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欣苗:《三国演义》中的叛主现象 | 【小说新话】

昵称37581541 20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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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的叛主现象

文/肖欣苗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三国演义》聚集了三国乱世时期的诸多英雄豪杰，其中各势力集团下的能人谋士亦数不胜数，而这些能人谋士的择主、辅主、易主和叛主过程，则成了《三国演义》成书的重要逻辑与线索。择主，侧重于能人谋士对于主公的主动选择；辅主，是指能人谋士对主公在计谋、武力等方面的辅助；易主，强调能人谋士对所效忠的主公的转变；而叛主，则指是能人谋士对主公的背叛，或主动性的背叛，或迫于明哲保身的被动性背叛。本文所探讨的，是《三国演义》中能人谋士的主动性叛主现象，迫于生命威胁的被动性叛主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总体而言，关于《三国演义》中的择主和易主现象的研究较多，而关于叛主的研究则较为缺失。然而，现有的关于择主和易主现象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分门别类”的阶段。例如，将易主现象分为两类：从一而终型与中途易主型（洪云，2010；姜淑芳，2017（02））；将易主原因分为求仁德、求实力、求恩义、求生存等几大类（洪云，2009（03）；姜淑芳，2017（02））。少有研究能深入探讨择主和易主现象背后的思想成因。因此，本文拟从智慧择主、能人谋士的自处原则及中国文化中的“变通”思想三个方面，来分析《三国演义》中能人谋士的叛主现象。

智慧择主：叛主的伏笔

袁绍集团中的谋士田丰，在被袁绍处死前感叹道：“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1]”择主需要智慧，所选主公的品性与实力，是对能人谋士智慧的彰显。此外，能否智慧地择主，也为日后能人谋士叛主的可能性埋下伏笔。

《三国演义》中频繁经历择主与叛主过程的典型人物之一要数吕布。吕布先拜丁原为义父，后为投奔董卓，取下丁原首级并拜董卓为父。而后，又因争夺貂蝉与董卓分裂。随后，又先后投奔袁术、袁绍、张扬、张邈和刘备，末了又与袁术联合攻打刘备，最后为曹操所杀。吕布前后效忠过多人，然其所选择的大多数人皆难成气候，可见，在择主方面，吕布是缺少智慧的，这也为吕布日后的叛主奠定了基调；此外，除了“勇而无谋，见利忘义[2]”，吕布本身也不愿“寄人篱下”---“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3]”，因此，叛主与吕布的性格也有莫大关联。

如果说吕布的屡次叛主同其性格有很大关系，那么不妨以许攸为例。许攸原为袁绍谋士，但因袁绍不纳忠言，对袁绍深感失望，后背袁投曹，献计曹操，帮助其击败袁绍。尽管许攸后来因自恃其功而屡屡口出狂言，触怒曹操而被杀，然其并非如吕布之人，其背叛袁绍终究还是由于袁绍自认强盛、不听劝谏，非“明主”也。

《三国演义》一书中，着重体现能人谋士的择主智慧的，当属诸葛亮。刘备兄弟三人三顾茅庐才得见诸葛亮，充分“考核”了刘备的仁义与礼贤下士之心。诸葛深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答应出山辅佐刘备。诸葛亮以其智慧择得仁义之主---刘备，并在刘备集团当中得到重用，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如此鱼水般的君臣关系，应该说难有叛主的可能了。诸葛之外，赵云也是智慧择主的典例。赵云先从公孙瓒，但认为其“不听人言，以致兵败自焚[4]”而离开；虽然袁绍屡招之，但赵云“想绍亦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5]”；最终选择了刘备，并为之出生入死，得到了刘备的敬重和赏识，直到病逝。可见，赵云亦是有勇有谋之人。

通常而言，智慧择主能够减小能人谋士叛主的可能性；然而《三国演义》中也不乏反例。

吕布几经辗转后去投靠百姓公认的“明主”---刘备，仁慈备至的刘备也力排众议坚定地收留了他，而后吕布又趁刘备不在，偷袭徐州。同样，面对“勇而无谋，见利忘义[6]”的主公---吕布，陈宫“意欲弃布他往，却又不忍；又恐被人嗤笑[7]”，一直全力辅佐吕布，不曾背叛他，直至在吕布败亡之际，被曹操杀死。吕布奔明主而叛主，而陈宫择吕布却始终不背叛。因此，是否叛主，不仅与择主智慧与否有关，更与能人谋士的自处原则有关。

