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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丽娟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从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均体现出古人普遍的“天下主义”理想情怀，即对建立统一与合理、开放与包容的秩序体系的追求。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只是政治、经济的互动交流，更是人文领域的互鉴沟通。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文明之路，根植于对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出“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任何问题都可以被纳入进来重新反思，文化也不例外。任何特殊的文化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实质上体现了某特定群体对生活和生命的体验。因此，处于同一文化体系内的就是“文化朋友”，而处于文化外部的则是“文化异乡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  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把文化的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缺少“心怀天下”的维度，世界秩序的冲突和混乱也多发于民族国家之间。萨缪尔·亨廷顿就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本质上是不同历史文化的世界秩序观之争，异质化的文明之间是不可兼容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文化中没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康德的“世界公民”等，但西方对世界的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而中国的“天下主义”则强调“以天下观天下”，二者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天下”作为一种消解了特殊性的世界观，其普遍性或整体性视野更饱满、更开阔，使得中国文化具有统一性力量。该力量的合理性在于，它是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其一，“天下”内在地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即它是一个只有内部而无外部的理念。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世界不再是不同民族文化角力的场所，而是需要共建共荣的文化共同体。其二，中国传统文化是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终极境界。因此，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任何文化的核心都是一整套价值规范体系。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西方文化则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宗教型文化。伦理型文化是以血缘宗亲为出发点，实现情理统一、仁礼互动的社会。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一方面，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传统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都是关于家庭伦理的；另一方面，伦理关系由近及远，从家庭向外扩充，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可以说，家庭是“天下”的逻辑起点，所有问题最终会还原到家庭上。家庭是伦理的实体，而国家是政治的实体，家国同构的“天下”则是伦理与政治合一的文化实体。 “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是一体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性特征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天下”思想并不回避“他者”的价值观，而是把“他者”化入“自我”之中，成为“自我”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一体”。“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在这个家庭内部，不存在敌我之分，有的只是远近亲疏之别。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文化的载体是公民，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都最终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所谓“以文化人”，也就是说文化涵育人格，最终体现为个体生命和生活的形式，而人格的形成也会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余秋雨曾说到“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即国民性，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君子”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但从对“君子”的诸多描述中可窥见一斑，主要包含“仁、义、礼、智、信”。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人格与“仁、义、礼、智、信”的君子人格更唱迭和，彰显出“君子”不息的生命力。 “君子”之质丰富，以“仁”为本，成己成物。在“天下”的视域中，“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最终达至“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个向外扩充的过程，动力来源于“仁”，“仁”是对人性的普遍要求。“仁”之方，一方面在于反求诸己，克制自身不合理欲望，从而在私人领域真正对自己负责；另一方面则是积极向外学习，在与家、国、天下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对他人和世界负责。 “君子”之行要符合中庸之道，执中守常，和而不同。中庸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和道德标准。程颐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其要义有两方面：其一，全面地看待问题，反对极端化思维；其二，在适度的基础上，积极地寻求多样性的和谐统一。那么，体现在人的行为模式上，中庸之道就要求达到人与内心的理欲平衡，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人与人的忠恕包容。从“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从世界观、价值观、人格模式三方面层层递进，组合严整，打造中国文化气派，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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