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南铲史官
一、史前家庭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了对偶婚。而对偶婚是一种个体婚，即一对男女在较长时间里维持比较固定的偶居关系。这是中国家庭的历史起点。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开始于婚姻史上的对偶婚阶段，其时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后期。 早期对偶婚下的家庭仍是母系家庭，而非父系家庭。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妻居”的母系对偶婚家庭逐渐出现裂痕，并向“从夫居”的父系专偶婚家庭转变。 对这一转变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应是男女在经济生产中地位的变化和家庭财富的增加。男子进入农业领域并成为生产主力，与此同时，妇女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则不断降低。这导致了男女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升降。 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了对偶婚 随着父权制的建立，在传统家庭中所见到的种种亲属关系逐步确立了下来；对家庭具有标志意义的姓氏制度，也在这个时侯逐步出现。 姓最早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随着父权制产生，氏也开始出现。与姓起源于图腾崇拜不同，氏乃起源于男性祖先的官职或者功业等等。由从母系称姓到从父系称氏的转变，大抵开始于传说中的颛顼时代。 在漫长的史前时代，造食技术及其设备缓慢进步，火的利用导致了饮食生活的重大转变。家庭形态的变化也对饮食生活有重要影响，其中最显著一点是由“共食制”向“分食制”逐步演变。 在母系氏族时期，母系大家庭的饮食生活是共产共食；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特别是随着父系大家庭向个体小家庭逐步发展，分灶炊食逐渐普遍起来。 随着父权制的建立，在传统家庭中所见到的种种亲属关系逐步确立了下来 二、夏商周时期的家庭夏商周时期婚姻观、家庭观处在形成中，规则不断产生，但是约束力并不强。这一时期小家庭笼罩于父系大家庭（或家族、宗族）组织之下，未能在国家法律和思想观念上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单元。
在商周时期，结婚不只是小家庭的事，而是在大家庭或者家族的层面来实现的。商代无论是平民阶层还是贵族阶层，一夫一妻制婚姻都已经很普遍。不过，对商王和贵族来说，一夫一妻制只是妻子专属一夫，而丈夫则往往多妻。 西周时期，一夫一妻之制在贵族阶级中最终得到了确认，但制度规定男人可以根据等级高低拥有不同数量的女人。周代婚姻严格实行“同姓不婚”。贵族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等级内婚制”。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人们不仅将从婚姻开始的夫妇关系纳入礼的规范之中，而且还将其视为礼的起点和根本。周代婚礼规定的基本精神是“敬慎重正”。礼制中直接针对夫妇如何彼此相处的规定不多，比较值得注意的一项规定是关于生活方面的。 按照礼制：周代贵族夫妇通常是别室而居，即所谓“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周代的夫妇伦理，体现在婚礼之中，是夫家如何隆重地迎娶；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礼中，则主要是对妻子举止行为的规范。当时人们非常强调婚姻“附远厚别”、“和二姓之好”的政治意义，及其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家族意义。在日常生活礼仪中，则主要强调妇对姑舅的孝敬，夫妇双方的个人关系反倒不是很重要。 对老人的赡养照顾，是家庭的一个重要责任。商代的情况不甚明晰，但周代礼制已有专门的养老之礼，《礼记·内则》对儿子、儿媳应如何照顾老年人的日常饮食起居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 对老人的赡养照顾，是家庭的一个重要责任
商代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并受宗族支配。宗族中的普通族众是经济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各个家族都从宗族集团中获得部分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家族成员集体进行生产活动，同时共同享有生产成果。 西周建立之时，农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已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周代的经济形态可以概括为等级分封制下的领主制经济。下级封建主从上级封建主那里获取封地，其中自有部分为“公田”，分授给封地内农民家庭的为“私田”。贵族家庭所需的食物、衣料及其他生活资料，少部分来自下级贵族和庶民的贡纳，大部分则来自“公田”（王室则来自“藉田”）收入。 庶民家庭主要通过耕种“私田”获得生活来源，并以集体服役的方式耕种“公田”、承担封建义务。以小家庭为单位从事耕作乃是一种发展趋势，至西周晚期以后，小家庭生产逐渐增多。 商代住房大多数为半地穴式建筑，全地穴式的不多，地面式建筑更少；周代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但地面式住房的比例有所增加。由于贫富等级差别，周代庶民与贵族家庭住宅的室内设施明显不同。大体上说，庶民家庭住宅中可能只有简陋的草席、土灶及几件必需的生活和生产用具，贵族大宅内则陈设有许多精美器具。 商代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并受宗族支配 商代家庭实行一日两餐的饮食制度，其中上午一餐称“大食”，下午一餐则称“小食”；但贵族及富人家庭可能并不受此限制。当时人家所食之物，植物类食品除黍（黄米）、稷（小米）、稻、麦之外，还有采集得来的野蔬和野果；肉类则除家养的猪、羊、牛、鸡肉等之外，还有捕猎获得的种类众多的飞禽走兽和鱼鳖蚌蛤。 周代家庭的饮食生活应较商代丰富一些。饭与菜、主食与副食的划分已然相当明显。北方家庭做饭的原料有黍、稷、稻、麦、麻子和菽（大豆），其中黍米和稷米是主粮，饮料主要是酒和浆。 商周时代的衣物原料，大抵为麻布、丝织品和兽物皮毛之类。在周代，“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分工已初步成形，采桑养蚕、沤麻绩织和做鞋、缝衣，都是妇女的任务。 周代的基本穿着，大体分为衣服、冠帽和鞋子几个主要部分，其中又分吉服和丧服两大类。这一时期，血缘亲疏和社会等级对服饰有极大影响。周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身份和亲疏关系的主要外在标志之一即是服饰，这在礼制中有明确的规定和反映。 周代服饰 三、春秋战国的变革与小家庭形态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在家庭史的发展演变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逐渐普及，“五口之家”、“八口之家”这样的小家庭模式正式确立了，并且在整个传统社会延续数千年。 分家的风俗和具体操作，都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同时，这一时期的家庭伦理也进一步完善，关于如何处理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等，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伦理观念。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男女授受不亲等很多我们熟知的家庭伦理，都在这一时期形成。
