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葡萄牙能作出新努力,在这些判归给她的领土上建立强有力的统治。1498年3月1日,当华士高·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莫三比克遇上第一艘载满印度货物的阿拉伯船的时候,葡人又有了新动机去继续探险和扩张:通过香料买卖牟利。然而,盈利并不能替代十字军精神,祗能将其淡化。当非洲的障碍已经清除,印度就在眼前的时候,葡人仍有必要在其全盛时期保护他们的成果,以防回教徒的破坏(3)在近东和地中海流域发生的事件可为此作证。16世纪初,土耳其人赢得威尼斯,使这个依靠与东方回教世界进行传统贸易的欧洲商业都市日渐式微,并打开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中部的通道。
但葡人并未因此而停步。到1513年,欧维士(Jorge Álvares)到达中国;在随后的1514年,一个贸易使圑相继到达:1515年,拉帕尔·佩雷斯特罗(Raphael Perestello)乘坐中国帆船到达南中国;1517年,安德拉斯(Simão Peres d'Andrade)沿珠江航行到广州,葡国首位驻华大使汤母·贝雷斯(Tomé Pires)也于1520年到达北京。1542年,安东尼奥·达·莫塔(António da Mota)和两位同伴被风吹袭而首次到达日本。几十年间,回教的前线被侧翼包抄打而破,后方的联系也被切断。东西方之间有了更多直接联系。欧洲发现了,或者说,重新发现了非洲和亚洲--一个新的世界。(6)
葡人是在土耳其人蹲在中世纪通往东方的陆路上,令商人感到困难和无利可图时发现通往印度及东方各地的海路。耶稣会俗家修士贝托·德·戈斯(Bento de Góis)(1563-1607)于1602年应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要求,从亚格拉经陆路到中国,以便探索陆路和求证利玛窦的假设:马可勃罗和中世纪修道士所指的Cathay 就是中国。临终时,戈斯回忆说,这段旅程是多么漫长、多么疲累和多么危险,因此,任何俗家修士都不应步他的后尘。虽然有这样的忠告,人们还是作了多次尝试去寻找另一条道路来代替一般漫长、疲累和危险的的海路。这些尝试多半是在与中国建立了陆路联系之后,计划通过俄罗斯领土进行。(7)
早期离开欧洲前往改变这个新世界的传教士也曾企图将之西化。在葡萄牙属土,皈依基督的人洗礼时,不仅被给予一个基督教的名字,而且还被劝谕使用葡人姓氏,穿欧洲衣服,遵守欧洲礼节。西班牙人在他们的地域里也做同样的事情。当时,任何对于欧洲文化的更改都被视为与神对抗,别说要更改基督教义。塔瑟斯的保罗修改教义,以便适合希腊罗马文化(目前还是一个犹太小教派),他的精神和事例被置之不理。伊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于1534年建立“耶稣会规则”,其主要目的是保卫和宣扬基督信仰,他的儿子们受了他在规则里所表现的精神所鼓励,模仿圣保罗,试图以他为榜样。像这样的尝试非常少见。(12)
该总督认为这个计划值得试行,因为他早已目睹过沙勿略成功排除过许多似乎不可能排除的障碍。因此,他委任沙勿略的朋友迪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为大使,而沙勿略就与他同行。但所有的努力都被马六甲总司令阿尔瓦罗·达伽马(Álvaro de Ataíde da Gama)和这位航海家的不肖子华士高·伽马破坏载着大使的船停在马六甲时,这位总司令不允许离开,除非对佩雷拉的委任获得撒销。阿尔瓦罗这个十分贪婪的敛财者想自己坐上这个有利可图职位。沙勿略想,无论他向中国皇帝的请求如何成功,最终也归于阿尔瓦罗,因此,他放弃了所有以正常方式进入中国的希望,独自乘船以走私方式进入这一帝国。在实行他的计划之前,他写了一封告别书给佩雷拉大使,该大使曾给他金钱,以便买通到达中国的路。沙勿略写道,如果佩雷拉去探望他,他不在广州监狱就是在京城皇宫,据说皇帝就住在那里。(26)后来于1552年8月,在与一位忠实的中国传译员到中国海岸的上川岛途中,他与一位中国商人做好安排,送他到大陆。但是,后者并未出现,沙勿略在12月3日死于荒岛上,他打破中国自我封闭的努力付诸东流。
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沙勿略的精神和处事方法仍然留存:在以后的三十一年里,他的同仁和继承者以令人钦佩的毅力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始终未有大的成续。就算有些人能成功进入(曾有25人)也未获得居留,只好在短期内离开。这25人的故事是这样的:1555年7月20日,印度耶稣会葡人大主教梅施尔·努内斯·巴雷托(Melchior Nunes Barreto)(1519-1571)在去日本途中访问上川岛并在那里主持弥撒。他由卡斯巴尔·维雷拉(Gaspar Villela,1526-1572)神父和四名耶稣会教友陪同;美士尔(Melchior),安东尼奥·迪亚斯(António Dias),路易斯·弗来斯(Luis Fróes,1528-1597)和埃斯特旺·德·戈斯(Estevão de Gois,1526-1588)。8月3日,他到达澳门以西28里格的兰浦高岛(译音),(27)同年的8月和11月之间,他两度到广州,每次停留一个月,试图令狱中的三名葡国人和三名本地基督教徒获得释放。(28)1556年的四旬斋期间,他第三次到广州。随后他于6月5日继续前往日本,留下德·戈斯教友在中国学习语言,但他因病于1557年返回果亚。(29)
1556年末,卡斯帕·达·克罗斯(Gaspar da Cruz,O. P.)到达广州,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30)。1560年1 1月21日,巴尔塔萨·加戈(Baltasar Gago,S. J.1515-1538)从日本归来途中,由于天气恶劣,被迫在海南岛躲避,直至1561年5月才离开,经过30天旅程到达澳门,停留至1562年1月1日离开。(31)
