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谜：为什么我们无法摆脱“偏见”?

用心的人生 202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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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来做一道智力测验题：

在马路上，一位公安局长正跟一位老人聊天。突然跑过来一个小孩急冲冲地对公安局长说：“你爸爸和我爸爸吵起来了！”老人问：“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公安局长说：“是我儿子。”

那么请问：

这两个吵架的人和公安局长是什么关系？

据说有人专门拿着这道题在街头搞测试，结果100人中大概只有两个人完全答对。

而且，这两个人无一例外——都是孩子。

看来，成年人的知识和阅历并没有起到什么帮助，反而阻碍了他们看清真相。

这是为什么呢？

2、

其实真相非常简单：

“其实公安局长是女的，吵架的两个人：一个局长的丈夫，即孩子的爸爸；一个是局长的爸爸，即孩子的外公。”

没错，成年人之所以答不上来是因为受了经验的欺骗，被固化的思维所拖累。

谁说公安局长就一定非得是男人呢？

而小孩子的思维由于没有侵染太多规则和习俗，所以往往能够跳出思维的死局。

成年人的这种表现，用老子的话描述就是：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当然，心理学上对此的也有一个专门的定义叫：

“刻板效应。”

也就是说：

”人们往往会对某个群体产生一种固定的看法和评价，而不考虑其具体情境和个体差异，从而影响正确的判断，导致偏见。”

那为什么成年人总会表现出“刻板印象”呢？

因为一个人知道的越多，分别心就越多，分类的观念就越严重。否则，他的大脑就会由于承受不了这么多知识而变得混乱。

一些进化生物学的科学家们甚至指出：

人类的大脑之所以如此高效，每天只需要消耗一盏普通电灯泡1/5的能量就能运转自如。就是因为具备了强大的分类能力，节省了思考的时间和能量，从而在几百万年的物种进化斗争中脱颖而出。如果把人脑所要思考的事情换作电脑来操作运载的话，恐怕早就发热死机了。

原来，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化称霸地球，是因为具备了高效的分类能力。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只要分类，就必定会走极端，只要走极端，就必定会产生偏见。

3、

不信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二十世纪有一位著名的追求平等的人士说：

“欧洲人始终试图将堕落的习性强加在我等身上，而我们始终坚持不懈地反抗着他们的暴行。欧洲人想让我们变得像非洲黑人一般堕落……那些黑人唯一的梦想便是攒几只牛，拿去换个老婆，然后在懒惰和赤身裸体中度过一生。 ”

现在请你发挥想象，以上这番话会是哪一位伟大的人物所说?

恐怕你都想象不到——说这话的人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创始人：圣雄甘地。

那么请问：

甘地对非洲黑人的描述是完全客观的，还是带有个人偏见的？

答案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偏见。

有些人可能会不服：

非洲黑人好像确实跟甘地所说差不多吧，奴性十足，没有理想，像畜生一样活着。

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从欧洲人第一次踏上非洲殖民开始，非洲土著人的反抗斗争就绵延没有中断过。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尤为激烈。

比如1900年占领了西非亚森特王朝首都的英国远征军足足被围困了将近四个月才被解救，而曼丁果王朝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斗争更是长达80年。

在安哥拉，酋长组织了4万人的军队对抗葡萄牙殖民者；在科特迪瓦，反抗法国人的斗争坚持到了1911年；在尼日利亚，反抗坚持到1919年；在塞内加尔，反抗持续到1920年；在索马里，穆斯林反抗英国人的圣战也到1920年才结束；在利比亚，贝都因人坚持到了1931年。

大概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非洲大陆上的反抗才基本上平息，但依然有一些零星的革命之火尚未被扑灭。

甘地生于1869年，死于1948年，但凡他稍微睁开眼睛了解一下非洲黑人的殖民反抗史，而不是竖着耳朵吸纳一些道听途说的偏见，就断然不会说出上面那么无知的话。

同样的，如果我们多花些心思了解一下甘地，而不是看媒体上那些些引人耳目的夸大其词，就断然不会赠予甘地“圣雄”这个称号。

没错，甘地对非洲黑人有偏见，我们对甘地也有偏见，甚至以上我为非洲黑人的申诉和对甘地的批评同样带着偏见。

偏见，其实无处不在，我们都置身于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

4、

我们不妨再把'偏见'放置在日常生活中来检验一下，心理学家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画出 8 条线段，最长的线段比第二长的线段长 5%，同样，第二长的线段比第三长的线段长 5%，以此类推。

