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档之前，能让我进电影院的只有一部

文

漠一

 

马上就要春节档了，在这个好片云集的时间点之前，看点啥好呢？

今天倒是有部颁奖季大热门上映，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老爷子的《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影片也还提名了金球奖最佳女配，这简直就是你能最快在国内银幕上看到的颁奖季速递，可以说在春节档之前，它就是唯一一部，能吸引我走进电影院的电影了。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今年颁奖季的竞争阵容，颇有种让人回望好莱坞辉煌时代的感觉，比如拿出《爱尔兰人》的斯科塞斯，再比如伊斯特伍德。

不管是凭年龄、资历还是人生的传奇性，伊斯特伍德都是好莱坞大师中最亮眼的一个，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集中顶级演员和导演的身份，在半个世纪的好莱坞阶段史上都拿出重要作品，这样的年纪依然保持着最旺盛创作力的电影人，除了伊斯特伍德，你可能找不出第二个。

作为炙手可热的男演员，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镖客三部曲」见证了好莱坞西部片最后的高潮；作为导演，他保持着极高的创作密度，每十年拍七八部作品，堪称劳模就不说了，还是颁奖季常客，更是以《不可饶恕》《百万美元宝贝》两次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的双黄蛋。

《黄金三镖客》

在去年，他自导自演的《骡子》讲述一个九十岁高龄依然兢兢业业「工作」的贩运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和他自己形成了一种银幕内外的呼应。

银幕里的「骡子」会老，但银幕下伊斯特伍德的创作力，从来没有丝毫衰退过。

改编自真实事件的《骡子》，倒是能作为解读伊斯特伍德的一个切口，回看他这些年的导演作品你就会发现，他尤其偏爱的一类主题，就是去拍「骡子」这样的普通人的故事，并用他的笔触去捕捉这些平凡人生活里的「高光」时刻，这个「高光」，倒并不一定是说他们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说他们在自己的那种人生轨迹里，做出的那些本来超越了他们能力的事。

《骡子》

《骡子》里的父亲最终冒着生命危险把家人放在了首位，《美国狙击手》中为战友出征的海豹突击队员克里斯·凯尔，《百万美元宝贝》里在拳击训练中终于敢于面对自己人生课题的法兰基和麦琪，都是伊斯特伍德寻找到的这种平凡的高光。

顺着这样的脉络看下去，你也就会更理解他的新片《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的那种真实的动人之处。

这同样也是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影片。如果不是因为亚特兰大爆炸案，理查德·朱维尔这个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世界知道。

在1996年7月27日之前，理查德·朱维尔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安保，在亚特兰大连日的庆祝活动期间，他在世纪公园里发现了一个背包。

他紧张地叫来警察，很多人都觉得他实在是煞有介事，但那背包里，真的装了三个炸弹。

炸弹后来还是爆炸了，两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

可如果不是理查德·朱维尔的警惕，受伤和死亡的人，就远不止这个数目了。换句话说，理查德·朱维尔差不多拯救了当晚在那个公园的所有人的性命。

媒体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故事，连理查德·朱维尔自己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无数报纸就开始报道他的事迹，把他叫做美国英雄。

但这样的声音，并没有持续几天。

一般来说，在大多数类似案件里，把发现案情的人列为第一嫌疑对象是最正常不过的调查流程，理查德·朱维尔自然也顺应这个程序接受了审讯。

随着FBI调查的展开，舆论风向迅速发生了180度的转向。那些说他是美国英雄，人民的拯救者的声音，瞬间变成了猜疑、指控和审判。

罪犯、杀人者、美国罪人、孤独的炸弹客，说什么的都有。

FBI甚至还对理查德·朱维尔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监听、拿走了他家中所有可被用于调查的东西，把他的人生翻了个底朝天。

从英雄变成罪人，只需要媒体的一句话而已。

而这，就是伊斯特伍德要说的那曲「哀歌」。

理查德·朱维尔的事情是个悲剧，但这悲剧显然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以理查德·朱维尔为切入口，伊斯特伍德要写的不仅仅有他最擅长的那部分平凡人的高光时刻，更有那些高光背后，属于大时代的阴影底色。

生活的偶然性和日常性，让理查德·朱维尔这样平凡的人同时以最好和最糟糕的方式进入了历史的话语之中。这种好和糟糕，完全不由他自己决定，甚至也跟他足以被称之为英雄的行为完全无关。

它由那些有权力决定社会事件舆论走向的媒体决定，由公权力的傲慢态度决定，更由不明真相、被引导的大众情绪所决定。

在媒体堪称司法、执法、立法权外的第四权的美国，手握扩音器的人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过自己手中的工具可能造成的巨大杀伤力。

由此，伊斯特伍德也在这个故事中，设置了分别代表不同体制权力的角色，为了拿下业绩而不顾一切追踪故事的女记者，深信理查德·朱维尔就是炸弹客的FBI探员，最懂也唯一理解这个无辜者的律师老友。

伊斯特伍德通过这些分属不同系统内部的人士，为我们展现了这些系统是如何以各自的方式运行的，这其中的一些规则和默认的程序，不仅透露着让人不堪忍受的傲慢，甚至有着让人难以相信的荒谬和欺骗性。

理查德·朱维尔的高光也不仅仅来自于他对自己工作的兢兢业业，你会发现即便作为一名受害者，他依然对体制抱有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敬畏态度。

这太讽刺了。

媒介在改变理查德·朱维尔命运这件事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报纸媒体和电视媒体完成了这个堪称「邪恶」的共谋。

有意思的是，理查德·朱维尔和他的妈妈，被设定为喜欢在家里用电视看电影的人，在被监听的那些日子里，他们甚至不能随意地看自己喜欢的那些电影。经历了好莱坞最后黄金年代的伊斯特伍德选择了这样的细节，也颇有种反视自身的意味。

当你看到那些报纸记者、电视台主持人、蹲守在理查德·朱维尔住所外试图凿骨吸髓地挖到一些可被用做头版新闻的信息时，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媒介的疯狂，那和这批人所声称、捍卫的那种新闻自由、新闻真相完全背道而驰。

他们所追求的，只是新闻媒体存活下去的本质：疯狂的、可被量化的传播率。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伊斯特伍德是把自己手中的电影当成了一种武器。

他在使用电影这种叙事媒介的力量，来对抗另一些媒介，揭露他们溃散的媒介道德，或者换句话说，捍卫那些本该被捍卫的，这些媒介应该通往的终点——真相。

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让人想到《电视台风云》这样同样辛辣批判媒体的作品，但不同于前者的那种夸张化的戏谑，伊斯特伍德的这个故事却走向了完全另一条路径。

它真实得赤裸。

你很难看到有一部电影这么的「政治不正确」，这也是绝对要最懂美国政治、美国媒体环境、美国历史的人才能拍出来的故事。

在大银幕上看到这样电影的机会着实不多，今天（1月10日）上映的《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就是那种值得我们每个人买票走进电影院里去感受的电影。

这是伊斯特伍德从理查德·朱维尔的个体故事所拓展开来的那部分历史感——对那个克林顿时代的舆论话语、公权力体制乃至未来政治命运的审批。这也是为何它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意义重大的原因，它挖掘出了这个平凡人悲剧的社会学意义，也控诉了那种不道德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