1562年8月24日,意大利耶稣会士哥瓦尼·巴帝斯特·蒙特(Giovanni Battista de Monte,1528-1587)和他的葡人同伴弗来斯在澳门停留,至1563年中才离开。(32)
安东尼奥·瓦斯(Antonio Vaz,S. J. ,1523-1573?)曾于1574年2月7日至3月20日(大约)在广州逗留。(39)
1575年,克利斯多旺·达·高士德(Cristóvão da Costa,S. J. ,1529-1582)曾两次陪同葡国商人往广州,分别停留两个月和一个月,但未准许居留。(40)
约于同时期的1575年,主教卡内路试图在广州立足,但未能成功。(41)
1575年,两名奥古斯丁教士以及西班牙人马尔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和麦西哥人热罗尼莫·马林(Jerónimo Marín)从菲律宾到达福建省,于9月14日回菲律宾。(42)
1579年2月一些耶稣会士前往广州。(43)
同年6月23日四名圣方济各传教士和三名第三会会士以圣方济各教士打扮到达广州。这几名传教士分别为意大利人哥瓦尼·巴蒂斯德·卢卡雷勒·巴沙路(Giovanni Battista Lucarelli da Pesaro,1540-1604),西班牙人佩德罗·德·阿尔弗罗(Pedro de Alfaro,卒于1580),安吉斯蒂诺·德·特尔德西拉斯(Augustino de Tordesillas,1528-1629)和塞巴斯蒂奴·德·巴埃萨(Sebastiano de Baeza,卒于1579)。那三名第三会会士分别为西班牙士兵弗郎西斯科·德·杜纳斯(Francisco de Duenas)和胡安·迪雅士·帕多(Juan Diaz Pardo,卒于1615),以及麦西哥人佩德罗·德·维拉罗尔(Perdro de Villaroel)。他们在广州监狱被囚禁50天后,被迫离开中国。(44)
1580年复活节(4月3日),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S. J. ,1543-1607)前往广州,在河边一间房屋居住。1581年,他两次回到广州,第一次由教友贝雷斯(1563-1632)陪同,第二次由安德烈·平托神父陪同。(45)第一次他停留了三个月,第二次停留了二个月,都住在暹罗使馆内。(46)1582年4月和5月,他第四度到广州,逗留了一个半月,5月2日,阿罗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S. J. ,1551-1614)和两个圣方济各教士加入,其中一人为第三会会士帕多,他已是第二次到广州。这些人都是从菲律宾经广东省东北部一口岸进入。桑切斯从5月2日到29日都停留在广州。(47)罗明坚曾两次从广州出发到肇庆,这是两广(广东和广西)总督府所在地。他在6月份第一次前往时,由一位法庭稽查员马提亚斯·番纳拉(Matías Panela)陪同,而12月27日第二次前往时,就由法朗契斯哥·巴休(Francesco Pasio,S. J. ,1554-1612)陪同。两次到肇庆之间的一段时间,他返回澳门。1583年3月,罗明坚和巴休第二次从肇庆返澳,而两位圣方济各教士就经澳门和日本返回菲律宾。(48)
1582年6月,隐修士杰诺尼摩·德·布尔戈(Jerónimo de Burgos,卒于1593),马丁(依纳爵·罗耀拉之侄),特尔德西拉斯(第二次),日罗拉莫·德·阿及拉尔(Girólamo de Aguilar,卒于1591)及安东尼·德·威兰奴瓦(Antóniode Villanueva)本想前往澳门,但却在福建省泉州登陆,同行的有由两位俗家修士弗朗西斯哥·德·戈尔多瓦(Francisco de Córdova)和克利斯多弗罗·戈麦斯(Cristóforo Gómez)以及三位士兵。他们被当作间谍带往广州,但后来被释放并送往澳门。(49)
1583年5月,另一组隐修士,迪雅哥·奥罗佩萨(Diego de Oropesa),巴托罗米·诺伊斯(Bartolomé Ruíz),弗朗西斯哥·德·蒙蒂亚(Francisco de Montilla)和佩德罗·柯提斯·卡贝萨斯(Pedro Ortiz Cabezas)在从安南国到菲律宾的途中因台风吹袭登陆海南岛。陪同的四名圣方济各俗家修士为戈麦斯,迪雅哥·占门尼斯(Diego Jiménez),弗朗西斯哥·威拉连奴(Francisco Villarino)和一名见习修士马纽尔·圣地牙哥(Manuel de Santiago)。他们被当作间谍带往广州,在葡人付给捐赠之物后获得释放。(50)
1565年,波吉亚被选为耶稣会的首脑,这项计划就更有机会获得支持。他对于传道的兴趣不限于他的圣职范围之内,有记载他在1568年与罗马教皇庇护五世的一次谈话中建议组成一个特别的议会来指导一切有关令非基督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活动,因为当时的传道区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政者,而这些人已再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个建议成了1622年的传道议会(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的建立。(53)就他的职责而言,他做的最有用的事情之一是接纳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进入耶稣会,他是东方第二大耶稣会传教士。(54)
他原以为任何在澳门的传教士都适合做这项工作,但由于他们的看法与他相反,令他不敢抱太大希望。因此,他写信给果亚的耶稣会大主教维森特·罗德理戈(Vicente Rodrigo),要求派遣当时是交趾教区长的年青意大利神父巴纳甸奴·德·法拉里斯(Bernardino de Ferrariis)。为何他要选择这个人和为何这个人不能去,原因不大清濋,但大主教派遣了一个他认为是很好的替代人:罗明坚。(56)
