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九》（十二）

读《资治通鉴·汉纪九》

（十二）

 

元光元年丁未，冬，十一月，初（第一次）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这是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

半民：窦太后已死，汉武帝的威信也基本建立起来了，这次的“伸拳脚”就不同于六年前，建元元年的改革那样“羁绊”重重了。
　　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驻守）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六月，罢（罢免）。广与不识俱以边太守将兵（以边郡太守身份领兵），有名当时（当时名气很大）。广行（行军）无部伍、行陈（没有编制，不讲队列阵法），就善水草舍止（到水草肥美处就驻军），人人自便，不击刁斗（古代军队中一种用于夜间巡逻的警报器）以自卫，莫府（幕府）省约文书（行文简约）；然亦远斥候（很远的派出警戒部队），未尝遇害（没有被偷袭）。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军纪严明，军法刻板，军阵森严，循规蹈矩）；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突然）犯之，无以禁（抵抗）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士兵跟着李广干的舒心，乐于为之卖命）。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匈奴更怕李广，士兵更喜欢跟着李广，而不愿意跟着程不识。）

半民：两种治军方略，结果一样。细细比较，学问大着呢！
　　臣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军队一旦出动，必须要有严格的军纪相随，否则，无论胜败，都不是好事）。”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统领军队），使人人自便（人人随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对于李广是可以的）；然不可以为法（不能够效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其他人，如果这样，是不可以的，但李广只有一个），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普通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贪于安乐，远避灾祸是人之常情），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士兵们肯定会讨厌程不识的烦扰，乐于李广的简易），且将仇其上（因为讨厌而仇恨不服从程不识的领导）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那么李广的治军害处就不仅仅是无法抵御敌人的突袭那么简单，而是动摇整个军队的军心士气）。故曰“兵事以严终（军纪之严也贯彻始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少）不覆亡哉！

半民：司马光讲的问题当然有他的道理，而且是适用范围较为宽泛的道理。这一点，儒家和法家似乎走到一起去了。然而，凡做事，是合乎法律（纪律）好呢，还是合乎规律好呢？既然人（司马光蔑称普通人为“小人”，那些所谓的“君子”又何尝不是好逸恶劳呢？）“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这是基本规律，作为统帅，你是顺应规律，引导士兵为你勇敢作战；还是违逆规律，强推纪律，让士兵烦扰、痛恨你，不愿意（心甘情愿）和你共御强敌呢？哪种将领领导的军队胜算会更大一些呢？

我在第一次读到此处时，写了三段非文非白的句子，抄在下面，以见我矛盾的认识：

李广，逍遥随性者；程不识，严谨守法者，二将治兵不同，结果亦无差，然毕竟程军太苦，如临大敌。李程相较，犹骐骥之于驽马，骐骥者，潇洒善行，不费气力，驽马者，唯唯诺诺，终无乐耳。

光言广为祸，此腐儒者之言，以此治下，必出“石门（石门、万石君）之庸才，只知“唯唯”，终必“碌碌”耳。思中国之数千年，循古师古，鲜有创造，其祸源出于儒者：因循守旧，暮气四沉，必衰；更兼能知其衰，而犹守之，岂不哀哉？宋之积弱，光等无过乎？

创造守成，二者难兼，取向不同，其效亦非。守成虽可平安，此乃慢性死亡之法。创者（李广）或难以为继，然以吾中华之大，真难以为继乎？代有良将犹千里马，然代有伯乐乎？况伯乐亦死于骈隶人之手？司马光岂非“骈隶之人”？！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亲自主持策问）之。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