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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学习文言文了，晦涩难懂的句子，拗口饶舌的腔调，更要命的是高中时期的文言文都挺长，而且还多，每本教材后两单元都是文言文，让人学习的很是费劲。不过，也有例外，有一篇文言文却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对仗工整，而且意境宏伟，气势磅礴，也是我高中阶段唯一能背下来的文言课文。至今想起来，仍感到耳目一新，这就是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写的《过秦论》。 过秦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之一，一共有三篇，我们高中学的是上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该文旨在总结暴秦速亡的历史教训，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的结论，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在这片政论中，贾谊用以铺陈和夸大为特点的写赋的手法来写议论文，用了大量排比句或对偶句，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在短短一篇文章中读出充实丰富的内容，饱满充沛的情感，又能抓住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这一叙事主线，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让读者不由自主的顺着作者的思路往下读，一气呵成。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 一贾谊 贾谊作为当时的世之奇才，几乎每部作品都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不仅行文优美，用语气盛，而且见解独到，鞭辟入里，主要代表作有政论《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辞赋代表作《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旱云赋》等。 贾谊是汉初一个才华横溢的天纵奇才，其才能前可比管仲乐毅，后可比卧龙凤雏，一代大儒刘歆说，“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大文豪苏轼更是盛赞，“贾生，王佐之才”。 的确，在他21岁时，在这个现在整日沉迷于网游快手抖音中不能自拔的00后的年龄段，贾谊便经老师的推荐，被汉文帝刘恒召入中央政府，任命为博士，也就是皇帝的智囊，负责出谋划策。从此，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 也就在这个时期，是汉代所谓的“太平盛世”，即“文景之治”的前期。贾谊以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透过表象，看到了西汉王朝潜伏的危机。当时，权贵豪门大量兼并土地，逼使农民破产流亡，国家税源减少，苛重的压迫剥削和酷虐的刑罚，也使阶级矛盾日渐激化。国内分封王与中央集权的矛盾、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以及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民族矛盾都日益加剧，统治者的地位有动摇的危险。 在此背景下，为了调和各种矛盾，使西汉王朝长治久安，贾谊写出了《陈政事疏》《论积贮疏》以及我们语文教材中的《过秦论》等著名的政论文，向汉室提出了不少改革时弊的政治主张。《过秦论》就是以劝诫的口气，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秦王朝政治的成败得失，为汉文帝改革政治提供借鉴。在谈到写作目的时，贾谊说过他之所以要“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其目的是求得“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过秦论》一文总结秦朝兴亡的教训，实为昭汉之过。 然而，这位千古难遇的年轻人活得却十分悲催，空有满腹才华而不被重用，本来有能力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改革家，而最终却以政论家、文学家的身份了却一生。以至于年纪轻轻便抑郁而亡，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这是为什么呢? 二历代名人评价 大文豪苏轼给出的解释是“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或许大文豪的解释能说明封建时代一个知识分子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是何其的不容易，既要志向远大、对时事豁达大度，又要怀抱大才，识时务为俊杰，必要的时候也要随波逐流。 贾谊进入官场时，正值汉文帝时期，这是西汉开创“文景之治”的有道明君。可以说，贾谊的人生开局还是相当漂亮的，但也印验了现在经常说的有的演员出道即巅峰的魔咒。 