正如他的前辈沙勿略一样,范礼安醒悟到有学问的人是必要的,他不仅要求这些人从欧洲派遣,而且还十分注重知识训练,他重组果亚圣约翰学院的教学,在芬耐(Funai)、日本建立学院,为澳门的学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架构。范礼安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沙勿略的文化融合方法,而且使它制度化,并且在日本付诸实行,正如他在1581年的一本书(Ⅱ cerimoniale per i missionari del Giappone)中所体现的。(57)他为进入中国作了准备,派遣了三名传教士,他们将在那里实行文化融合。范礼安有三方面比沙勿略有利:他得益于沙勿略所开拓的见识,他有更多的时间(他三十二年而沙勿略只得十年),在最后的十一年里,他只需关注东亚地区。
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醒悟到,作这些让步令他们处于危险的境地,这可以体现这样一种事实:他们只是暂时容忍这些仪式,那怕是无知者所为。利玛窦在1603年的训令(这是文化融合的最早模式)就很清楚地证明了这点。该训令是耶稣会使用仪式规则的开始。也就是说,利玛窦的意图是从内部(中国礼仪)加速文化融合。以此过渡到从外部(西方礼仪)进行长期的文化融和。他的继承人和康熙都明白他在这方面的意图,这可从康熙皇帝1700年的宣言中证实。(83)这叫做“耶稣会理论”:利玛窦和他的继承人对由来已久的非基督教的思想和行动习惯(这些习惯从内部表现出不能容许的迷信观念)所采取的态度。法国耶稣会汉学家安东亚尼·波莱瓦列尔(Antoine de Beauvollier,1657-1708)用一句简短的话来为这一理论下定义:“允许这些仪式固然危险,但将之禁止更危险。”(84)
除此之外,耶稣会士对给予利玛窦的文化融合方法一个神学的解释“可能做法”(probabile,immo valde probabile)感到满意。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不否认反面的意见是“较为安全”,但这正表明他们为何不像那些好战对手那样做,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那些觉得遵循学过的较严谨的宗教观念良心会好过些的传教士身上。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没有耶稣会士的这种方法,这些对手将无法在中国立足。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会理论是在基督教道德准则允许的合理前提下的一种平衡的半辩证法,它是要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必然做法。当然,在那个世纪的进程中,在耶稣会的各阶层里,会偶然出现一些不同意见者,而其它人则会将证据大大地加以丰富(那些相信者)。绝大多数的耶稣会汉学家都认为利玛窦的文化融合是一种“可能做法”,而唯一不赞成整个方法的是卡罗德·达·威斯特鲁(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8)。(85)
然而,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一个孤立的国家,不愿意打开她的大门,直至利玛窦推行文化融合。因此,当他选择自己的表述方法,以及当他的作品到达日本时,耶稣会士感到困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问题在中国和在日本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向设于澳门的耶稣会东亚总部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而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就是从澳门获悉这些忧虑的,继承利玛窦中国耶稣会传教主管职位的尼哥罗·伦哥巴地(Niccolo Longobardi,1565-1655)同意日本耶稣会士的意见,就利玛窦的用词和词意的正确性在学者之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并且出版了一本含有他所下结论的书。(87)另一位与利玛窦意见不同的同事是塞巴斯蒂奴·德·尤亚西斯(Sebastiano de Ursis,1575-1620),虽然其它同事例如圭里奥·阿伦尼(Guilio Aleni,1582-1649),阿尔瓦罗·德·塞门多(Alvarode Semedo,1586-1658)和尼哥拉斯·特里哥尔特(Nicolas Trigault,1577-1628)都支持利玛窦。这种争论由1610年持续到1633年。God这个词最后被确定为“天主”,因为它的使用不会破坏正统性和清晰性,利玛窦从1583年开始使用这个词,中国的基督教徒也一直沿用。然而,这样一种妥协并不意味着“上帝”或“天”这个词是不可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伦哥巴地的书在1635-1641年被耶稣会副大主教弗朗西斯科·福尔多都(Francesco Furtodo,1589-1653)禁制,但却保留在中国礼仪的反对者多明哥·弗尔南德斯·德·纳瓦雷德(Domingo Fernandez de Navarrette,O. P. ,1618-1686)的《历史性的条约》(Tratados históricos)这本书中。(88)虽然伦哥巴地的结论与利玛窦的有所不同,但他最终接受了这位耶稣会士的政策和方法,并没有作出反抗。这种诚实的异见最后终于获得解决。这和亚丰索·瓦格诺尼(Alfonso Vagnoni,S. J. ,1586-1640)的情况相似,他是南京传教团的主管,他在利玛窦去世后背离他对非直接传道的坚持。可能受了那些中国以外的,不相信数学和天文学是传播基督教的聪明方法的人影响,他在该城市设立中国第一个公开教堂和进行礼拜活动,其铺张令人觉得他有点不智。这些,再加上因他而起的对佛教僧侣的批评,引起了敌对情绪,而且很快就发展到危险的程度。一个新任礼部副官于1617年发起一场运动,结果礼部发出告示,禁止在中国宣扬和信奉基督教,(89)该法令在南京严厉执行。当时瓦格诺尼和塞门多两位当地仅有的耶稣会士被逮捕;瓦格诺尼被判跖刑,然后他和塞门多就被放在笼里运到广州,再驱逐出境。在短暂的流亡生活里,除了做其它事情外,他就专注于中国古典著作的学习和文言能力的提高。他能够很有技巧地书写汉语,他写的有关基督教义的著作是早期的耶稣会士最有效力作之中的一部分。
