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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间的风云，的确日趋险恶了！如果我们肯睁开眼睛，无论在西方或东方，即可看出暴风雨快要袭来，只须再加上一个偶然的因素，我们立刻可以见到刺目的闪电，可以听到震耳的春雷。倘若暴风雨一旦降临，倒霉的不仅是那些竹篱茅舍的贫家小户，连住在洋楼广厦的贵人，也不能不受到若干恐怖吧！” 这是一本书序言的第一段文字，当我看到这本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书时，不由得诧异和钦佩作者前瞻而敏锐的国际政治洞察力！这本书便是《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它的作者是著名学者、中共早期党员、政治教育和社会学家、被董必武同志称为“红色理论家”和“党内最优秀的教育家”的武汉大学校友钱亦石先生。 钱亦石，1889年出生，原名钱城，字介磐。笔名哺秋、史庐、谷荪、白沙、石颠、巨涛、楚囚等，湖北咸宁人。1915年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曾主办《崇实》杂志，并在《光华学报》发表时论。1919年6月毕业后，他先后任国民政府湖北省教育厅科员、武汉中学、共进中学、湖北女师教员、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武汉大学附小前身）教导主任。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协助董必武改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中国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创办《武汉评论》周刊。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从事中共统战工作。他还一度担任国民党党务干部学校校长，利用这个身份在湖北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钱亦石先生遭国民党通缉，于1928年1月东渡日本从事理论研究，参与领导当地留学生的进步活动。同年8月转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1930年翻译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 1930年12月，钱亦石先生回到上海，从事文教工作。1931年，撰写了《哲学常识》、《优生学大意》、《现代教育原理》等著作。特别是《现代教育原理》一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还惠及后学。他先后被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聘为教授，讲授《中国外交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政治史》等课程，并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同时还主编或参编《世界知识》、《新中华》、《中华公论》杂志及《中国的一日》丛书，参与了《辞海》编撰工作。其国际问题专著有《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战神翼下的欧洲》、《白浪滔天的太平洋》、《近代世界政治史》、《中国政治史讲话》、《中国农村问题》、《中国外交史》等（有的书是身后出版的），成为党内外、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影响了大批进步青年。 他在著书之余，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盟员，并是负责人之一。1935年任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下的中央文委委员。“一二九”运动后，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执行委员和国难教育社理事，是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团成员 ，负责同各界上层人士的联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任编委，还经常作时事报告，宣传抗日。同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钱先生担任由30多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等文化界人士组成的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队长（该集团军总司令为张发奎将军）。他带领队员深入战地服务，慰问官兵，支援抗战。因积劳成病，劳累过度，于1938年1月29日殉职于上海，终年49岁。 1938年2月17日，武汉各界举行“钱亦石先生追悼大会”，会上公演了由剧作家石凌鹤连夜创作的话剧《铁蹄下歌女》和《夜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送来挽幛，由周公亲笔书写“哲人其萎”四个大字，这些都表达了各界人士对钱先生的敬仰和对敌寇入侵的仇恨。董必武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我所认识的钱亦石先生》文章，该报还发表了追悼专号。邹韬奋、茅盾等知名人士也纷纷写悼念文章，缅怀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龙华烈士陵园墓地为他立碑纪念。