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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由于长期内忧外患，明朝终于1644年被满清贵族推翻。 清朝(1636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传十一帝 ，享国276年。 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明朝灭亡，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同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在随后的二十余年间平定大顺、大西、南明等政权。后又平定三藩之乱、统一郑氏台湾，逐步掌控全国。 康雍乾三朝走向鼎盛，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较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 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清朝统治者将新疆和西藏纳入版图，并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但是封建专制也推向了最高峰。 中后期由于政治僵化 、文化专制 、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科技停滞等因素逐步落后于西方。 鸦片战争后多遭列强入侵，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 也开始了近代化的探索，进行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近代化改革。 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清朝后期，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1912年2月12日，北洋军阀袁世凯逼迫末帝溥仪逊位，颁布了退位诏书，清朝结束。 清朝灭亡后复辟势力一直存在，例如张勋复辟和伪满洲国，二战末期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伪满洲国彻底灭亡。 温病学的继续发展 明朝吴有性的《温疫论》是温病学的重要里程，之后其他医家对温病学体系继续进行临床实践及理论探讨。 (《温疫论》，温病著作。二卷。明·吴有性撰于1642年。1641年山东、浙江等省疫病流行，医者以伤寒治法无效，枉死颇多。) 清朝温病学说有更进一步发展，已经形成了独立专题。 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及著作有，叶桂与《温热论》、薜雪与《湿热条辨》、吴瑭与《温病条辨》。 (《温热论》，为温病学的奠基之作。叶天士不仅于温热创见非凡，对湿热证治亦有精辟立论。他认为内外湿相合在湿热类温病的发病中起决定作用，分析其说，实将湿热类温病的外因及证候细分为温热挟湿证和湿热证两种，指出湿热证的主要病位在脾胃三焦，发展变化有伤阴伤阳两种机转，重视辨舌察，并据此确立治法。治疗上，强调要分解湿热，而突出"以湿为本治"的原则，倡导祛湿当治从三焦，分消上下，尤其重视淡渗利小便以除湿;同时告戒治湿还须重佐理气，气畅湿易散。此外，要兼参体质，顾护阳气。 《湿热条辨》重点辨析湿热受病的原委，各种临床表现及治疗，指出湿热多由阳明、太阴两经表里相传。以其分析透彻辨证精微，故其立论明确治法得体，每为后世所宗。嗣后章虚谷曾加注释。王孟英根据本书内容曾予补订，并另加按语，辑入《温热经纬》卷四，名为《湿热病篇》。现存石印本等。 《温病条辨》为吴瑭多年温病学术研究和临床总结的力作。全书以三焦辨证为主干，前后贯穿，释解温病全过程辨治，同时参以仲景六经辨证、刘河间温热病机、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及吴又可《温疫论》等诸说，析理至微，病机甚明，而治之有方。例如书中归纳温病清络、清营、育阴等治法，实是叶天士散存于医案中之清热养阴诸法的总结提高。而分银翘散作辛凉平剂、桑菊钦作辛凉轻剂、白虎汤为辛凉重剂，使气分病变遣方用药层次清晰、条理井然。叶天士之验方，在吴瑭手中一经化裁，便成桑菊饮、清宫汤、连梅汤等诸名方。足知吴瑭此书，不是仅仅为纂集而撰，实是经心用意，为学术理论升华之作。) 