聘用金（薪水）。 一句话概括就是，胥吏上受文官的分派，下受百姓的敌视，他们的存活之道就是伸手向老百姓不断地去索取，通过从民间刮地皮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欲望。 当年朱元璋还是草根朱重八的时候，那些来他家收钱的就是这类人，所以朱元璋对胥吏的痛恨可想而知。  朱元璋对胥吏十分痛恨 造成明朝胥吏猛如虎的真正祸根，其实还是来自于元代。元代统治者由于不熟悉儒家文化，便大量雇佣胥吏治国，到了明初胥吏仍旧跋扈异常，国家经常发生胥吏殴打上司的例子。虽然说朱元璋对跟他理念不符的文官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数量众多的胥吏却一直无可奈何。 在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所颁布的《大诰》里，有了这样一条新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 这就是朱元璋为了对付胥吏创新的一种方式——“旁入公门”。被贪官污吏盘剥的急了眼的老百姓可以从衙门侧旁的小门冲进去，把造成自己冤屈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不过对于那些官员，百姓们则是无权抓捕的。当然，朱元璋也给百姓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我就族诛他们。 说得直白一点，朱元璋为老百姓打开的这扇“旁入公门”的门，是只通污吏，不达贪官。 就是放在今天看，“旁入公门”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做法。允许老百姓从衙门的小门冲进去绑架为非作歹的胥吏，直接扭送到京城法办，且沿途官员不许拦截。不但不能拦截，还要做好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朱元璋的支持下，大明帝国很快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斗争胥吏的热潮。  说得直白一点，朱元璋为老百姓打开的这扇“旁入公门”的门，是只通污吏，不达贪官 三、不可复制的“陈寿六”在此之前，泱泱大国上千年的历史里，能够赋予老百姓破门捉拿污吏权力的政策还从来没有过。朱元璋的这一规定，可谓是石破天惊。 这个案例，表面上看乡民在这里遵守的是朱元璋颁发的正式章程，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朱元璋在这里走的是灰章程的路线。皇帝的灰色章程因为披了一层虎皮，就成了人人敬畏的正式章程。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的生存法则，很多时候就是官僚与皇权的博弈。这种博弈近似于武侠小说里的双手互搏，官僚需要积极发展灰色章程来维持自己的实际权力份额，君王也常常借助灰章程系统来限制官僚集团的权力扩张。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将第三方——民心人意拉拢到自己的权力范畴，谁就有可能笑到最后。 在古代中国，国家通过法制和惯例为普通老百姓提供了“鸣冤叫屈”、“哭诉”、“陈情”、“请愿”的一系列途径或方式，以满足他们在受到损害时的救济需求，保障他们生存需要的正当权益，防止官吏豪强过分危害他们。 但是在各种权益救济途径中，最为极端和特殊而使用极为困难而稀少者，大约就是像陈寿六这样不远千里跑到首都向皇帝控告，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告御状”。  中国历史的生存法则，很多时候就是官僚与皇权的博弈 陈寿六之所以能被朱元璋作为典型来宣扬，是因为事件本身的不可复制性。为什么说这个事件具有不可复制性，其理由有三点。 第一点：有“越级上访”的嫌疑。在历代都把“告御状”规定为权益救济的最后途径，一般禁止未经过地方到中央各级衙门处理的案件“告御状”。 第二点：有“逃脱审查”的嫌疑。一般都要经过一定的接待官员或衙门的审查甄别程序才能有选择地“上达天听”，一般并非人民直接向皇帝陈诉或递交状子。 第三点，皇帝出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种案例一般也并非皇帝亲自坐堂问理或书面审理，而是由受理机关的臣僚们先行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皇帝斟酌决定。 也就是这么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现实，成就了陈寿六，也成就了朱元璋。 朱元璋是个当了皇帝的农民，陈寿六是个一辈子都不会实现农转非的乡民。当过农民的朱重八应该很了解陈寿六，一个农民能够绑架县吏，大老远跑到自己这个披上“皇帝新装”的农民面前“告御状”，勇气可嘉，过程艰难。 当然此时的朱元璋并不是站在一个农民的角度来考虑其中的利害计算，那样的话，他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有政治觉悟的农民，而不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皇帝。 此时的朱元璋就是用自己手中的圣谕赋予乡民集团一项特权，用来制约官僚集团，以达到整顿吏治的目的。  此时的朱元璋就是用自己手中的圣谕赋予乡民集团一项特权，用来制约官僚集团，以达到整顿吏治的目的 四、结语小编在前面说了，陈寿六在离开常熟县时，让乡亲们找来一本朱元璋颁发的普法小册子——《大诰》。 这是朱元璋担心老百姓抓污吏上京，当地政府会拒绝给他们“路引”（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于是，《大诰》做出规定，百姓们没带路引出门，将治地方当局以重罪——又补充说：凡是进京上访或者是抓污吏上京的百姓，“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只要各处关口要津查问清楚是入京的，即刻放行，不得阻拦，否则一律杀头！ 可见，只要陈寿六们顾虑到的，朱重八早已经考虑到了。 在历代君王中，朱元璋整顿吏治的手段可以说是最为酷烈的。《明史》的《循吏传》共收有明一代270余年清官40人，而其中正统以前81年的清官就达30人，占总数3/4。可见明朝前期清官的数量要比中后期清官多。这种官吏清浊结构，和朱元璋重视吏治分不开。 陈寿六作为一个手无寸权的乡民，能够绑着一个县吏进京，这种行为本身的难度系数就高得离谱。  这种行为本身的难度系数就高得离谱 更多精彩请点击关注，如有不足之处还请批评指正，敬请留言，必定认真回复！谢谢！ 文中图片来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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