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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错认古代书名的三级 |【文化一瞥】

 昵称37581541 2020-01-10

按语:这几天有一个关于“麈”字的热点。我五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正好涉及这个热点(大家可以参看《读书》2014年第8期上的《笔记小说“白名”例考》一文),发表时或许编者觉得前边关于“麈”字的辨析并不重要,就删的只剩下括号中的半句话了。本来想把这篇小文的全文发出来蹭下热点的,但觉得不厚道,就算了。不过,后来又看到朋友转的新材料,才发现这个错字或许并非偶然。那就还是发出来吧,起码告诫一下自己和自己的学生:学问是一字一句的功夫,读一当二都不行,更别说读一书而当四库了。

人类的历史虽已相当久远,但若说人类真正拥有这个世界,则当开始于命名——为万事万物,也为自己。这一点相信语言学家、文化学家甚至是法学家都会承认。书和人一样,也需要一个将自己与其他的书区分开来的名字,但中国古代的书尤其是笔记、小说之类内容较杂的作品,其命名也如同中国古人的名、字、号一样,非止一个。当然,这些名字都是法律认可的,可以算作是“曾用名”。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书名却并非合法的曾用名,而是因为各种原因产生错误的名字,这类名字,我们可以参考“白字”的提法而称其为“白名”。

白名由低到高有三个层级。

一、最低级:白字!这一层的特点是,不但读错了字,而且错字放在书名里无法讲通。

比如说,麈为驼鹿,古人认为其在迁徙之时,必以前鹿之尾为向导,故将拂尘之类的东西称为“麈尾”。魏晋之时,文人崇尚清谈,而清谈时又必执麈尾,以至于它成了文人雅士的标志。

正因如此,若不计“录”、“记”、“谈”之类标注文体的字,这个字应该是笔记小说命名中出现率最高的一个,比如,宋代有王明清《挥麈录》、王得臣《麈史》等;明代最多,有于慎行《穀山笔麈》、郑仲夔《玉麈新谭》、王兆云《挥麈新谭》等十余种;清代也有曹宗璠《麈余》、方成培《香研居词麈》近十种。然而,此字随着文化的因革在当代已经失宠,变成了字典中很难被翻到的一个生僻字,因此,为数不少的人便把它当作了“尘”的繁体写法。于是,前几年便有出版社将王明清的书写为《挥尘录》,甚至如今在国图的网站上输入“挥尘录”、“尘史”还可各检索到不少条目。

当然,对于了解古代文化的人来说,这样的白名不会造成问题,因为这不过是无心读错罢了,但还有一些书名被读者因潜在之思维定势而读错了字,那就很难为人发现,也就会造成混淆。

二、中间级:不理解书名之意而误读,误字依然可通,但与原意不符。

先说情节不算严重的,就是书籍在刊刻、出版以及整理等环节都没有问题,但在著录与使用时却因惯性思维的缘故而产生了白名,这可用对小说史研究中的重要文献《梦粱录》为代表。

此书从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到乾嘉时鲍廷博刊行《知不足斋丛书》,从《学津讨原》据张凤池家藏钱述古写本校印者到民国进步书局影响极大的《笔记小说大观》,甚至于解放后陆续刊行数种版本,书名均无误。然而,当代学人在使用时却很不严格,有很多人随意地将其误写为“梦梁录”——同样在国图检索,输入“梦梁录”得到的结果比正确的“梦粱录”还多。

说“梁”字错误其实道理很简单。此书前有序言说:“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云。”可知其书名来自唐代传奇《枕中记》,寓“黄粱一梦”之意,自然要用“粱”字。

不过,这个名字之所以被不少人写了白名,却有着思维惯性的因素:那就是,稍微了解此书的人都知道,它是模仿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而作的,甚至还抄了后者一些内容,因此,不得不说“东京梦华录”这个书名成为人们记忆此书书名的基础,于是便自然而然地认为“梦粱录”其实也就是“东京梦华录”的意思,“梦粱”便是“东京梦华”,“粱”就是东京“汴梁”。在这种思维惯性下,人们便把小米“黄粱”变成了东京“汴梁”,同时也忘了吴自牧梦的不是汴梁,而是临安。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吴自牧用“粱”字是想借其与“梁”字的相似别有用意地寄托故国之思,但这只能算是索隐式的过度解读。

三、最高级:书名之用意在两可之间,故两种说法皆可通。

其次的情况不算很严重,但却很复杂,即人们在使用中普遍误用,而且出版时偶尔也有误署的情况,此类可以明人谢肇淛的《五杂组》为代表。

此书名为“五杂组”,关于这一点,印晓峰先生在上海书店出版社点校本前言中已指出:

《五杂组》之“组”字,典出《尔雅》,李本宁序中言之甚明,而后世多讹作“俎”。自杭大宗《榕城诗话》乾隆刻本,以迄今之《汉语大词典》,其间误者更仆难数。《辞海》至以“五杂俎”为条目,附注“俎一作组”,甚可笑,今人著述之不可恃也如此。

可惜此书出版十多年过去了,仍然有不少研究者引用时(很多正是引用这一版本)以“俎”称之——事实上,建国以后中华书局、上海书店等出版社都出版过此书,书名也都是用“组”,但一经引用便会不知不觉地误为“俎”:再用国图检索一下,用“组”者有十五条,而用“俎”者也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文言小说研究领域基础性的工具书如《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与《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等以及像《明代小说史》、《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之类的学术专著也都用了白名,可见这一白名影响力之大。

