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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学术通俗化的半吊子学者44分钟前 作者|朱言 电视剧《大明风华》开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剧情已经发展到明成祖最后一次亲征蒙古，兵败之后，病逝于回师途中的相关事件了。在永乐时代，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是明朝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历来评价争议较大。 在传统史家眼中，朱棣的五次亲征是彪炳千秋的伟业。正德、嘉靖年间的史家高岱在其《鸿猷录》中盛赞其“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成祖北清沙漠，又以其时南定交趾，其威德所加，不过汉高远哉？”袁永之的吹捧更是夸张，说“文皇帝躬擐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 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首先厘永乐初年明朝与蒙古的关系。明初元惠宗北遁之后，先避于开平，后逃至应昌。惠宗死后，北元国势江河日下，几乎丧失南下复国之可能。在朱元璋分封诸子的系统中，燕王朱棣坐镇北平，负有防御蒙古之重任，寄望他“张皇师旅，伐罪吊民，时刻弗怠，以成大业”。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之初，明廷于蒙古之间的关系其实还算不错。兀良哈在洪武时期就已经内附，太祖就地设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以羁縻之。“靖难之役”中，朵颜三卫还算朱棣麾下的主力，宁王朱权就是迫于蒙古铁骑才被朱棣裹挟，加入叛乱。 朱棣即位后，“遂将大宁都司掣于直隶保定府，所属营州等十数卫亦掣于畿内。宁王亦迁于江西布政司。却将其地分与朵颜等三卫达子居住，除官降印，为我藩篱”。兀良哈三卫被迁至原先大宁卫的位置，与明朝建立互通有无的贡市制度，甚至还成为大明藩篱。 蒙古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之后，其实两方都试图争取明朝的承认和支持，根本无力发起挑战。永乐三年（1405年），拥兵甘肃塞外鞑靼平章把都帖木儿与另一蒙古将伦都儿灰率部众5000余人、马驼18000投明朝，被赐名吴允诚，授右军都督佥事事，仍率所部居凉州(今甘肃武威)，后以功升都督，封恭顺伯，“自是降者益众，边境日安”。 永乐六年(1408年)，瓦剌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也遣使入贡，请以封号。第二年朱棣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封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封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分别赐予印诰。 东部蒙古的鞑靼一直拥有元朝后裔的名分，但是长期以来早已为权臣控制。永乐六年（1408年），鞑靼权臣阿鲁台杀掉大汗鬼力赤，拥立了从中亚帖木儿帝国归来的元裔本雅失里为汗。朱棣派遣使臣前去招抚本雅失里，在诏书中说：
如果明朝与蒙古各方的政策都理性得当的话，“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的和平局面不是不能出现。但是，双方的处理都有诸多不当之处。 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朱棣派给事中郭骥等人出使鞑靼。朱棣遣使，本意可能是向鞑靼宣示“天威”，但不想郭骥却被本雅失里杀死。本雅失里幼年流落中亚帖木儿帝国，受到“仇明”情绪影响，又不甘心屈服于朱明王朝的“华夷秩序”，故而做出这种杀害使臣的事情。 郭骥之死引起了朱棣的震怒，“朕以至诚待之，遣使还其部属，乃执杀使臣，欲肆剽掠，敢肆志如是耶？逆命者必歼除之！”朱棣决定对鞑靼“歼除之”，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郭骥出使只是朱棣的一种手段，“如果不是为了冀求万一侥幸诏抚收效，也只是为了获得出兵的藉口”。朱言以为，这种说法多少是有点厚诬古人了，不能否定朱棣有建立和平关系的诚意，但是郭骥被杀很可能与明廷使者所表现出的上国傲慢有关。 永乐七年七月，朱棣派出靖难名将淇国公丘福率十万精骑直趋蒙古，进行讨伐。丘福大军来势汹汹，但鞑靼人以逸待劳，本雅失里、阿鲁台实施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沉着应战，而丘福这位名将又轻敌冒进，最后大军陷入包围，全军覆没于胪朐河，丘福本人战死。 丘福败死胪朐河引起了山西、辽东一带的边境危机，甚至出现了“鞑靼军去京不远，皇都危窘”，辽东“王师畏鞑靼，尽入城堡”的危险局面。本雅失里和阿鲁台治下的鞑靼汗国在此时势力达到鼎盛，大漠南北，东至辽东境，似乎尽在其掌控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初，永朱棣亲率五十余万大军，自京师出发，三月初，由宣府兴和出塞，征讨鞑靼。四月十六日，朱棣大军过禽胡山，十九日驻宿广武镇。然后渡过大漠，五月初抵达胪朐河，赐名饮马河。 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本雅失里闻大军出塞，甚恐，欲同阿鲁台西走，阿鲁台不从。众遂乱，互相贼杀。本雅失里西奔，阿鲁台东奔，余部落亦离散”。 本雅失里和阿鲁台面对汹汹而来的明朝大军，都决定避其锋芒，但是如何避敌，君臣二人意见并不一致。最后，本雅失里和阿鲁台分道扬镳，“永乐九年闰十二月，时阿鲁台与本雅失里君臣已各部而居”。本雅失里逃亡西部，依附于察合台汗国；阿鲁台部众动摇，“欲降者半，欲战者半”，阿鲁台携家属远遁，“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 永乐八年的这一次北征在道义上也算说的过去，师出有名，而且最后的战果也算说得过去，虽然成本与绩效依然严重不成比例，毕竟在天朝，人命代价从古至今都不是什么问题。明末谈迁对朱棣亲征有过非常中肯的评价：
