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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对旱涝灾害的形象描述 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自然灾害不仅十分频繁，而且多种多样，如洪涝、干旱、地震、泥石流、台风等。当代又增加了各种各样的环境公害问题。大气污染、水污染，乃至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全球环境问题的出现，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历史上，我国因旱、涝灾害发生的频率高，涉及的范围广，而显得尤为突出。以黄河洪涝灾害为例，唐代大约平均5年发生一次河溢、河决或大水，其中唐高宗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河南、河北大水”，灾民近60万。北宋黄河水害更为严重，如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河决，“灌郡县四十五……坏田三十万顷”。又如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河决，“民溺死者百余万”。至民国，1933年黄河特大洪水，灾区遍及豫、鲁、冀、苏4省30县，淹没面积达6592平方公里，灾民273万人。旱灾则是我国“头号”的气象灾害，尤以黄河流域及华北、黄淮地区为最重。如近期上映的电影《一九四二》，就反映了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300多万人成为饿殍的悲惨史实。 频繁而又严重的旱、涝灾害，在历史文献中多有反映，并形成了一系列特有的专用词和词组用以描述灾害发生的状况及后果。 旱、涝灾害的形成和发生是由大气降雨的多寡造成的，因而文献中首先就有对降雨过程和形态的描述。“大雨如注”、“大雨连绵”、“阴雨连绵”、“淫雨弥月”等往往是严重涝灾的先兆；“大旱”、“苦旱”、“旱甚”、“赤地千里”，则与长时间、大面积的旱灾所相伴；而“甘雨时霖”、“雨暘时若”、“雨泽应时”，表明天从人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旱、涝的地表反应十分强烈。“一片汪洋”，“水深数尺”、“平地行舟”，“水势暴涨，盈溢堤岸”，“巨浪怒吼，声势汹涌”，“风卷狂澜，波浪掀天”，将造成“天下行洪”、“河水大溢”，不仅“淹没庐舍甚众”，使“民舍冲没殆尽”，还导致民众“漂溺者无算”。看了这些文字，不难想见洪涝灾害的严重程度。“涝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旱灾较之涝灾，其后果往往“过之而无不及”。“焦地流金，大地生烟”，“河涸”、“湖涸”、“井涸”、“泉涸”，使“禾尽槁”、“草木尽枯”，粮食生产也“因旱一粒不收”。 旱、涝之所以成灾，主要在于它对人类生存的灾难性打击。“大灾”的直接后果是粮食歉收，乃至绝产，进而引发灾民“大饥”、“饥甚”、“饿孚甚众”，以至于“骨肉相食，十室九空”，“饥殍载途，白骨盈野”。另外，由于旱、涝灾害严重破坏了人类的生活环境，迫使大量灾民为了活命不得不四处逃荒。其数量通常是因灾害死亡者的数倍、十几倍乃至数十倍。 严重的旱、涝灾害于软弱无力的封建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他们也仅仅能够做到“蠲免田赋”、“截清赈济”、“免历年积欠田赋”而已。倘若灾情极其严重，而又救灾不力，则还会引起民众揭竿而起，甚至导致改朝换代。 古人记录旱、涝灾害多为概念性的形象描述，而不是量化了的具体数字，究其原因，主要是受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条件所限和对观测、统计工作重视不够所致。如对黄河洪水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仅限于涨落的定性概念，而缺乏科学的定量观测和分析。直知道水大沙多，而不能定量分析，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黄河的内在规律。治理工程建设缺乏科学依据，也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也是历史上黄河堤防频繁决溢的主要原因。另外，定性议论多而定量少，就难以产生论证有力的具体资料，有时加上主观成见较深，派别斗争激烈，议论多片面、偏颇，更谈不上实践的效果。清乾隆皇帝就曾感叹：“议河亦如聚讼”、“徒事摭拾空言”。 对黄河洪水、泥沙真正意义上的定量认识，始于近代。随着东西方沟通的加强及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1912年黄河流域在泰安设立了第一个雨量站，1919年先后在河南陕县、山东泺口设立了黄河干流上最早的水文站。然而，民国时期的黄河水患并未减轻，治理也多限于纸上谈兵。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可供应用或参考的水文资料少得可怜，1950年初也只能简单地规定：该年度的治黄方针为，以防御比1949年更大的洪水为目标；接着又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保证陕县17000立方米每秒洪水不发生溃决，并据此实施了1950年的汛前准备工作，完成了各项修防工程。 为切实做好黄河防汛工作，确保长治久安，从1950年开始黄委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黄河治本研究工作，并围绕水文、泥沙、地质等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勘测和研究。至1954年，不仅在全河上下建立了数百处水文站、水位站、雨量站，而且完成了1919年至1952年间黄河水文资料整编及历史洪水的调查工作。一些文献或民谣中形象描述的大洪水，通过实地调查，科学测算，得到了具体量化。如民谣“道光二十三（公元1843年），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福滩”中提到的这次大洪水。治河工作者通过对相关地区洪水痕迹的调查，测算出当年陕县最大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每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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