但为甚么托砵僧传教士姗姗来迟? 因为于1585年1月28日,正是利玛窦成功进入中国两年之后,教皇格列高是十三世在他的训令(Brief Ex Pastorali Officio)中禁止其它分会进入中国,以避免分歧,允许耶稣会士试行文化调和的方法。(91)然而,该法令寿命并不长久,因为教皇斯克杜斯(Sixtus)五世在1586年11月15日将它废止并允许圣方济各会士到中国。(92)该法令的废止得到这些教皇们的确认:克里特八世(1600年12月12日),保罗五世(1611年)和乌尔班八世。(93)因此,圣方济各修士终于能在1632年进入中国。安东尼·德·圣玛利亚·卡巴雷罗(Antó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O. F. M.)和胡安·班第斯特·德·摩拉勒斯(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O. P.)于次年到达。这标志着圣方济各会士和耶稣会士因基于不同传道方法而引起的争端的开始。
虽然中国已经正式接受了利玛窦的文化融合方法,欧洲却在18世纪将之抛弃。(96)正是礼仪争端期间欧洲人自己的行为暴露了利玛窦文化融合方法中内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大弱点,这就是低效应的伦理道德体系。利玛窦已经勾画出一幅以基督教来完善儒家思想的乐观图画。他是一个乐观者,他相信人类的理性可以超越和克服种族、民族和语言偏见这些自我规限所产生的非理性。他遵循耶稣基督的命令:“去吧,去每一个有人的地方,令他们都成为我的信徒:以上帝的父子和圣灵的名义为他们洗礼,教他们服从我要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任何时候都在你们身边,直至天荒地老。”(97)纵然利玛窦的文化调和方式有很多问题和缺点,现在是时候尝试这一方式和留意耶稣会士比尔拉·太拉特·德·查尔甸(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忠告:“民族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我们不想灭亡,就要摒弃过往的偏见,共同建设这个世界。”(98)
曾泽瑶译
【注】
(1)Joseph Sebes, S. J.,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中俄涅尔琴斯克条约)(1689);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 J.(巴雷拉日记)(Rome,1961),页83-86;C. Raymond Beazley的两本著作:Price Henry the Navigator: The Hero of Portugal and of Modern Discovery,1394-1460 A. D.(航海家亨利王子:葡萄牙和现代发现的英雄,1394-1460 A. D.)(New York,1895)及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 (现代地理学的黎明),3 vols (London,1897-1960):Joaquim Bensaude 的三本著作:Lacunes et surprises de l'histoire des découvertes maritimes,1e parties (Coimbra,1930), A cruzada do infante d. Henrique (Lisbon,1942),及Legendes allemandes sur I'histoire des decouvertes martitimes portugaises: réponse à M. Hermann Wagner, 2 vols.(Genva,1917-1920)。请同时参看Armando Cortesão的编译本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托马斯·比利斯的东方洛要和法兰斯高·罗德利利格斯的书),2 vols. ,(London,1944);Adelhelm Jann,O. F. M. Cap.,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in Indien China and Japan. Ihre Organisation und das portugiesische Patronat vom 15. bis ins 18. Jahrhundert (Paderborn,1915);António da Silva Rego,Ó Padroado Português do Oriente;esbôço histórico(Lisbon,1940)。
(2)Sebes,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中俄涅尔琴斯克条约),页84。
(3)同上,页85。
(4)Jacqes,Gemet,A Histotry of Chinese Civlization,(中国文明史),J. R. Foster的译本(Cambridge,England,1985)页448-49。
