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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梅谦立 十六世纪，通过海洋之路，西方国家连接了全球各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的全球化，其中有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权力斗争的复杂关系。1580-1590年期间，腓力二世（Felipe II，1527-1598）的皇庭里几次讨论中国，有两位耶稣会士代表两个不同的立场。第一位是西班牙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1540-1593），他曾在菲律宾一段时间，他也曾到过中国。他返回欧洲后，建议西班牙从马尼拉派军队征服中国。必须用武力征服中国的重要原因在于晚明的封锁政策：传教士无法传福音；因此，只有派军队才能打开传教士的道路。不过，很多西班牙耶稣会士都反对这种危险的建议。负责在东亚传教的耶稣会巡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强烈反对，甚至在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也不赞成。 1590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向腓力二世展示了与桑切斯完全不同的立场。同范礼安一样，他强烈反对采用武力。他给皇庭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社会等情况。他认为中国古典经典最能代表中国文明的高水平，因此他把儒家经典，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前两章，翻译成西班牙文。这是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调和中西文化。 罗明坚“四书”翻译的遗产 在罗明坚之前，在华耶稣会士无疑模仿日本传教士，而“附佛”正是后者传教策略的显著特点。罗明坚关注并重视到当时有着璀璨丰富的思想体系的儒家思想，无疑极具开创性。虽然其在华传教过程中因与佛教的纠葛过深而被后世指责，但综合考察其译介“四书”的情况，可以说罗明坚开创了耶稣会汇合耶儒之先河，并对百余年间东西文化交流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利玛窦翻译的“四书”译本至今难觅踪影，无法直接和罗明坚西班牙文“四书”进行比较。但仍可以判断利玛窦参阅过罗明坚的“四书”译本，并在其著述过程中适当地借用、借鉴。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前文提到的罗明坚错将宋明儒学批评佛教的内容误认为是孔子批佛的内容，在利玛窦的著作中亦有出现，并被其后继者不断将这错误继承重现。 自罗明坚伊始，耶稣会士开始重视对“四书”的翻译工作。1666年，郭纳爵在殷铎泽的帮助下，在江西建昌出版了《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在1667-1669年，殷铎泽也出版了名为《中国政治道德知识》（Sinarumscientia politico-moralis）的中庸译本。上述著作于1687年以《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为名在巴黎出版，而“中国哲学家孔子”最早的提出者正是罗明坚。 考察这些译本，会发现他们都沿着罗明坚的思路，在译介过程中强调儒家经典中的理性维度。尽管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是《中国智慧》、《中国政治道德知识》和《中国哲学家孔子》对儒家关键概念皆沿用罗明坚的译名，如“理”，西班牙文为“razón”，拉丁文为“ratio”；“性”，西班牙文“naturaleza”，拉丁文为“natura”；“明德”，西班牙文“lumbre natural”，拉丁文“ratio naturalis”等等。当然，随着传教工作的推进和一代代杰出传教士的努力，翻译也越来越准确。如《中国智慧》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都对罗明坚有时将“鬼神”理解为“恶鬼”的错误理解予以纠正。 通过对译稿的研究，可认定在1590年前后罗明坚已经对儒家经典有了较为清楚的理解，已设立了一定的经典解释原则，并且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彰显儒家与西方神哲学的一致性。此外，罗明坚也通过“四书”译稿，向欧洲证明了中国儒家通过理性，实在可以了解关于天主的知识，不应被当做蛮夷来粗暴地对待。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和儒家士大夫能在平等、尊重、理解的立场上展开两大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其中绝少不了罗明坚的奠基之功。罗明坚的翻译建立起西文译介儒家经典的基本解释框架，并由利玛窦和后继在华传教士延续了二百多年。以往我们多将东西文化交流中各种亮点归功于利玛窦，但通过重新发现和研究罗明坚的西班牙文“四书”手稿，足可将赞许还给它实至名归的主人。 【来源：摘编自《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论文集·儒家经典与中西文明的和平交流：耶稣会士罗明坚与儒家经典在欧洲的首次译介》；作者：梅谦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山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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