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历史故纸堆里的《治安策》，贾谊无愧文章真大家也

 2020-02-05 14:51:11

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

文帝六年(前174)某天，汉文帝又想起了那个惊才艳艳的贾谊了。那个见解独到、思想敏锐却又年少气盛、宁折不弯的天才少年在南方的长沙国可曾过得好？是否在这一段被放逐的岁月里有了新的领悟？是否能够明白我的一番苦心和身不由己？

《李商隐: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牵肠挂肚的汉文帝终究还是一纸调令把远在千里之外的贾谊调回了长安，这样一个“文能惊鬼神，才可定乾坤”的天才实在是让汉文帝欲罢不能。彻夜长谈之后，汉文帝就近分配，将贾谊重新分派到梁国任太傅。期间，文帝曾“数问以得失”，而贾谊也继续不断上疏，提出很多时政建议，比如弱藩，以德怀服匈奴，别贵贱、明尊卑、以礼治国等，被整理成后世流传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

贾谊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他写过很多文章。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他向汉文帝进谏过很多有创见性的献策，《史记》记载：“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

贾谊的《过秦论》磅礴大气

《过秦论》里，从政治哲学的高度，酣畅淋漓地直指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内因，主张废除某些残酷的法律。《论定制度兴礼乐疏》，直言汉初礼义废坏的现象，建议“宜定制度，兴礼乐疏”，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论积贮疏》，更是对汉初背本而趋末的淫侈之俗、残贼公行、大命将泛等危险趋势发出警告，主张以农为本。贾谊还上疏建议“列侯就国”，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

贾谊是一个真正的“名医”，是真正能找准大汉初期国之弊端的人。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剂良药，都能针砭时弊。但他最为辉煌的文章，还是《治安策》，堪称西汉第一雄文、千古第一鸿文。

可是《治安策》终究还是没有被汉文帝采用，尽管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治安策》是那么的具有前瞻性，简直就是对西汉前期对症下药。这背后终究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

贾谊为什么写《治安策》

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

“汉承秦制”并不完全，也不安全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汉承秦制”，但是刘邦在建立大汉王朝的时候，是充分考虑了秦朝过于急速地集权而导致败亡的因素的，所以刘邦保留了一部分“分封制”，大封“刘姓王”，希望“诸侯国能够拱卫中央朝廷”，从而达到“刘氏江山，千秋万代”的目的。

但是“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的美好愿望，往往在政治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毕竟“王冠的诱惑”不是一般人可以抵挡得住的。所以，原先被视为“保镖”的诸侯国，不光没有给大汉王朝带来理所当然的安全感，随之而来的是“尾大不掉、掣肘朝政”的威胁与烦恼。

匈奴屡屡犯边让大汉不堪其扰

其次，白登之围后，汉帝国与匈奴达成了表面上的和平。但这种和平是不稳定的，匈奴人并未因和亲而停止对帝国边境掳掠。而且，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之策，也不符合华夷之辨下的秩序建构。

因此，可以说，文帝时期的大汉王朝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内忧外患。这种内外矛盾是对大汉王朝最初制度设定的一种质疑，也是对“大统一”历史趋势的一种破坏。要彻底地解决这一矛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就刻不容缓，一种新的制度需要也呼之欲出。

《治安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是奔着“国之重疾”而去的，这正是贾谊“才高于世”的体现。

《治安策》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贾谊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搭建新的政治秩序

总结一下，当时摆在汉朝的主要问题就是三个：匈奴问题、诸侯王问题和制度问题。本着“攘外必先安内”和“治标必先治本”的原则，那么如何从制度上来打破汉王朝当时的困局，是首当其冲的当务之急。

贾谊这个一代“名医”正是通过《治安策》对这一疑难杂症给出了自己的诊断书：

一、弱藩。请注意，是弱藩而不是削藩。

晁错削藩是变相地执行《治安策》

在贾谊看来，一个都帝国，犹如一颗大树，有干无枝不行，但是枝叶过于繁茂也不行。中央朝廷要对地方诸侯保持强有力的控制力，就必须保证在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即要形成强干弱枝的局面。

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厄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但是，当时汉朝的诸侯国由于数目繁多，且自由发展，管理失控，已经隐隐呈现孤立中央朝廷的趋势。

我们知道，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土地、财富、人力、物力这些养分是固定的，分别吸收的人多了，势必造成资源紧缺或者营养失衡的局面。任由诸侯国强大，势必导致中央权势的衰落。

如果中央政权被衰落到了“强枝弱干”或“干枝均势”的程度，那么，就很容易在政治上形成“谁也不服谁”的“相疑之势”，则“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则“仁义芒刃不得施而权势斧斤相向”，进而整个国家陷入争权夺势的混乱。

贾谊在《治安策》中给出的应对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是汉武帝时期“推恩令”的原型。

