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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原本是生长在南方山区茂林修竹之中的一种植物，但却因为一次不期的邂逅卷入尘世。人世间沧桑巨变，历史长河不知堙没了多少王朝兴亡，但看似柔弱的茶叶却逐渐登上大雅之堂。茶与文人的唱和催生出了茶诗，而茶诗中的文人志趣也带动茶一起遗香后世。 茶诗中反映出的一系列变化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相互影响，形成了明代文人特有的精致茶风。茶风的背后寄寓的是明代文人以茶养身、以茶助思、抒发隐志、陶冶性情的精神诉求。茶性、诗韵、文人气质的契合是文人喜作茶诗的重要原因之一，茶和诗所具有的平和、内省的精神正是明代文人的追求。 一、愈疾惟须饮半杯——以茶养身 茶和酒本是日常生活中的饮品，但由于皇室贵族的赏识偏爱，文人骚客的推波助澜，茶酒经过一番华丽的脱变，而成为某种精神文化的表征。或许正是天性中截然相反的功效——酒使人醉，茶能提神，从而酿造了一段茶酒争功的风流韵史。 唐代是茶酒争论功励的时代。对于茶，由于陆羽的创造和推动，形成了“人间相学事新茶”的盛世。而对于酒，由于当时政府实行“榷酒赡军”的制度，饮酒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茶和酒直到明代才达到融合，才无所谓尊卑：“主人着意在金钟，若碗作先容。”欢宴之前，茶可以作助兴的先锋，酒醉之后，茶亦可以作醒酒的良方。 酒的本性在于醉，茶的本性在于醒。茶之“醒”倾向于一种反思，是对社会生活中个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个人自我价值的重新评估，相较于治国、平天下，明代茶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应该如何生活，这与明代社会所涌现出的新的思潮不谋而合。明代的大量茶诗都反映出明代文人对个人养生之法的格外重视。 对茶叶养生之法的关注，自茶叶饮用之初便有。茶作为饮品兼具药用之功，也是其得以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历代茶诗中不乏对茶养生功效的讨论，但就其出现频繁程度和受重视程度而言，远不及明代文人的诗作。“不似刘郎因病酒，菊斎才换六班茶。”、“寻常饥渴外，多事养浮生。”等皆是言饮茶具有的养生之效。 除养生之外，在明代文人眼中饮茶还具有去疾愈病之功。百余首茶诗对此都有描述，比较典型的如“上品旗枪谁复有？未及烹尝香满口。我生不识逃醉乡，煮泉却疾如神方。”大量的茶诗转向对个人身心健康的关注，是文人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 文人们从儒家过多的强调个人在社会中应当肩负的责任，到社会对存在的个体自我价值的重估，这种现象在明代之前也许是与文人性格、才情密切相关的个别行为，而到了明代却演变为整个文人群体的一种选择倾向。 二、心后能翻诗百篇——茶以助思 对于文人而言，茶之“醒”带给他们的是一种“醒”的人生选择。清醒的人生需要留给精神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一个让灵魂得到喘息、休憩的家园。茶，为文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这样一片天地。 茶以助思，许多明代茶诗都对此作了诠释。文征明《次夜会茶于家兄处》一诗，尾联“诗兴扰人眠不得，更呼童子起烧灯”，诗写到此为止，却留有余韵，我们可以联想到在灯下赋诗的文征明和他那温润秀劲，稳重老成的手书。陈继儒的“欲笑当年醉乡子，一生虚掷杖头钱。”更是写出了茶令人醒，令人风味清风骨明，以此清明作诗文，世俗之气尽涤。 茶与书伴，读书可添茶性，烹茶可释倦意。明代顾大典在为张源《茶录》作序时称：“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若，以自愉快。”此处亦是“博览”与“煮若”相得益彰，这种自得其乐，休与人说。书读累了，茶喝倦了，索性就“茶烟一榻拥书眠”，好不惬意。 唐寅在历史上已是坎坷文人的典型，在遭遇太多的波折、经历太多的辛酸之后，他把生前短暂的富贵、残存的文章、贤士或者小人称号的荣辱，都看做是瞬息万变间不值得执着的外物。