十八岁闻名郡县，二十出头便当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二十二岁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贾谊担任太中大夫之后，表现优异，汉文帝本想要进一步提拔重用，让他担任公卿这样等级的高官。然而却引起了一批功勋大臣周勃、陈平、灌婴等的不满，于是他们纷纷上书，向文帝进谗言，说他是“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听到一群功臣都这么讲，文帝便采信了。自此以后，他把贾谊晾在了一边，不久就将他贬到偏远的长沙国当太傅去了。自此，贾谊再也没有回到帝国的政治中心。 看来贾谊后来的不被重用可能和其持才自傲，藐视功臣有关，但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重臣。他们都是追随刘邦一起打天下立下大功的人，都是开国贤臣，若不是他们后来发动政变，铲除诸吕，汉文帝也当不上皇帝。 贾谊被贬长沙以后，汉文帝也并不是自此对他置之不理。汉文帝因为思念贾谊，经常将他征召入宫。有一回，两人在未央宫中祭祀鬼神的宣室会面，文帝因为刚刚进行过祭祀，便向贾谊询问了下鬼神之事，贾谊便神神叨叨的给他一本正经的说了一通鬼话。居然令文帝大为感叹：好久不见贾生，以为他早就落伍了。没想到，我还是差了那么一丢丢。 可以看出文帝一直没有改变他对贾谊的欣赏与喜爱。 三贾谊故居 探寻贾谊终生不得志的根源，还得回到西汉初年的政治局势上来。 西汉初年，在铲除诸吕之后，汉王朝内部存在四股政治势力：皇权、外戚、功臣势力与诸侯王国。 皇权是汉文帝，功臣势力指的是周勃、樊哙、灌婴等一批与刘邦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他们拥有较大的政治势力。诸侯王国，指的是刘邦所分封的各诸侯国。而外戚就是吕后党羽，就像“纸老虎”，势立不稳定。 这四股势力共同支撑着汉初王朝。不过，他们的势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文帝初年，由于朝廷刚经历一次残酷的铲除诸吕的流血政变，外戚势力得到彻底清算。但文帝即位之初的皇权是相当薄弱的，原因很简单，文帝这个皇帝宝座，是周勃、灌婴等人拿刀杀完政敌后，逼着文帝上位的。铲除诸吕之乱后，周勃、陈平决定拥立宽厚仁慈的刘恒为帝，起初，面对众大臣派来的使者，刘恒也是战战兢兢，生怕这是个圈套，在来长安就位的路上也是严阵以待，入城前还如临大敌般的先派探马前去侦查情况，可以说，文帝连自身安危都心里没底，怎么敢放心重用贾谊呢。 文帝即位后，打压军功阶层势力以加强皇权，成了一件势在必行的事。为了达到这一点，文帝颁布诏令让功臣们返回封国居住，这一计策就出自贾谊的《陈政事疏》。诸侯爵位是刘邦对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功臣分封的，比诸侯王低一等。功臣诸侯有各自的封地，但是，他们平常并不在封地居住，而是都集中住在长安。 文帝让诸侯之国，政治意义重大。其一可以使这些军功贵族远离政治中心，其二能够有效阻止他们之间的图谋不轨。当他们都集中居住在长安之中时，互相联络密谋非常容易，这是铲除诸吕一事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现在总不能再合谋起来铲除文帝吧。而当他们各自回到封地后，对皇权的威胁就降低很多了。 这个政策，正是出自贾谊之手，史书上说，“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贾谊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因为贾谊迎合了皇帝的治国方针，于是，文帝便在廷议之中提出了任命他为公卿之位的想法。 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周勃、灌婴等功臣众口一词的上书反对。贾谊的一系列治国良策严重触痛了功臣们敏感的神经，他们不好明说，便以其他借口把枪口一致指向贾谊，攻击他年少轻狂、贪于权势等等，其目的并不在人，而在于他所提出的政策。而汉文帝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知道贾谊无法在朝堂立足的根源，出于对贤才的保护，出于为大汉的将来储备人才，只好让贾谊远离争斗中心。 四苏轼所说的“才有余而识不足”应该就是指的贾谊不会权变，在功臣聚集的朝堂却大谈限制功臣专权的政策，对复杂的朝堂斗争缺乏洞察力。所以，贾谊的不得重用，根源在于他的主张触动了庞大的军功阶层的利益，纵然皇帝非常欣赏他，出于政治考虑，也只能把他当做一颗弃子去对待，而贾谊对于这一政治失意也是无法释怀，以致郁郁而终，这也是苏轼说的“贾生志大而量小”。不过，贾谊还是幸运的，如果不幸遇到汉文帝的冷血儿子当政的话，说不定会落得和晁错一样的下场。这是贾谊最大的悲哀之处。 贾谊的悲剧也是封建时代所有勇于改革弊政，敢于开拓创新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悲剧，前有投汨罗江的屈原，后有范仲淹、王安石。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改革大多归于失败，均源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严重阻挠，然而，改革是社会与时俱进发展的不竭动力，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一切阻扰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终将淹没在历史的漫漫黄沙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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