不过,印先生之语亦有两处亦可商榷。

一是说“《五杂组》之‘组’字,典出《尔雅》,李本宁序中言之甚明”,应该说,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理解李维桢(本宁)序的意思,所以也没有完全了解“五杂组”命名的来历。我们来看一下李序的原话:

五杂组诗三言,盖诗之一体耳,而水部谢在杭著书取名之。何以称五?其说分五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则说之类也。何以称杂?……《尔雅》曰:“组似组,产东海。”织者效之,间次五采……

这段话后半段解释了“组”的来历,似乎前文所引的理解是对的,但因为印先生过于注重“组”与“俎”字的区别了,所以看到这里引用《尔雅》便以为出处在此,其实不然。李序后边牵涉到《尔雅》来解释“组”字,只不过是他自己的进一步引申,却并非“五杂组”一词的来历——这一来历他在序文的开头已经说了,即“五杂组诗三言,盖诗之一体耳”,这句话我们用的是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标点,这种标点方式也表明标点者没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事实上这句话的正确标点应该是“‘五杂组’,诗三言,盖诗之一体耳”。因为“五杂组”是古乐府的一种三言诗体,《艺文类聚》卷五六载云:“又《古五杂组》诗曰:‘五杂组,冈头草。往复还,车马道。不获已,人将老。’又《代五杂组》诗曰:‘五杂组,庆云发。往复还,经天月。不获已,生胡越。’梁范云《拟古五杂组》诗曰:‘五杂组,会涂山。往复还,两崤关。不得已,孀与鳏。’”由此可见谢肇淛此书命名其实直接来自这种三言诗体,并非来自《尔雅》。

二是说“今人著述之不可恃也如此”,则对今人小有不公。事实上,古人在提及三言诗体“五杂组”时便常把它写为“五杂俎”。随便举些例子,就可以知道这一误用渊源甚长。如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南宋刻本)中收录了唐代雍裕之的《五杂俎》,北宋诗人唐庚诗集的宋刻本中其所作的两首亦用此字,严羽《沧浪诗话》列有“五杂俎体”,几乎全录《沧浪诗话》的《诗人玉屑》也是如此——这些例子甚至让我们怀疑这种诗体的正名究竟是哪个。而对于谢氏之书,明人的刊本明明是“组”,《千顷堂书目》那样有名的目录学著作和《日知录》那样严谨的考订性著作却也用了“俎”来称之,如果要责怪,倒先应责怪黄虞稷和顾炎武才对。

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为什么古今作者都容易用白名呢?个人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谢肇淛书名本身的问题。谢氏为何以此三字自名其书,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知道作者的意思,只能把李维桢的序当作他的意见来判断。从序中可以看出,三言诗“五杂组”其实只是一个方便的移用,其用意却并不在于诗体,因为全书与此种诗体并无联系,这也正是李序在指出其名来自“诗之一体”后便不再继续说明,却将这三个字析而言之的原因。那么,谢氏用这三个字,其真实的想法只是借用“五”来表示他的书有天、地、人、物、事五方面的内容,而“杂组”其实更像是“杂录”、“随笔”的另一种说法。基于此,虽然李维桢在序里用《尔雅》来竭力地解释“组”的意义,但却与真实情况并不符合,因为其书确为“杂录”性质,而由于下面即将指出的原因,在唐代以后,杂录之书名为“杂俎”已成惯例。

二是这一错误的产生也有着思维惯性的作用,那就是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声名太著,从而修改了《五杂组》在人们记忆中的模样。段成式曾经解释过书名的由来:

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箕之兴,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鸮羞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成式学落词曼,未尝覃思,无崔骃真龙之叹,有孔璋画虎之讥。饱食之暇,偶录记忆,号《酉阳杂俎》,凡三十篇,为二十卷,不以此间录味也。

这里“俎”就是案板,“杂俎”就是把菜杂置于案板上供人享用的意思。其书因为名气与影响太大,所以“杂俎”慢慢变成了一种文体,宁稼雨先生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里专门为其开辟了一个“杂俎体”,数量则近千种,几近全书份量的一半。

左为和刻本书影;

右为中央书店本书影。

由于以上原因,人们在使用此书时,自然而然就会将其当作“五杂俎”。甚至在出版史上也有直接以“俎”为名的例子:比如1935年中央书店出版章衣萍校订本时便以“俎”为名。另外,日本人很喜欢谢肈淛的作品,《五杂组》一书国内首刊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此后在明亡前或另有一刻,后直至民国迄未再刊,然而,日本宽文元年(1661)便有了仿明刊本的覆刻本,其书正文均为“组”,封面题签却用了“俎”:想来刊刻时要覆刻明本,故不误;而题签者则不需要面对正文与原本,便想当然地用了“俎”字。不过,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日本,《五杂组》的流行似乎超过了《酉阳杂俎》,因此,竟然有书店因前者的思维惯性,又将后者的名字误为“酉阳杂组”了;无独有偶,国图著录其所藏中华书局1981年方南生点校本两种,其一便名为“酉阳杂组”。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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