既然这样，还不如求得茶、书相伴的恬静生活，以忘却世间忧伤和快乐。再回首时，他的乐观衍变为一份平淡超然的心境。 表面上看，明代茶诗并没有对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和其对诗坛的影响有过多的描绘，颇贴合茶自身的品格，一如既往的疏淡雅致，宠辱不惊。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诗人在现实无奈之中故意而为之，以作暂时栖身养性之所。如果静心品读明代茶诗，结合诗人身世遭际，在字里行间之中会发现在这朴实平淡的外表下，行写着文人们内心的不同感受。 明代文人内敛的性格和理性的思考，使他们既能静下心来品悟茶道，也能全面考量生活的得失。因此，我们可以说饮茶品茗是宋代文人阔达生活的表征，也可以说茶是宋代文人借以思考人生的面具。但是，饮茶写诗以为乐确实是宋代文人忘却现世忧患的最佳方法之一。 三、香客流泉隐仁智——茶抒隐志 茶与书卷为伴，谓之“醒”，此乃一时；茶与隐志相伴，亦谓之“醒”，此乃一世。自陆羽《茶经》始，茶便和隐士结缘。文人爱茶咏茶，茶的品格与文人的精神诉求似乎有着某种天然地契合，特别是在明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 明代，当政者对文人思想的统治十分严苟，文字狱、厂卫制度、廷杖都是明代统治者霸王专政的体现，这种通过权力与暴力对文人思想的甜制，似乎也预示了王朝政治的没落。与此同时，明代的经济却展示出勃勃生机，尤其是明中晚期，朝野要求重商的呼声越来越高，王守仁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张居正认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 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世象是历史赋予明代的一种潮流趋势，明代文人如何在这种潮流中以自处，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事实上绝大部分文人既不具备引导这一潮流的能力，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阻挡这一潮流的前进。“隐”便成为了他们的选择。而生于幽野之中的嘉木，便是与种“隐”之间最妙的契合。 1、无意出仕者 许多茶诗作者均不以仕进为意，终生隐居。朱朴乃爱茶、爱诗之隐士，在其所作《西村诗集》中，收录了大量茶诗，诗中透露出诗人隐居生活的闲适，终日与茶相伴，并与众多僧人、文人交游，相邀共品佳若。明中晚期，茶人避而不仕的现象更为普遍，如不喜科举业的莫是龙、有“梅颠”之号的周履靖等，他们的茶诗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主人的志趣，隐于山林，与香若流泉为伴，不为世名所累，岂不快哉！ 在无意出仕做官的茶人中，还有一些人，他们绝意于仕途并非初衷，而是迫于无奈，或者说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改朝换代之际，乱世之中只能凭借归隐而求全，不知他们是否也曾为这生不逢时而感叹。 元末明初学者谢应芳，元末避地吴中，明兴始归，隐居芳茂山，其茶诗“每忆城南隐者家，昆山石头径山茶，反映了他隐居时超脱淡然的心境。同样，在明清换代之际，也有许多文人选择了归隐，如诗人兼书法家的王贵一，舍弃功名，在陈卞筑“檀园”隐居并著书立说，其茶诗“泊然无所营，清虚绝器垢”写出了大多数文人的隐居之志。 2、致仕归隐者 很多明代的茶人都经历过宦海的浮沉，此生欲扶世而不能，他们内心的抗愤与文人骨子里的孤傲在致仕归隐后表现的淋璃尽致，他们需要用茶来涤除内心的烦恼，调和现实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 明代著名的才子唐寅，其生平屡被后人戏说，当年科场舞弊案究竟孰是孰非，我们不得而知，但此次事件对这位仕途本一片光明的才子之影响却不言自明。绝意致仕的唐寅，常饮酒花下、品若南窗，一种不羁与孤傲、冲淡与闲适的杂糅，为唐寅的茶诗作着注脚。明人王稚登这样形容归隐后的唐寅： 太守风流嗜酪奴，行春常带煮茶图。图中傲吏依稀似，纱帽鬼头对竹炉。 唐寅纱帽笼头烹茶的“傲吏”形象，遂成为后世的佳话，茶再一次承载了文人心中、理想和现实间交织冲突的复杂情感。