东部蒙古的阿鲁台势力暂时被压制了，而西部的瓦剌则趁机壮大起来。永乐十一年（1413年），瓦剌军进驻胪朐河，有进一步南进的可能。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月，朱棣率军亲征瓦剌，50万大军在在漠漠荒原上寻找瓦剌骑兵交战。明朝军队君如大漠，犹如陷入无人区，瓦剌骑兵纵横突驰，明军根本无法得手。 在这种情况下，朱棣下令：“望见尘起，不问旋风扬沙，及野兽腾踏尘起，及见死马死牛羊等物，与牛羊驼马等粪，并驼马牛羊踪迹，俱须来报。”如此一来，明军便疲于奔命，未及交战而早已疲敝不堪。直到六月初三，终于与瓦刺骑兵接上了阵。瓦剌军只有三万余人，但是却能抵抗住明朝50万大军，“几危而复攻，故急还”。皇太孙朱瞻基甚至被瓦剌骑兵围攻，险些丧命。 这场战争，明军伤亡惨重，却仅仅杀敌数千，如此惨胜，代价实在太大！ 在此番大明对瓦剌的亲征中，先前已经臣服于明朝的阿鲁台充当了耳目作用，积极报告瓦剌军情动向，并趁其新败势弱屡屡兴兵，连连得手。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月，实力逐渐恢复的鞑靼向明朝发起挑衅，围攻明北方重镇兴和，杀死了明将王祥。 朱棣决定再次亲征，解决鞑靼扰边问题。但是，朝廷重臣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和刑部尚书吴中都反对再启战端。当时明朝国力已经被严重透支，朱棣即位以来，疏通运河、营建北京长达20年，征发民夫上百万，致使大批农田无人耕种；山东、河南、川西、陕西等地连年水旱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之前远征安南、平定倭寇，几乎是连年用兵，军需供应紧张。 如果再动员数十万大军，粮草军需如何供应？所以，官僚们建议朱棣对鞑靼以防御为主，不要劳师动众地亲征。朱棣对文官们的劝谏很不满意，最后竟然将方宾、吴中、夏元吉三人投入锦衣卫大狱，另任英国公张辅负责军粮事务。为了满足皇帝开战的需求，张辅设计了一个极度耗费民力的运粮方案，需用动员民夫23万余人、驴34万头，运粮37万石。 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二十一日，朱棣率军从北京出发，出击鞑靼，数十万明军结成若干方阵，步兵居内，骑兵居中，神机营居外，声势十分浩大。明军的声势浩大，当然军事行动的保密性也就无从谈起。当明军主力抵达宣府（今河北宣化）东南的鸡鸣山时，阿鲁台就已经闻风逃离兴和，避而不战。 七月，明军到达煞胡原，所谓的战果只是鞑靼人丢弃的牛羊、辎重以及一些无法逃走的老弱残兵，大明朝则付出了数十万民夫的血泪，甚至生命。数十万明军搜索了两个多月，始终不见鞑靼主力的踪迹，劳师靡饷，军中粮草供应已十分困难。 无奈之下，朱棣只好下令撤军。但是，在回师途中，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可能感觉不能无获而返，竟然下令袭击了与明朝并未发生冲突的兀良哈三卫，称“所以羽翼阿鲁台为悖逆者，兀良哈之寇。今阿鲁台狼狈远遁，而兀良哈之寇尚在，当还师翦之。”朱棣的突袭，将兀良哈三卫打得溃不成军，其残部流窜于屈裂儿河附近。但是，这一战实质意义并不大，反而为自己多树立了一个敌人。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七月，朱棣亲率30万大军又一次北征。这一次的远征更无意义，在此之前的四月，阿鲁台早已被瓦剌顺宁王脱欢挫败，人口、牲畜多被掠走，境况大窘。蒙古各部就这样一直内斗不休，根本无法对明朝构成威胁。朱棣北征，根本找不到目标，直到这年十月仍留驻万全右卫，并没有跨出外长城关隘，延至十月底不得不下诏班师。 多次劳师无功，朱棣也发出了“兵岂堪数动，朕固厌之矣”的哀叹。但是，一心想要建立所谓不世之功，“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从而弥补其篡位上台合法性不足的短板，不久之后，朱棣再一次亲征漠北。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四月初三日，朱棣第五次离京北征，六月中旬抵达答兰纳木儿河。明军在方圆数百里的山谷荒原上搜寻，没有发现阿鲁台一丝踪迹。朱棣决定停止北征，“朕志定矣，其旋师”。七月十八日，朱棣回师途中病死于榆木川。 朱棣死了，蒙古问题并未解决，草原各部依然是大明严重的边患。朱棣的征伐政策根本无助于解决蒙古扰边问题，原本他可以置身于草原纷争之外，坐收各部内斗的渔人之利。但是，这位一心要建边功的皇帝却自作聪明地玩弄“以夷制夷”，不惜国力去征伐漠北，只是充当了蒙古各部内斗的工具和炮灰，真正得利的渔翁却是鞑靼和瓦剌。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其著《国榷》中说：
没有天朝的能力和威信，偏要想建立万国来朝的华夷秩序，这就是朱棣和大明朝悲剧的根源。永乐一朝，可以用“劳民伤财”来定论，五征蒙古、南伐交趾、七下西洋、营建北京，虽然不能一概否定，但都是耗资无数，都是天下民众沉重的负担。 对于百姓而言，可能那位“体肥重，且足疾”，但是能与民休息的仁宗皇帝朱高炽更值得期待。一将功成万骨枯，普通人都只是独夫暴君满足自己虚骄梦想的枯骨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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