他的家乡湖北咸宁修缮了钱亦石故居，成为湖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是钱先生从1933年到1937年间写的二十篇文章的集成。在这本十五万字的书里，作者写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世界的中国人，处在暴风雨快要袭来的前夜，先把几个主要问题闹清楚，确是饶有兴趣的事。”是哪些问题呢？看看全书上、中、下三篇的题目就清楚了：上篇“世界政治的演变”，中篇“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下篇“世界与中国的前途”。 在上篇“世界政治的演变”的大标题下有五篇文章，分别概述了从1933－1937五年间每一年的国际政治风云，并加入了作者的思考。他在1933年12月对时局分析到：“资本主义既陷入危机的泥坑中，除了战争没有其他出路。”(P23)，同时他指出：“断定1934年一定要爆发大战，那也是机械的说法；因为在各国和平运动继续扩大的时候，大战仍可延迟下去。”（P30）。作者在其后的分析中，一年比一年危急：“帝国主义屠刀下的主题——重分世界”(P35)（1934年底）；“战争的序幕已揭开了”(P59)（1935年底）；“德、意、日三国结成侵略阵线以后，在欧洲既碰壁，一定要到抵抗力最小的东方来找出路。”(P91)“1937年啊！在东方的喷火口恐怕要迸发岩浆吧，——不，恐怕要迸发赤血与白骨吧！”(P91)（1936年底）。历史何尝不是如此的发展！ 中篇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国际形势：“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沉没于几年来经济危机的‘洪水’中，用尽一切方法，仍不能超登彼岸，不问是西方或是东方，都有诉于战争的必要。”（P96），“武器制造厂的股票都飞涨起来”，“尽管几年来世界贸易输出愈缩愈小，而武器输出确是与年俱进。”（P104），他明确指出战争爆发的危险，而且题目就直奔主题——《世界经济与第二次大战》！在对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中，作者分析到：“老实讲，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在行将‘窒息’之中。”（P170）“干脆些说，就是利用新的环境，走向非资本主义。这就是中国经济自由与独立发展的前途。”（P173），这是作者对中国经济国情的清醒认识，同时还提出了它的发展方向，后来的情形何尝不是如此。对于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经济危机问题，钱先生写到：“不过，它们(编者注：指日、美、英等国)注意中国，或者乐意援助中国，我敢断定不是善意的，在表面上仿佛替我们帮忙，实则想在帮忙之中再捞一点‘油水’，使其本国经济上的萧条，转向起色，这还是‘以邻为壑’的把戏。”（P229），这难道仅仅只是一个学者在研究世界与中国的经济问题吗？我们分明看到一个跳动着为民族前途鼓与呼的良心！ 下篇是谈世界与中国的前途。钱亦石先生写到：“战争与革命这两个‘灾星’，似乎是在资本主义的‘八字’内面预先注定了的！”（P245），“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没落，正是世界经济向更高的形式展开，也可说是抛弃旧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而另行建立新的合理的世界经济。”（P246），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科学预言。作者就中日关系的前途作了专门的论述：“中日关系是世界政治漩涡里的中心问题。特别是太平洋政治漩涡里的中心问题。目前的中日关系，是现存的各种对抗的势力所决定的。”（P285），“美日矛盾无法消释，迟早要比一下雌雄。……从美日、英日、日苏分析，日本在国际关系上是孤立的”（P287）“最大的势力，却是我们自己，却是我们全国上下的对日态度。……就是思想不同，信仰不同，甚至彼此间有深仇宿怨的人，也在‘抗敌第一’的前提之下，一致携手。这一点，确是中华民族新生的契机。”（P289）他高屋建瓴的政治眼光，明确指出了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在谈到中国能否跳出半殖民地的火坑问题时，他坚定的写到：“答复很简单：第一是抗战！第二是抗战！第三还是抗战！投降是死路，抗战是生路。”（P318）“假使我们发动抗战，从外部投进一颗开花弹，则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一定要炸裂。在内外夹攻之下，樱花岛上的金字塔，还能够支持下去吗？”（P324）最后，作者以激昂的笔调发出号角：“怒吼吧中国！怒吼吧全世界！我们为中国的生存而抗战，就是为全世界的大解放而抗战！”（P325）可以想象，在当时，这个号角会得到怎样的回响呀！它是中华民族发自内心的呼唤和渴望！ 纵观全书，没有一处不显示出钱亦石先生深厚的国际政治素养，没有一字不显露出先生澎湃的爱国激情，没有一篇不显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社会责任！ 钱亦石先生不朽！ 时至今天，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重温此书，怀念先哲，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钱亦石先生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女婿，那就是用音乐宣传抗战的斗士——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谨将此文献给武大附小建校九十周年，表达对这位杰出校友的怀念和敬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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