自处原则：叛主的关键因素

能否智慧择主，为是否叛主的外部因素；而能人谋士的自处原则，才是关键性的内部因素。面对“明主”不叛主，尚不难做到；而面对“不明之主”要做到不叛主，则需要坚定的自处原则加以支撑。在侍主方面，能人谋士的自处原则着重表现为忠义，而非道义。

张飞是急性子、直心肠的猛将。面对刚从曹营归来的关羽，误认为关羽降曹的张飞立即与其反目并喝道：“忠臣宁死不屈。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8]”这句话便道出了张飞的自处原则。刘关张三人为桃园结义的兄弟，亲如手足，而面对“忠”的问题，结义兄弟之情---道义---也被张飞置于后位。可见在侍主方面，忠义是张飞的底线，不可触碰。

张飞之外，李肃和陈宫二人也是在自处原则方面忠义高于道义的两个典例。李肃原本一直全力效力于董卓，后因多次进谏董卓放弃貂蝉不成后，方才投奔吕布。董卓的暴行天下皆知，李肃对于自己辅助董卓的后果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在面对吕布和司徒的反卓邀请之时，李肃说“我亦欲除此贼久矣，恨无同心者耳。今将军若此，是天赐也，肃岂敢有二心！[9]”，便可显现。尽管知道自己是在“助纣为虐”，有违道义，然而李肃仍坚持着自己的忠义的自处原则，忠心辅佐董卓。陈宫，也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最初因感动于曹操图谋董卓的忠义之心，弃官跟从曹操。后因曹操对吕伯奢一家人的残忍杀害和“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10]”的言论，离开曹操。辗转几处后，最终跟随吕布，直至被曹操捕杀。当陈宫多次进谏吕布无果时，他“意欲弃布他往，却又不忍；又恐被人嗤笑。乃终日闷闷不乐。[11]”尽管自己无法施展才华而闷闷不乐，然陈宫最终依然没有背叛吕布。更为可贵的是，面对被捕获后曹操的讽刺，陈宫依旧态度决绝，并毅然赴死。面对“勇而无谋，见利忘义[12]”的“不明之主”，陈宫虽然郁闷，然至死都没有选择叛主。

李肃、陈宫等人对自己的行为均是“自知”的，并非盲目地效忠。他们在权衡忠义与道义时，将忠义置于前者，忠义至上是他们在侍主方面的自处之道。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在忠义与道义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将忠义置于更高地位，因而也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文化中的悲剧地位。他们无法如诸葛亮、赵云、关羽等人一样，得以充分施展其才华，死后亦没有任何爵位加封，“不明之主”与忠义至上的自处原则，注定了他们的悲剧性。

中国文化的“变通”思想与叛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统忠义观念长期存在。忠义观念主要源于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强调“忠义于君”，但君臣间是一种有条件的相互制约关系。《论语·八佾》中写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记·礼运》中的“十义”规定“君仁，臣忠”。如果君于臣“不礼”、“不仁”，则臣于君未必“忠义”（张亮，2009）。尽管在《三国演义》的成书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极力倡导“忠臣不事二主”的忠义观，然而有条件的君臣关系的思想依然存在，而后者也与中国文化中的“变通”思想更为契合。

“权变”（也称“经权”）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权”强调因势利导，根据情势具体变化的而抉择策略方法，是突出“变”字的一门艺术（郭盛，2011）。《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便是中国文化中“变通”思想的明确体现。“变通”思想，强调审时度势、因地制宜，这一思想在《三国演义》中的能人谋士身上也能有所体现。

李肃在多次进谏董卓放弃貂蝉无果后，面对吕布和司徒的联合反卓的邀请，也毅然地答应了。尽管此前李肃一直忠心辅佐残暴无道的董卓，然而面对董卓大势已去以及天下人人反卓的形势，李肃终究还是选择背叛董卓。同样，原为袁绍谋士的许攸，因袁绍不纳忠言，深感失望，转而叛袁投曹，献计曹操，打败袁绍，并此后得以在曹操账下大展身手。当李肃、许攸这类能人谋士苦于无法在主公手下实现抱负之时，他们选择审时度势，另寻明主，以增加能够施展自身才华的可能性。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适时的叛主，也是能人谋士审时度势之能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