(5)Sebes,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中俄涅尔琴斯克条约),页85-86。其他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委婉地使用有关国土扩张的口号。西班牙人用“黄金,荣耀和福音”;后来法国人用“LaMission Civilisatrice”:俄国人用“战争和贸易”:“白人的包袱”就起源于英国人:“命定扩张”在美国人中就十分流行;而在20世纪,纳粹德国就创造了“生存空间”这个口号。
(6)Sebes,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中俄涅尔琴斯克条约),页85-86。
(7)同上,页90-91。
(8)Sebes,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中俄涅尔琴斯克条约),页85-86。Jan J. L. Duyvendak,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ondon,1949)。
(9)Sebes,Jesuits and Sino-Russian Treaty(中俄涅尔琴斯克条约),页86。
(10)Prefce I for Sundays,Roman Missal,l Peter 2:9,elaborating from Exodus 19:6.
(11)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四传注释,Yenching Joumal of Chinese Studies(一本研究杂志),论文系列之七(北京,1934),页139。
(12)JohnD. Young,East-West Synthesis:Matteo Ricco and Confucianism (东西方交融:利玛窦及儒家思想)(香港,1980),页1-2。
(13)António da Silva Rego,Courso de missiologia(Lisbon,1956),页361。
(14)Georg Schurhammer,S. J. 及Josef Wicki,S. J. ,eds.,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jus Scripta,nova editio,2 vols. Rome,1944-1945,2:16。请同时参看Georg Schurhammer,S. J., Fracis Xavier,His life,His Time(方济各·沙勿略的生命及其时代),M. Josdph Costelloe,S. J. 的译本,4 vols. (Rome,1973-1982)。
(15)Schurhammer及Wicki,Epistolae,2:373;Henry J. Co1eridge,S. J.,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t. Francis Xavier(圣方济各的生活及书信),2 vols.(London,1912),2:241-42页。
(16)Michael Cooper,S. J. Rodrigues the Intepreter. An EarlyJesuitinJapan and China(翻译员罗德利格斯,早期日本中国的耶稣会士),(New York,1974),页284-86。
(17)Young,East-West Synthesis(东西方交融),页4-5。。
(18)Coleridge,Life and Letters of St. Francis Xavier(圣方济各的生活及书信),页2:369。
(25)Sebes,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中俄涅尔琴斯克条约),页39-42;Wiki,Documenta Indica,页4:106-8,页12:950-69。有关明代资料请参看Albert Chan,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明朝之盛衰)(Norman,1982)。
(27)Pasquale M. D'Elia,S. J. ,ed. Fonti Ricciane:Documenti Origind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e la Cina 1579-1615,3 vols.(Rome,1942-1949),页1:139-40;Albert Herrmann,Historical and Commercial Atlas of China(中国历史及商业地图集),(Cambridge,1935),页56,C3;PaulPelliot,“UnOuvrage sur les premiers temps de Macao,”T'oung Pao,31(1934-1935):71n.2;张维华的注释,页138。
(28)Chronicon Societatis Jesu,in Johannes Alphonsus de Polanco,S. J;Vita Ignatii Loiolae et Rerum Societais Jesu historia,6 vols. (Rome,1894-1898),4 (anno 1554):652,5 (anno 1555):页715-23。
(29)Emmanuel da Costa,S. J. ,Rerum a Societate Jesu in Oriente gestarum ad annum usque a Deipara Virgine MDLXVIII,commentarius,trans. Giovanni Maffei,S. J.(Dillingen,1571),fols.107v-114v;Melchior NunesBarreto 1555年11月23日写给在印度,葡萄牙和罗马教友的信,Diversi avvisi particolari dall'Indie di Portogallo ricevuti dall'anno 1551fino al 1558(venice,1558),fol.271 v. 请同时参看Nunes Barreto在交趾写给耶稣会会长的两封信:(1)1558年1月8日,存于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es Iesu(罗马耶稣会档案,以下简称ARSI),Japonica et Sinica(日本和中国部分,以下简称Jap-Sin.),4:fols. 页82-89;(2)1558年1月13日,ARSI,Jap-Sin. ,4:fols. 页90-94。