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中，家庭的类型和结构已经多样化，中国传统时代的各种家庭类型，包括核心家庭、直系家庭、联合家庭、一夫多偶家庭和残缺型家庭，在这个时期均已经出现于文献记载。在当时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一般家庭的人口数量在5～9人。 春秋战国时代的家庭变革，不仅表现为家庭结构改变和家庭规模逐步小型化，也表现在家庭关系、家庭角色和生活理想等方面的明显变化中。 一方面，家族之中不同个体家庭间的亲属关系更加疏离；另一方面，个体家庭内部的亲属关系则得到进一步强化。人们十分强调家庭亲属间的责任和义务。 这一时期，“男尊女卑”已经贯彻到了不同阶层的家庭实际生活之中，不仅夫妻的地位有明显差异，父与母、子与女的地位同样有差别。男性家长在个体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明显强化，在家庭内部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权威。 自春秋时期开始，贵族统治阶级在婚姻和两性生活中违反礼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井田制和家族公社的逐步瓦解，在士庶阶层中，个体家庭经济与生活的独立性日益增强，由“匹夫匹妇”所组成的一夫一妻制家庭逐步发展起来。 但是，春秋战国社会的婚姻和两性关系，曾经是相当混乱的。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不守礼制、行为放纵，另一方面则是庶民阶级仍受到对偶婚的残余影响。从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都很强调夫妇伦理，以维持稳定的家庭关系，并相继采取了一些法令措施，对男女关系进行限制和约束。 春秋时期的贵族 这一时期的夫妻关系，总体上说是夫主妇从。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极不平等，与周代相比，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似乎进一步下降。 春秋战国时代，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人士除娶妻之外，往往还置一个或若干个妾，形成一夫多配偶家庭。为了减少家庭矛盾，男人们一方面严格规定妻妾的名分等级，要求妾对妻要像儿媳对姑舅一样恭敬顺从；另一方面则要求妻子不嫉妒。在实际生活中，妻妾很少能够和平相处，因为争宠而明争暗斗、互相仇视的现象十分普遍。 在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中，父亲的角色形象比较严厉，母亲则扮演慈爱的角色。由于一夫多妻妾之故，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而后妻虐待前妻之子、前妻之子仇视后母，也是常见的家庭现象。 兄弟关系是重要的家庭伦理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个体家庭独立，已婚兄弟分家逐渐成为普遍现象，也是每个家庭的必然发展趋势。这也导致了兄弟关系的新变化。 尽管伦理规范要求兄弟友爱，特别是弟对兄要敬，以期同心协力谋求生计、发家致富，但是兄弟分家往往导致家庭内部发生经济矛盾。 在此过程中，作为社会精英的先秦思想家特别是以孔子、曾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不仅对西周夫妇、孝悌之礼进行了全面整理、重新解读，而且根据新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赋予它们以形而上的天道人性哲学意义，从而使之具有了社会普适性。具体烦琐的夫妇、孝悌之礼因而被提升为理论性与实践性高度统一的夫妇、孝悌之道，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体系逐步建立了起来。 儒家对西周夫妇、孝悌之礼进行了全面整理、重新解读
这一时期，通过出仕做官获得俸禄供养家庭，逐渐成为士人阶层的一种主要谋生方式，是所谓“以禄代耕”。他们只要获得了一官半职，就可以获得俸禄奉养父母、俯蓄妻子。至于其他阶层，也各以所业获得家庭生活来源。 在当时人看来，拥有一个稳定职业对于家庭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随着“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逐渐兴起了一个新兴的自由工商业者阶层，并且形成了不同的家庭生计体系。商贾家庭的生计来源是转运贩卖和坐列市肆所获得的商业利润；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自由小手工业者，通过经营不同业务维持生计。 春秋战国时期的农民家庭生计，与周代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家庭经济结构和经营模式已具备了传统小农经济的若干基本特征。 这一时期，经济规模狭小已成为农家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这首先表现在家庭生产以小型化的农具组合为基础条件，其次是农民家庭的小块土地占有与使用。农民家庭所经营的小块土地，除了种植粮食之外，还需有一部分用于栽种桑麻，必须勤谨经营才能勉强维持家庭生计。 这一时期，经济规模狭小已成为农家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 由于资料不充分，我们无法对当时农家收支情况做出清楚的估算，但可以肯定的是，一般家庭常常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如果劳动力不足，或者遇到某些不幸的情况，则只有靠借贷乞讨度日。战国时期，厚葬风气已经出现，互相攀比的厚葬侈靡之风波及民间，肯定也对农民家庭生计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对普通农民家庭生活影响最为严重的，正是国家强加给他们的赋役负担。从制度上说，征发力役是有一定限制的，但事实上，国家的力役征发常常毫无节制。不少家庭因为子弟全部被征发参加战争，甚至死于疆场，鳏夫寡妇老无所养。 到了战国时期，农民的兵役负担更加严重，农民家庭根本无法正常开展生产活动、过正常的生活；沉重的租税剥削对农民家庭生活也造成了严重影响。不仅导致农业生产凋敝、农民家庭生计艰难，并且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当时主张施行“仁政”的思想家，都将“毋夺民时”、“薄税敛”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到了战国时期，农民的兵役负担更加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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