这样做的好处可以把朝廷的的忧虑转移到诸侯国身上。并让诸侯国在这种忧虑的政治利益分配和争夺中，逐步瓦解分化，最终“地尽力穷”，下无祸而上无忧，则天下大治。

二、靖边

恩威并施则匈奴问题可以解决

诸侯国是内部秩序的问题，而匈奴则是外部边患的问题。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古代汉人的观念中，政治构建中，是把自己当作地球的实际统治者的，所以中国古代皇帝才自称“天子”。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而汉帝国长期奉行的和亲政策不符合华夷之辨下的秩序建构。这对汉朝皇帝来说是一种屈辱。

按照汉民族的观念，匈奴就应该是汉朝的藩属，是汉朝的随从。可匈奴自“白登之围”后，与汉帝国以兄弟相称，则是可忍孰不可忍。

最为关键的是，汉朝的忍让和屈辱也并没有换来真正的和平。

和亲政策并不能带来和平

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

匈奴的时刻犯边，给汉朝带来极大的困扰。边疆郡县，从百姓到将吏，不仅神经紧张而且戍守困苦。而整个大汉帝国还要时不时地组织举国的兵力，以防守匈奴的不定期来犯。

这种文化上的屈辱和军事上的威胁让汉王朝是如坐针毡。但是汉王朝苦于自身根基未稳、实力不够，也不得不一直忍气吞声。和亲、观望、防御都是逼不得已。

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到了“德可远施，威可远加”的观点，也就是“恩威并施”的策略。再结合在《新书》中，贾谊具体阐述了“三表五饵”的制匈之策。

所谓三表，即通言然诺以表信、喜其壮貌以表爱、好其技能以表好。而所谓五饵，即给其衣以坏其目、哺其食以坏其口、善其杰以坏其耳、厚其降以坏其腹、用其降以坏其心。

我们不难看出，贾谊在匈奴问题上主张以“经济、文化”上的同化为主。

三、安国

“文景之治”何尝不是在践行《治安策》

所谓安国，必然牵涉到三个方面：经济建设、文化引导和制度设定。对于这三个方面，贾谊在《治安策》里的政治设想是这样的：

1）经济上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在现在来看或许不是什么好政策，但是中国古代是农耕文化，是土地经济。重农抑商的意义无须过多解释。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

生产速度跟不上消耗速度是很多帝国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贾谊有此远见，实在让人敬佩。当然，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经济学观点，无非就是“开源节流”。

整个国家要大力鼓励人民务农，积极生产物质财富，即粮食。而且还要节约用度，积极做好财富的储备。而其目标就是要实现仓廪充实、财政结余。

2）文化上重儒抑法

刘歆：“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贾谊比董仲舒更先提出“以儒为纲”

在儒家学说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其终极使命。贾谊正是一个真正的儒者。

秦法秦制下的“以利为要、以法为务”已经不能满足汉朝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了，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需要一套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法家过于严苛的思想，显然不利于老百姓的心安理得，儒家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3）制度上尊卑有别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尊卑有别”听起来远没有“天下为公”那么高大上，但是，按照儒家的政治观点，“尊卑有别”是势在必行的，也是无可避免的。

“皇帝”和整个封建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尊卑有别”的制度基础上的。而法家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政治原则显然不能很好地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运行。

贾谊给出了三点政治主张：一是要建立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社会秩序和阶级结构；二是要以“投鼠忌器”的方式维护这种秩序和结构的运行。三是让这种秩序的维护者变成儒家思想的践行者。

综上所述，贾谊的《治安策》实际上是给当时的汉朝搭建了一个非常先进的政治框架。从朝堂问题、边患问题、民治问题三个方面给出了自己振耳反馈的声音，它是汉时代的政治纲领，所以把它称为“西汉第一雄文”是丝毫不为过的。

汉文帝为什么不用《治安策》

汉文帝其实是一个好皇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治安策》里的很多思想恰恰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比如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对匈奴问题的反守为攻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不是在沿用和实践《治安策》的思想。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汉文帝没有表现出高祖刘邦和武帝刘彻的果决，没有大刀阔斧地推行贾谊的《治安策》。汉文帝为何会弃此大才而不用？弃此鸿文而不顾？显然不是因为汉文帝不够欣赏贾谊，也不是贾谊“徒有其表”，那是为什么呢？