(30)C. R. Boxer的编译本,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6世纪的南中国)。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Fr. Gaspar da Cruz,O. P;Fr. Martin de Rada,O. E. S. A.(巴雷拉,达克罗斯,拉达的故事),1550-1575(London,1953),lix,页122。同时参看Chronicon (1555) in Polanco, Vita ignatii,loiolae,5:723。
(34)ARSI,Jap.-Sin,6:fols. 页86r-87v,1565年11月3日伊斯哥巴(从澳门)写给特舍拉的信的意大利文译本。请看Pasquale M. D'Elia,S. J.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e relaza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prima dell'arrivo di P. Matteo Ricci,S. J.(1582),”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16(1936):页223-26。
(38)Organtino Gnecchi-Soldo. S. J.1569年10月29日(从澳门)写给Luis Madrid,S. J. 的信,ARSI,Jap-Sin,6:fols. 页257-58。同时参看Joseph de Moidrey,S. J;La Hiérarchie catholique en Chine,en Corée et au Japon 1370-1914。Variétés sinologiques,no.38(Zi-Ka-wei,1914),页6.1555年1月卡内路被任委为尼西亚主教和埃塞俄比亚副主教。和主教一样,他从未成功到达埃塞俄比亚。在6月份(ARSI,Jap-Sin,6:fols. 页240),他到达澳门,作为中国、日本的主教,但不是澳门的主教,澳门教区是在1576年才建立的。参看D'Elia,Fonti Ricciane,1:153.5。在到达澳门后不久,卡内路试图放弃主教职位并休养于耶稣会一间屋子内,但未能成功,直到1582年1月才能如愿。他于1583年8月19日在澳门去世。请同时参看Catálogode los documentos relativos a las Islas Filipinas existentes en el Archivo de Indias de Sevilla por D. Pedro Torresy Lanzas y Francisco Navas del Valle,y precedido de una erudita historia general de Filipinas por el P. Pedro Pastells,S. J.8 vols.(Barcelona,1925-1933),2:CLIX。
(39)Giovanni Francesco Stefanoni,S. J.1574年10月6日(从日本Goto)写的信,ARSI,Jap-Sin,7,I:fols. 页241 r。
(52)Wiki,Documenta Indica,页13:195-201。同时参看José Maria Braga的两本著作,O primeiro accordo Luso-Chinês realizado por Leonel de Sousa em 1554(Macao,1939)及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西方开拓者及澳门的发现)(Macao,1949)。同时参看C. R. Boxer的两部著作,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1550-1770 远东贵族:澳门历史和事实和联想)(The Hague,1959),页1-9,及The Great Ship from Amaca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从澳门来的巨船:1555-1640澳门与古代日本贸易)(Lisbon,1959),页1-11。
(53)Wiki,Documenta Indica,页7:504-6。
(54)有关范礼安的生平和工作,请看Josef Franz Schütte,S. J. 的三部作品:(1)Valignanos Missionsgrundsätze für Japan I Band. Von der Ernennung zum Visitator bis zum ersten Abschied von Japan(1573-1582);Ⅰ. Teil: Das Problem(1573-1580) (Rome,1951).Ⅱ. Teil: Die Losung (1580-1852)(Rome,1951-1958);(2)Introductio ad Historiam Societatis Jesu in Japonia 1549-1650(Rome,1968);(3)Die Wirksamkeit der Päpste für Japan im ersten Jahrundert der japanischen Kirchengeschichte(1549-1650).Versuch einer Zusammenfassung (Rome,1967).
