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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的鲁国有个叫阳货的人,是乱臣家的乱臣。大家都讨厌他,有一个人尤其讨厌他,连看他一眼都不愿看。可是,阳货很崇拜这个人,就想向这个人请教点事情。于是,阳货就设法去给这个人送礼。按照当时的规矩,收了人家的礼要还礼的。但是,这个人又不想看见阳货。怎么办?于是,他选择了一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还礼。既不失礼,又不见人。
什么是圣人?圣人也是常人,而且是常人的常人。圣人每天推开门也要面对油盐酱醋茶,圣人也要过日子。孔子面对生活中复杂的人和事,总能游刃有余,灵活处置。 他的灵活劲儿,绝对超出你的想象。至少是曾参想不到的。 原来,曾参的爸爸曾点脾气不太好。有一次,曾参和他的爸爸在自家田里锄草,曾参一不小心把瓜藤锄断了。他爸爸一气之下拿起一根棍子就打,直到把孩子打昏过去。 过了好久,曾参苏醒过来。为了不让爸爸担心,他忍着疼痛唱起了歌。回到家,为了不让妈妈担心,他又忍着剧痛继续弹琴。 事情传到孔子耳中,孔子把他找来,严厉警告曾参,这是绝对错误的。曾参吓了一跳,难道老师认为我应该跑吗?孔子说,跑还是不跑,要看你爸爸拿的棍子是粗还是细,棍子太粗可能把人打伤或打死,你就得赶快跑。你要真孝顺,就得为爸爸的名声着想。如果一个人把儿子打伤了,或者打死了,一定会被嘲笑的。你的爸爸要为此背上沉重的恶名。所以,爸爸拿很粗的棍子你就跑,这就是孝顺。爸爸拿细的棍子呢,你就不要跑,这个时候跑,你就是不孝了。反正他拿着细棍子,打几下也无妨。此乃“大杖则走,小杖则受”。 曾参无论如何想不到,夫子会这样灵活地处理这件事情。 对待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态度,处理不同的事情采取不同的方法。孔子在《论语》里明确讲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无可无不可,只要是符合正义就行。这反映了孔子“毋必毋固”,通权达变的思想。 孟子说：“伯夷，眼睛不看丑陋的事物，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使唤。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就隐退不出。施行暴政的国家，住有暴民的地方，他都不愿意居住。他认为和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 就像穿戴着上朝的礼服礼帽却坐在泥途或炭灰上一样。当殷纣王暴虐统治的时候，他隐居在渤海边，等待着天下太平。所以，听到过伯夷风范的人，贪得无厌的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会变得意志坚定。“ 伊尹说：‘哪个君主不可以侍奉？哪个百姓不可以使唤？’所以，他是天下太平做官，天下混乱也做官。他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就是要让先知的人来开导后知的人，先觉的人来开导后觉的人。我就是这些人中先知先觉的人，我要开导这些后知后觉的人．’他认为天下的百姓中，只要有一个普通男子或普通妇女没有承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他自己把别人推进山沟之中去了一样，这就是他以挑起天下的重担为己任的态度。
“柳下惠不以侍奉坏君主为耻辱，也不因官小而不做。做官不隐藏自己的才能，坚持按自己的原则办事。不被重用不怨恨，穷困也不忧愁。与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也照样很自在地不忍离去。他说：‘你是你，我是我，你就是赤身裸体在我旁边，对我又有什么污染呢？’所以，听到过柳下惠风范的人，心胸狭窄的会变得宽阔起来，刻薄的会变得厚道起来。 孟子说：‘伯夷是圣人里面最清高的；伊尹是圣人里面最负责任的；柳下惠是圣人里面最随和的；而孔子，则是圣之时者也，是圣人里面最识时务的人。 孔子曾自言：“我则异于是”——我和他们都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无可无不可”。君子没有非要这样做，或者非要那样做。 看看圣人,比对一下自己,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是否应该灵活洒脱一点更好?儒家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然而孔子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则认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大概就是儒家思想最精妙所在，君子不可被某些教条给框死了。
周游列国时,一次孔子从陈国逃离,路过蒲乡,遇到一伙叛乱分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他身材高大,有道德有勇力。叛乱分子胆怯于公良孺,便对孔子说,你们如果不去卫国,就放你们走。孔子答应了。于是,蒲乡的暴徒放出东门。然而,孔子师生一出东门,孔子就跟学生们说,立即赶往卫国。子贡问,盟誓可以违背吗?孔子说,要挟之下订的盟约,神是不会认可的。 孔子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在本乡本土碰到长老,孔子非常恭顺,好像不会说话一样。到了宗庙里,朝廷上,话不多,但说得非常明白流畅。上朝时同下大夫说话,侃侃而谈,温和快乐。同上大夫说话,正直而恭敬。在君主面前,说话谨慎小心,言行安详沉稳。接待外宾时,脸色矜持庄重,步履轻快,左右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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