晚清时期，虽然中医面对西方医学严峻的考验，医家们继续拥护《伤寒论》、"寒凉派"、《神农本草经》以及其他传统中医理论，中医学仍旧受到普遍支持。 (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十分强调"火热"之邪致病的重大危害，因此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后世称为" 寒凉派" ，与张从正的"攻邪派"、李东垣的"补土派"、朱震亨的"养阴派"并称金元四大家。) 王士雄(1808-66)，终其一生研究温病，撰写《温热经纬》一书。 柳宝诒(1842-1901)的《温热逢源》及雷丰之《时病论》(1882)仍然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温热经纬》，温病著作。五卷。清·王孟英撰于1852年。卷一-二选辑《内经》、《伤寒杂病论》中有关温热病的论述，并引录前人的注文以阐明一些温热病病原、证候辨证及治法；卷三-四采辑叶天士、陈平伯、薛生白、余师愚等研究温热病、湿热病、疫病的心得，将温热病的辨证按叶天士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用以具体说明热性病的发展规律，末卷为温热病分论共选113方。） 中医有关人体解剖学的知识，在《黄帝内经》中已有不少记载。 但一直发展缓慢，部分原因归咎于中医外科手术没有受到重视。 1830年《医林改错》的刊行，纠正了前人关于人体脏 腑记载的某些错误。 其作者王清任(1768-1831)深感医家掌握正确人体脏器知识的重要性。他细心观察放置在义冢的尸体，发现很多以前中医学不了解的器官，如主动脉、胰脏及横膈膜等，也纠正了"肺中有24孔"、"尿从粪中渗出"等错误论断。 他再一次肯定脑子主宰思维记忆的功能。 先前描述明朝天花为患，人们已开始懂得预防方法。 比较确实的历史资料是1727年俞茂鲲于《痘科金镜赋集解》一书中所提及，有效的天花预防方法，人痘接种法在1567-72年经已施行。 其中一种接种方法，是以天花患者痊愈期的疹皮痂，磨成细粉作为痘苗，从未出过天花疹的健康人士，利用银筒帮助吸入鼻腔，就可产生抵抗力。 虽然这种方法仍不完善，但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不仅是牛痘发明前预防天花的有效方法，更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 在中国各地广泛应用，并很快流传到欧洲多国。 赵学敏 (约1719-1805)，字恕轩，杭州人。编辑了一本《本草纲目》补充，对中医药作出重大贡献。 《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重要的药物学专着，共载药物921种，其中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记录不详者。书中将药物共分类为水、火、土、金、石、草、树、蔓藤植物、花、种子、蔬菜、器物、鸟、兽、甲壳动物及昆虫。总结了中医19世纪的药物学成就。 赵学敏另一本重要著作为《串雅》，是与"铃医"即民间走方郎中合作，广泛收集整理民间医药经验与知识，于1759年问世，分为内、外篇。 赵学敏认为民间走方郎中的医术很神奇，而且疗效显著。 这些郎中们用药具有平贱、显验、方便的特点，因此对他们非常推崇。 1949年后在新中国出现的"赤脚医生"，可以认为是他们的后继者。 赵学敏在书中阐明治疗用药不一定要贵重，他极力批评庸医们的高昂收费，认为他们只会处方一些昂贵的补药，但其实不懂辨别药性。 书中记载了许多疗效卓著的走方医经验。 在19世纪，植物药治疗是中医学的基本，早期有关文献不继被再次刊行，很多医家如吴其浚(1789-1846)于1848年出版之《植物名实图考》，费伯雄于1863年撰写《医醇剩议》等，都希望为这个以植物为本的医学作出贡献。 当时最闻名的中药堂是同仁堂，位于首都北京，专门为皇宫供应药物。 为拢络知识分子，清初的皇帝鼓励学术生活，并时常资助大型文献的编纂，因此当时有大量全书、类书及丛书刊行。 18世纪百科全书非常流行，当时出版的其中一本重要类书是《古今图书集成》(1723)，由蒋廷锡等受命编纂，520卷，内容辑录有古典医籍的注释、临证各科诊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 另一本清政府命令纂修之医学丛书《医宗金鉴》(1742)，由吴谦等人把18世纪初以前，历代重要医学著述加以校订、删补，并进行节录编辑。 全书共90卷分15门，包括医学理论、各科诊治、方剂、针炙与运气等内容。 (《医宗金鉴》这个名字也是由乾隆皇帝钦定的。《医宗金鉴》被《四库全书》收入，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医宗金鉴》有很高的评价。