烹茶成了归隐后的无事之事，希冀茶性之温和可以调和现世的矛盾、化解心中的不平。 3、身在仕途却心向山林者 《隐鉴》书法四条载：“隐于世治时变，解官不仕者，曰“达士”，重明哲也。隐于玄门净土，名利不贪者，书曰“居士”，重清修也。”随着明代社会矛盾的加深，许多文人不满于当时政治，茶与僧道、隐逸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许多明代文人晚年信奉佛道，从他们的别号中可以看出，如徐渭晚年号青藤道人、汤显祖号清远道人，晚年隐居庐山，版依佛教。 此外还有另一种隐，即“隐于朝者”。明代社会的政治环境很难使文人可以清净地作个“小隐”，既然要在朝市之中“闹中求静”，就必然要有使心境淡薄的方法，因此煮茶品茗便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 与“大隐”相比，“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的“中隐”似乎更受到青睐。做个不大不小的官，过一种不忙不闲的曰子，享受一种不喜不忧的心情。如明代谢肇淛和“公安三袁”，他们虽在朝为官，但茶诗中读到的却是那份好与释者共饮、闲聊的意趣。 四、堂中无事长煮茶——茶怡性情 茶诗中文人多喜好谈“隐”，但这“隐”并非真隐，终生不仕、以山林茶亭为伴者毕竟是庞大文人群体中的一隅，更多的文人倾向于借茶事放松身心，陶冶性情。在物境、艺境、人境之后，追求的是心境。林语堂对此有一句精辟的论述：“捧着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 明代文人在茶凉前疗助了满心的忧愤。“烹茶避林樾”，喧闹嘈杂的地方，你品不出茶的真味。只有在花间野外、清轩幽亭这样寂静的环境下，才能体悟茶道玄思。古人喜欢挑选傍山临水的竹阴下或松林间，在烹煮茶汤的等待中，让愤激的心慢慢静下来。耳中只有茶喷涌的飕飕声，心中只剩茶汤涤除尘烦后的劲爽。徐渭在《徐文长秘集》中曰： “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下花鸟间，清白石，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 明代文人饮酒品茶，不再是阮籍、刘伶那样追求怪诞标新，也不止于满足个人口腹之欲。他们追求的是精神的升华、灵魂的洗礼。虽然只是短暂的麻痹、片刻的放下，但内里的心境实已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愤懑的不平、激昂的辩驳、荣辱的欲求在茶凉后化为袅袅茶烟，并最终归于宇宙初始的淡泊恬静。 “堂中无事长煮茶”看似简单，但想修好品若这一“清课”，也并非易事。自古以来只有文人方能得其真味，这是属于这个阶级群体所特有的生活形态，表现的是这个阶级固有的精神和旨趣，文人与茶，自从有了千丝万缕的缠绕，便基本融为一体了。 正所谓“功夫在诗外”，品茶之精髓，往往不在茶之本身，博识、精鉴之能力，闲暇、高雅之情趣，缺一而不得。故虽是腰缠万贯之巨贾、权倾朝野之能臣，如果不得其中之要旨，想必也会被斥为“俗物”。或许正因为这份不受拘束的性情，才创造性的将本属于生物两端的诗人与茶联系了起来，更用文人特有的诗思妙笔叙述了一段茶后赋诗的佳话。 小结 茶、诗、文人在很早之前便结缘，如果说在唐代之前这种结合是偶尔为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在唐代之后，经宋、元至明、清，这种结合显得更加主动和自觉。茶、诗、文人，这具有典型东方色彩的文化符号在文人的茶诗中汇集，共同来表达一种文化情感。 茶性淡雅平和，啜之使人顿觉清爽，发人内省；诗性端庄典雅，温柔敦厚，又自古兼有言志载道之传统；而文人，既是林下品若和茶诗创作的主体，其自身亦是这东方文化的一种表现符号，他们身上秉承的中庸之道和忧国忧民之情，外化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文人多爱茶、善言诗，不得不说这与他们彼此之间内质的契合密切相关。 相关参考文献：《中国茶文化研究》、《文人与茶》、《明代茶诗与文士情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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