研究员要求：

其中一半的受试者，以厘米为单位估量8条线段的长短；另一半受试者看到的线段则被分为两组，较长的四条被标为“A 组”，较短的四条被标为“B 组”。

研究发现：

如果没有分组，那么受试者对8条线段的长短预估就比较准确；如果线段被分成A组和B组，那么受试者的判断一下就变了。

他们认为A组里面的四条线段长差距明显小于5%，B组同样如此；

与此相反，他们认为A组和B组这两个组之间的线段长短差距明显大于5%。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8条线段的长短差距都是标准的5%。

没错，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分组，就足以干扰人们的判断力。

5、

类似的实验证明在其他情境下，结论同样正确。

在另一项实验中，当某个城市的居民被要求说出 6 月 1 日到 30 日的温度差时，他们对估算的数据差比较小；当被问及 6 月 15 日到 7 月 15 日的温度差时，他们估算的数据差就比较大。

时间间隔是相同的，都是一个月，为什么市民们的估算会不一样呢？

很简单，因为日期和月份的分类干扰了他们的判断。

那么，我们的头脑仅仅是对“物体”的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就会导致偏见，如果我们对“人”进行分类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6、

1954年，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主持设计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群体人性实验。

谢里夫的研究团队挑选了22名美国当地的男孩：

这些男孩全部都是白人、都是11岁，都信仰基督教，智商都在平均水平。

谢里夫团队还特别细致地筛选掉了一些容易被分类的特点：

所以这些孩子里没有四眼仔，没有小胖墩、没有惹过事闯过祸的，没有外地人、也没有口音不同于大家的。

研究人员告诉这些孩子们：

他们要到俄克拉何马州的罗伯斯山洞国家公园里，共同度过过三个星期的夏令营生活。

研究人员将孩子们暗中分为两组，两组互不知晓，分别依次抵达罗伯斯山洞。

第一周，孩子们的主要任务是安营扎寨。

第一组孩子们先到，第二天，第二组的孩子也到了。两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每一组孩子都以为在营地里只有他们自己。同一组的孩子们很快就混熟了，他们创造出了自己的“部落文化”。

第一组的男孩把自己的小队叫做“响尾蛇”，第二组的男孩则称自己小队是“老鹰”。他们在帽子和T恤衫上都印上了自己的“部落图腾”。

第二周，研究人员有意让孩子们知道，营地里还有另外一组孩子。

接下来研究人员组织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打棒球。猜猜这些孩子是什么反应？每一组孩子都把对方视为竞争对手，对对方充满了敌意。他们第一次到了棒球场上，就开始互相辱骂。在球赛开始之前，响尾蛇队直接就把自己的队旗挂在棒球场上，宣布对球场“领土权”，结果还赢得了第一场比赛。老鹰队很不高兴，到吃午饭的时候，拒绝跟响尾蛇队的男孩们坐在一起。

第二天是拔河比赛，响尾蛇队又赢了，老鹰队恼羞成怒，甚至把响尾蛇队的队旗扯下来烧火泄愤。

第三天，老鹰队终于赢了一场比赛，但是当他们回到营地时却发现，营地早已被响尾蛇队偷袭了。床被掀翻，蚊帐被撕破，一片狼藉。老鹰队决定报复，于是也用同样的方法偷袭了响尾蛇队的营地。

后来，两组男孩子之间的战争不断升级，他们在袜子里装满石头，出门都带着棍子和球棒。

第三周，研究人员开始设计了新的场景。

他们故意堵住了营地水管的阀门，然后跟孩子们宣布说：“有外边的人搞破坏，你们要齐心协力，一起检查所有的水管。”当然，有些孩子对此并不积极，他们溜掉去逮蜥蜴了。研究人员发现，两个组里都有溜掉的孩子，但这些溜掉的孩子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

再然后，饭桌上的吵嘴逐渐消失了，两队之间竟然达成了停战协定。

最后研究人员又带领所有的孩子去一个湖泊露营，半路上谎称汽车抛锚，发动所有的孩子都下来推车。等到了湖边，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孩子们已经化敌为友了。”他们白天在水里高兴地打水仗，晚上在篝火旁一起烤棉花糖。更令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回程的路上，响尾蛇队花了五美元买了一堆麦芽糖，很慷慨地分给了老鹰队的队员。

7、

好，这个实验讲完了，虽然观察的只是一群孩子们的夏令营活动，但他们之间惊心动魄的每一个瞬间都无疑体现出了人类部落演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