(55)Henri Bernard-Maitre, S. J.,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aires du Zeiziéme Siécle,1514-1588(天津,1933),页141。
(57)参看Alexandro Valignano,S. J. ,I1 cerimoniale per i missionari del Giappone,ed. Josef Franz Schütte,S. J.(Rome,1946)。
(58)Knud Lundbaek,“The Fi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ssic in Europe”(儒家古典著作欧洲第一个译本),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Bulletin 1(中国传教研究〔1550-1800〕书刊,之一)(1979):页1-11。有关罗明坚的资料,参看D'Elia,Fonti Ricciane,页1:141-49,以及Louis Pfister,S. J. ,Noc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a 1552-1773,2 vols.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s.59 and 60(上海,1932-1934),页1:15-21。
(61)有关利玛窦的资料,请参看D'Elia,Fonti Ricciane,1:CICXXXV;Pfister,Notices,1:22-42;Nicolas Trigault,S. J. ,ed;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eo Ricci,1583-1610(16世纪中国:利玛窦日记1583-1610)Louis Gallagher,S. J. 的译本,(New York,1593);Pietro Tacchi Venturi,S. J.,ed;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S. J;2vols.(Macerata,1911-13)。从这里开始,本文包含了本作者在“Matteo Ricci Chinois avec les Chinois”,Études,357(1982年10月):361-74中的资料。
(65)Wicki,Documenta Indica,页4:160-88,673-714;7:207-12,486-94;9:661-69,696-708;10:662-83;13:1-134,134-319。ARSI,Jap-Sin,6:fols. 页211r-v,234-35v,236-40;7:fols.241-43v,8I:fols.280-82v;9,I:fols.49-50v,130-32v。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东印度群岛问题的战争同样引起关注。参看:《Wicki,Documenta Indica》,页7:157-61;9:644-49,669-71;10:509-15。同时参看C. R. Boxer:《Portuguese and Spanish Rivalry in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17th Century》,(葡萄牙和西牙17世纪远东之争),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 and(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第三部分(1946年12月):页150-46,第四部分(1947年4月):页91-105。
(66)ARSI,Jap-Sin,9,I:fols. 页137-41v。
(67)Jacques Gernet,Chine et Christanisme. Aciton et reaction(Paris,1982),页36,54,81-89。
(68)同上,页16-17,同时参看四库全书注目提要,(Imperial Catalog),24,第二部分。本作者有一文章简评天主实义:《The Summary Review of Matteo Ricci's Tíen-chu shih-i in the Ssu K'u ch'ü-shu tsung-mu t'íyao》,(简评四库全书注目提要中利玛窦的天主实义),A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53(1984):页368-91。
(69)D'Elia,Fonti Ricciane,页1:108-83。
(70)Tacchi Venturi,Opere storiche,页2:209-9。Gernet,Chine et Chirstianisme,页29。
(71)Emil Zürcher:《The First Anti-Christian Movementin China》,(Nanking 1616-1621)(中国首次反基督运动,〔南京1616-1621〕),Acta Orientalia Neerlandica 1970年5月8至9日在来登召开的荷兰东方学会50周年大会资料汇编,ed. P. W. Pestman(Leiden,1971),页192-93。
(73)后来,一些相信耶稣在圣体内仅是形象性存在的耶稣会传教士尝试用独特的方法证明这一点。同时参看John W. Witek,S. J. ,Contra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S. J.(1665-1741)(中国和欧洲的观念冲突:耶稣会士吉弗朗哥斯·科克特传记〔1665-1741〕)(Rome,1982),页143。-44,148-51,179-80,300-308,332-35。这对于抵销欧洲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认为自己是神的启示的唯一接受者的优越感是很重要的。早期的耶稣会士坚持,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属于白人种族。沙勿略于1552年1月29日在交趾写的两封信中强调了这一点:一封写给依纳爵·罗耀拉,另一封写给耶稣会的其它成员。参看Schurhammer及Wicki,Epistolae,分别为页2:29 l92,277。同时参看范礼安1577年12月8日写于马六甲的印度简要。参看Wicki,Doncumenta Indica,页13:5。后来其他人都追随他们。
(74)Gernet,Chine et Christianisme,261-90页。
(75)同上,页198-230。
(76)参看利玛窦交友论,1b如杨氏的East-West Synthesis(东西方交融)所引用,页46。同时参看PasqualeM. D'Elia,S. J. 的两篇文章:(1)“II Trattato sull'Amicizia. Primo Libro scritto in Cinese de Matteo Ricci,S. J.(1595).Testo Cinese. Traduzione antica(Ricci)e moderna (D'Elis). Fonti,Introduzione e Note,”Studia Missionalia 7(1952):425-515;(2)“Further Notes on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Monumenta Serica 15(1956):页356-77。
(81)Jame Legge,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中国宗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比较)(New York,1881)页53。Legge还说 :“中国人的‘祭’字比我们的sacrifice一词意义要广泛得多……它最广泛的意义体现在:它是一种献祭,人们通过它与灵界沟通”(页66)。
(83)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s. v.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新天子教百科全书,“中国礼仪之争”)(by FrancisA. Rouleau,S. J.)