1、汉文帝一个弱势皇帝

汉文帝一直隐忍待发

汉文帝本来是没命当皇帝的。事实上，在吕太后去世以后，刘姓藩王联合在京的功臣宿将发动政变，迅速诛灭了吕氏家族。瓜分胜利的政治蛋糕的时候，藩王当中作接班人呼声最高的是齐哀王刘襄，因为他本人和他的两个弟弟刘章、刘兴居都在这次政变当中立下大功。可是推他上去坐庄，在京执政的这帮功臣宿将们不同意。因为这样一来会打破政治生态的平衡，让话语权大大倾向刘姓藩王，功臣们的政治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于是借口齐王母家太恶，把他否了。可是否了他，到底还是要一个姓刘的来做皇帝，于是挑了当时的代王刘恒。对齐王兄弟来说，刘恒是高祖的儿子，是他们的叔叔，他没有理由反驳，而对功臣们来说，因为代王的母亲不受高祖刘邦的重视，所以连带这个儿子的势力也比较弱，可以掌控，就这样刘姓藩王和功臣宿将达成妥协，刘恒上台了，就是汉文帝。

汉文帝在历史上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谦逊，很和蔼，这可能是性格使然，但也不排除和他的处境有密切关联。因为他是一个弱势皇帝，朝廷里的周勃、灌婴，朝廷外的诸多藩王，好多人他都惹不起。

2、《治安策》是一剂猛药，而贾谊也是一个只顾治病的良医。

贾谊的有一个理想国

二十余岁的贾谊被汉文帝征召到朝廷，便迫不及待地拿功臣开刀，要更定官制，让列侯就国。要知道这时的丞相就是当年的政变第一功臣绛侯周勃，让他就国不等于剥夺他的政治权力吗？所以周勃和灌婴等人只能联合起来对付贾谊，不但不同意汉文帝任命贾谊作公卿，参与核心权力，而且要把贾谊从中央踢出去。

汉文帝不得已把贾谊贬到长沙王国去做太傅，这不是抛弃他，而是用柔软的政治手腕保护了贾谊。因为长沙国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异性诸侯国，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国家，贾谊在那里暂时淡出一段时间，等风声过了再回来，文帝应该是这样考虑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过了一年多，汉文帝又再次在宣室召见了贾谊。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汉文帝就显得非常谨慎了，不谈论政治性的话题，而扯玄龙门阵。但这个闲谈当中，文帝仍然有考察贾谊的意思，因为谈话结束之后，文帝说了“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这样的话，意思是考察合格。

而之后汉文帝在给贾谊安排新工作的问题上是非常用心的，让他做梁怀王刘揖的太傅。梁王这个位置，在文帝一朝非常重要。第一任梁王刘揖是汉文帝最喜欢的小儿子；第二任梁王刘武，是窦皇后最喜欢的小儿子。梁王在当时的地位是事实上的第二储君：因为汉景帝刘启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爹妈都担心他不能顺利接班。以至于后来景帝上了台，窦太后还想让刘武作皇太弟。

窦皇后也是信任贾谊的

我们可以看看汉文帝在这时安排的政治组合，刘启是太子，晁错是太子家令，这是未来的皇帝和宰相的班子。那么梁王刘揖是替补太子，贾谊是梁王太傅，这就是替补皇帝和替补宰相的班子。所以贾谊这个时候实际上悄无声息地又成为了未来宰相的后备人选了！

但是，贾谊在长沙国待了一年，他并没有痛定思痛，总结经验，进而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刚刚坐上梁王太傅的位置，就迫不及待跟皇帝上《治安策》，要皇帝“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功臣们的旧恨都还没消呢，他这又要把刘姓藩王的新仇挑起来！上一回都吃了亏了，这一回汉文帝就只能给他晾在一边，所以司马迁说“文帝不听”。

所以，并不是《治安策》的思想不够好，而是它提出的时机不够好。事实上，汉文帝也并没有真正地把贾谊的政治主张束之高阁，而是一直在寻求实现它的最佳时机。

后四岁，齐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后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赵与四齐王合从举兵，西乡京师，梁王扞之，卒破七国。

不知贾谊故居前的这块石碑能否承载贾谊的思想

贾谊死的时候才不过三十三岁，可贾谊的理想，贾谊的梦想，却并没有消失，反而是在一步步成长，最终，历经文景两朝发芽，直到武帝时的破土而出，再到昭宣之时的大成，遂才有了那个为文帝和贾谊一同所期盼的那个理想时代：

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夫谓孝宣之治。

感言

长沙的贾谊故居

33年的寿辰，贾谊在西汉政坛最闪亮的只两年，让他的光芒穿越两千的，还是他的文字。

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留下《新书》十卷，明珠两颗《吊屈原赋》、《鵩鸟赋》，使其与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平起平坐。

他的政论散文也堪称文质绝伦，被刘勰《文心雕龙·奏启》赞为“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中的《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透辟严密，汹涌铿锵。连杂文投枪鲁迅也服膺：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对于贾太傅的短暂而闪亮的一生，历代文人都有叹惋，同时也对其性格与命运进行深度的剖析，最有代表性的是苏轼《贾谊论》：“贾生志大而量下，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