自成书以来，这部御制钦定的太医院教科书就被一再的翻刻重印。《医宗金鉴》全书共分90卷，是中国综合性中医医书中比较完善而又简要的一种。全书采集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清时期历代医书的精华。图、说、方、论俱备，并附有歌诀，便于记诵，尤其切合临床实用。流传极为广泛。 《医宗金鉴》经过三年时间完成，共90卷，15个分册。即伤寒17卷、金匮8卷，名医方论8卷，四诊1卷，运气1卷，伤寒心法3卷，杂病心法5卷，妇科心法6卷，幼科心法6卷，痘疹心法 4卷，种痘心法1卷，外科心法16卷，眼科心法2卷，针灸心法8卷，正骨心法4卷。该书特点 :图、说、方、论俱备，歌诀助诵。细读之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性，适应18世纪中国疾病谱 。例如:公元17-18世纪，康熙、乾隆由于天花危害甚大，对太医院压力更大，因此，太医院在分科设置上也有明显的反映，如将痘疹作为一科从幼科中分立出来，在《医宗金鉴》中也单独成册，特别还将《种痘心法》作为一卷与幼科心法并列，可见对天花一病的专 门研 究与防治得到了高度重视，促成幼科被分解为三科。由于接种人痘的推广与普及，天花之危害明显降低，太医院又将痘疹一科合并回幼科。另外，还有对正骨一科整理提高也十分明显 ，通过《医宗金鉴》的编纂，使中国历代相传的正骨理论与技术更加系统，更将宫廷上驷院绰班 (正骨) 处的丰富经验融为一体，使太医院正骨科与上驷院绰班处合并一处，理论与技术均得到提高 。) 1749年起，清"太医院"规定为医学生教科书。 至今仍是重要的参考文艺。 当时医家们撰写个人专着亦是时尚，用以陈述自己的医学见解。 张璐(1617-1700)的《张氏医通》(1695)，主要是推祟"温补学说"。 同时有关医学基础书籍相继面世，程国彭的《医学心悟》(1732)一书，以简明文字扼要清楚地论述中医四诊、八纲、八法以及临证各科的诊治，对初学者很有启发。李用样的《证治汇补》(1687)也是一部内科诊治专着。 由于清朝考据风气盛行，不少医家对重要的古典医籍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与注释工作。 举例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都有大量注释刊行。 其他临症各科各自有发展特点与突出成就，表现在不少医家对疾病诊治的总结与医着的空前增多。 19世纪末，清政府日益衰落，逐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对象。在宗教组织的支持下，教士及西方医士们在中国的洋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时出现很多由中国人或与西方人士共同开办的西医学校，一批有关西方医学的释本也相继面世。 西方医学在中国开始日益广泛深入地传播，由沿海到内陆，由设立诊所到建医院，由办学校到吸收留学生，由翻译医书到成立学术团体，近百年间，形成了中医与西医并存的局面。 近代最早去西方学医者为黄宽(1829-1878)，广东香山县人，1850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医科，1857年回国后，以其高明医术及医德，深受广东一带人民的爱戴。 在清朝末期，洋务运动引起了传统中医界的重视。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当时医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一些人对传统中医一概加以鄙视，认为不科学，极力主张取缔；一些人拒绝接受新事物，认为西方医学全部不适合中国人；有一些受过西方思想的人，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迫切探索发展中国医学之路，试图把西医学术加以汇通。 当然根据当时历史背景和医家们本身条件限制，其汇通中西医的活动，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 在汇通中西医活动方面，其中最早的一位先驱者为朱沛文，字少廉，广东南海县人，出身医学世家。 他于1892年编撰了《中西脏腑图像合纂》，将人体结构、脏腑图像与西方生理解剖图谱相互参照，加以论述。 内容较系统、丰富及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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