(84)Antoine Beauvollier,S. J;“Éclaircissements〔sur la Controverse〕de la Chine 1702)”,存于巴黎巴耶稣会档案的未出版手稿。Fond “Rites Chinois”(文章3,33-126)。有关这些资料,本作者感谢已故Francis A. Rouleau,S. J. 神父。
(85)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s. v.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新天子教百科全书,《中国礼仪之争》)。同时参看Francesco Brancati (Brancato), S. J.(1607-1671), De Sinensium ritibus politicis acta seu responsio apologetica ad ER. P. Dominicum Navarette Ordinis Praedicatorum,2 vols.(Paris,1700),页2:185。引用Johann Adam Schal von Bell, S. J.(1592-1666)的话,Brancati写道:'Quamquam illud quod hactenus Patemitates Vestrae (patre Dominicani) secutae sunt, et magis probalile est et tutum. nostrum tamen porbabiliate non caret, atque omnino illud sequi convenit.'Brancati又说:'Nemo ex nostra Societate umquam condemnavit practicam opinionem Patrum aliorum, nam bene nvimus nostram opinionem non esse demonstrationem, sed contineri intra limites opinionis probabilis. ”这些资料也是来源于Rouleau神父的档案,这些档案存于加洲三藩市大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院内。
(86)Cooper,Rodgrigues the Interpreter(鄱译员罗德利格斯),页284-86。
(87)Gemet,Chine et Christianisme,页19。伦哥巴地的书《Traité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
(88)Gemet,Chine et Christianisme,页19。请注意,在传教士被捕期间,在广州召开一次会议(1669年11月29日)上,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耶稣会士及非耶稣会士,包括多明尼克修士纳瓦雷德都同意了耶稣会的礼仪规则(Praxes)。这次拘捕是由于一次对传教士的迫害行动所致,称为“四摄政”迫害。这次行动由杨光先(1597-1669)于康熙年幼时发动。有关这次事件的资料,请参阅本作者于1977年10月6日发表的,但尚未出版的《History of the Jesuits in the Old China Mission,17th and 18th Centuries:An Attemptat Cu1tural Accommodation》(17,18世纪中国耶稣会士传教历史:文化调和的尝试),页14-15。该论文的节录以“China'sJesuit Century”(中国耶稣会一世纪)为题在The(Wi1son Quartely)Winter 1987)发表,页170-83。
(91)Jann,Die katholistchen Missionen,125-26;Otto Mass,O. F. M. Die Wiedereröffnung der Franziskanermission in China in der Neuzeit (Münter,1926),页77;George H. Dunne,S. J. ,Generation of Giants: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一代巨人:耶稣会士在中国明代最后几十年间的故事)(NotreDame,1962),页231。
(92)Mass,Franziskanermission in China,页77:Dunne,Generation of Giants(一代巨人),页234。
(93)Mass,Franziskanermission in China,页77;Dunne,Generation of Giants(一代巨人),页234-35。
(94)“TheEdict of Toleration”or“Edictin Favor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宽大诏书”或“尊重天子教诏书”〔意译〕),1692年3月17至20日。参看黄伯禄,S. J. 圣教奉褒,(上海,1904),页115b-116b。
(95)两份文本可在ARSI,Jap.-Sin;165:fols.188 et seq. 内找到。
(96)曾经有四次:(1)教皇克里门十一于1704年11月24日颁布的训令Cum Deus Optimus;(2)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在南京所作出的谴责;(3)教皇克门十一世在1715年3月19日的Ex illa die中同意Tournon的行动;(4)教皇宾尼迪克十四世在Ex quo singulari强烈谴责中国礼仪。
(97)马太福音,页28:19-20。
(98)'L'âge des nations est passé. II s'agit maintenant pour nous, si nous ne voulons pas périr, de secouer, les anciens préjugés, et de construire la Terre.'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 J.,Oeuvres de Pierre Teilhare de Chardin. Vol.6, L'Énergie humaine(Paris,1962),页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