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面画”应该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因为它牵扯到晚清民初出版物装帧风格的转型，牵扯到近代美术的西风东渐，篇幅所限，这里只能简略地谈一个人物梁得所（1905-1938），一本《大众》画报及其封面图画。
在摄影尚未普及的上世纪30年代，传统的绘画依然占据新文艺书刊封面的主流，画家们会像以往作山水画一样郑重其事地签下自己的名号，但是“封面画”似乎是高贵画家们的余兴，美术史也不屑为之着墨。藏书家唐弢曾说：“书籍封面作画，始自清末，当时所谓洋装书籍，表纸已用彩印。辛亥革命以后，崇尚益烈，所画多月份牌式美女，除丁慕琴（悚）偶有佳作外，余子碌碌，不堪寓目。‘五四’新文艺书籍对这点特别讲究，作画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丰子恺、陶元庆、钱君匋、司徒乔、王一榴等，皆一时之选。鲁迅先生间亦自作封面。”
梁得所在《良友》画报出到十来期之后接手主编要职，交棒的是蝴蝶鸳鸯派主将周瘦鹃，而当时的梁得所不过二十岁出头。梁得所锐意进取，大胆变革，很快就将《良友》带入了现代大都市画报的快行轨道，甩掉了百岁蝴蝶老鸳鸯的陈腐气息。《良友》画报能够屹立世界报刊之林，为国人争得一席颜面，梁得所居功至伟。
1933年5月，梁得所做出一个决定：离开《良友》，另辟江山。这年8月，第七十九期《良友》画报刊出梁的辞职启事和良友公司的启事。对于良友公司和梁得所本人来说，分手毕竟是不幸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画报史来说，分手倒产生了一本名垂现代文化史的《大众》画报。《大众》虽然如同它的创建者梁得所的生命一样，是那么地短促，但是天际恒河中最耀眼的往往是一瞬即逝的流星。
梁得所卸了《良友》编务之后，旋即与好友黄式匡组建大众出版社，1933年11月出版《大众》画报。人们知道梁得所多是因为《良友》画报的缘故，而欲更深地了解梁得所，还是离不开解读《大众》画报。如果说梁得所为《良友》奉献的是汗水和才华，那么他为《大众》则倾注了心血甚至生命。
梁得所属于锐意激进的性格，他自办《大众》，不想走《良友》的路数。《良友》画报的封面从创刊以来一直是采用人物照片，照片又全为清一色的女明星。从哪里创出新路呢？梁得所决定从封面画入手——“采用绘画做封面，原属一种冒难之尝试，中国画报创作的封面画之绘制，尚在实验阶段”。梁得所请来上海名画家方雪鸪（方亦属现代绘画的先行者，白鹅画会主任画家），方画了前四期的封面画，依次为《活跃的青春》（创刊号）、《冬夜》（第二期）、《冬天的黄昏》（第三期）、《都会之夜》（第四期）。我不知原画的尺幅有多大，反正《大众》画报大8开版面（十五吋长十吋半阔），已经足够传达原画的韵味了，用今天的话就是“视觉冲击力”。尝试成功，梁得所很高兴：“好文章能说出读者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好画能写出观者所能领会而未能分析的意境，这才有意思。《大众》画报取材很注重这种标准。比如封面画，这一期的‘冬夜’，除了但求悦目之外，颇能写出一种意境。”
第五期至终刊的十五期封面画，改由梁得所聘来的留美画家梁韬云主笔，梁韬云是梁得所的哥哥。曾任《大众》美编的黄苗子后来回忆说：“当时，（上海）两个大的‘小托拉斯’，一个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还有一个广东帮——以梁得所为首办的大众出版社。我是广东人，梁得所就找我到他的大众出版社办一个叫《小说》的半月刊。”
由于梁韬云远居美国，所以每期封面画兄弟俩要提前三个月就定好主题画什么。梁得所曾写道：“在三个月之前，写信给留美画家梁韬云先生商拟本期封面的时候，预算八月是五谷蔬果成熟的时令，于是取‘丰收’为题材，画成这期的封面画。”（《大众》第十期）我很佩服两位的敬业精神及办事之干练，合作十五期居然没有一次脱期，封面“开天窗”可是天大的事故。
第十七期有横跨二个页面的介绍《封面画的来历——梁韬云君对美术严格的研究态度一斑》，这也许是吾国图书装帧史上仅见的一篇关于封面画制作过程的详尽图文，洵为珍贵之艺术设计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