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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16日，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风尘仆仆地来到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村庄—— 二里头村，随行的还有数位年轻人。只见他们或在村南路旁的断崖间观察着，或在村子附近拾捡着什么。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和略显奇异的行为，村民们不免议论纷纷。更有好奇者走近一看，发现他们正在拾捡且视若珍宝的物什竟然是平时掘地过程中时常可见的“瓦碴”，心中不免愈加诧异：他们是谁？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熟知中国考古学史的人回答这两个问题并不困难。那位老者就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研究员，年轻人中有徐老的助手周振华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的方酉生等人。他们是在探索夏文化、寻找“夏墟”的学术背景下，在二里头村及其附近开展考古调查活动（图1）。 图1 首次调查公布的二里头遗址位置示意图（摘自《考古》1959年第11期） 在随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中（《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徐旭生记述了此次调查的大致情况：
同时考虑到遗址位于史籍记载的商都“西亳”所在地，徐氏认为“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遂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本来是寻找“夏墟”，但发现的却可能是第一代商王的都城，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同年秋季，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分别在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其后发掘工作由后者独立承担。在迄今一个甲子的时间里，除了1965年至1971年中断过之外，该遗址的钻探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发掘面积达四万馀平方米，而与之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在持续推进，成绩斐然。因此，在二里头遗址发现六十周年之际的今天，对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进行回顾、总结与展望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 1959年至1998年可视为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第一阶段，发掘的主要收获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积累了大量的遗物资料，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陶器，以及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高等级遗物。二是揭露了1号（图2）、2号（图3）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发掘铸铜作坊遗址、中小型房址，与祭祀、制骨、制陶有关的遗存与墓葬等，确认和新发现了各时段的多处夯土建筑遗存。 图2 1号建筑基址平面图 图3 2号建筑基址平面图 此外，为了解区域文化面貌，在以探索夏文化为主要学术目标的背景下，相关单位（人员）采用传统的考古调查方法，在河南中西部、山西南部等地开展了至少二十次的田野调查工作，发现了一大批二里头文化遗址，并对其中部分进行了发掘。 基于上述工作，学界建立起了以陶器为中心的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普遍认同。通过对较大范围内具有相似内涵遗址的发现和部分遗址的发掘，逐步廓清了二里头文化的相对年代、分布范围、地方类型与文化源流等问题。这些是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至于二里头遗址1号、2号宫殿建筑基址、铸铜作坊、高等级墓葬等重要遗存的发掘及遗物的出土，则无疑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迄今可确认的早期大型都邑遗存及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研究中重要的学术地位。 与此相应，学界的关注重点放在文献与考古材料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主要是指二里头文化的古史属性问题（或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其参与人数之多、历时之长、讨论之热烈、影响之深远，都远超其他研究领域。对此，殷玮璋先生在回顾四十年间夏文化探索工作时有这样的表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系统资料尚未发表的情况下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提出那么多观点，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现象。”（《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1，222页）这与中国考古学浓厚的史学传统是分不开的。由于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罕有的一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建构起当地考古学分期架构和文化谱系的地区，这就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而丰富的古代文献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证经补史”的传统，使得从考古学上寻找夏、商古族和夏、商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其本来面目，成为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孜孜以求的一项重要学术目标。对于二里头遗址及其文化的探索，显然是这一大的学术思潮中的一朵浪花。 而这其中，又掺杂着二里头文化与中国早期国家及文明相互关系的研究。两项议题虽不尽相同，但相互交织、融为一体，成为这一时期二里头文化整合研究的重要特色。 作为同期田野资料公布的集大成者，二里头遗址（图4）前二十年的发掘报告也极具时代特色：其一，在资料公布的模式上，以文化分期为纲，整合遗址各区域的资料，分别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主体文化遗存，尤以作为文化分期重要依据的陶器资料最为丰富。其二，报告的主体是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收获，少量多学科测试鉴定分析结果作为附录，置于报告最后。其三，编著者在报告的结语中，以较长篇幅发表了对二里头文化的源流、分期、类型、性质等问题的看法，其中尤以后者为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要之，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诸如二里头都邑的布局演变、人地关系、生业经济等），这一时期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对二里头遗址及其文化进行整合研究更受学界关注。这是一种时代现象，反映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学术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 图4 二里头遗址卫星图 二 由于上一阶段田野与研究工作的重心一直侧重于文化史领域，导致我们对二里头遗址的总体结构、布局及兴衰过程还缺乏比较清晰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廓清。 有鉴于此，自1999年秋季开始，二里头遗址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理念与重心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即将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作为新的田野工作的首要任务。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与途径以田野勘探与发掘为基础，以考古层位学和器物标型学的考古学研究为基本手段，以聚落考古学的理念对遗址总体和重要建筑遗存进行宏观考察分析；与此同时，通过细致的工作，为年代学、经济与生业形态、成分分析及工艺技术、地貌环境与空间分析等提供可靠样品与精确信息，积极深化多学科合作研究。 在这一学术理念指导下，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取得重要收获，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首次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了系统钻探，结合地形、地貌的考察，第一次确认了遗址的现存范围、遗址边缘区的现状及其成因，乃至各期遗存的分布范围（图5）；确认了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功能分区。其二，在中心区发现了成组的早期多进院落宫室建筑、井字形道路网络、车辙、晚期宫城及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绿松石器作坊等重要遗迹，同时还出土了一批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高等级遗物。 图5 二里头遗址现存范围及各期遗存分布图 回顾二里头遗址六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收获，很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比如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及多进院落或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作坊、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使用双轮车的证据。除此，还有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现存面积约三百万平方米）和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与上述二里头遗址（图6）新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展的同时，结合考古学的传统手段，相关单位在中原大地的部分区域也采用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方法，开展了新一轮的系统田野考古调查。例如，1997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会同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合组的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二里头工作队共同对洛阳盆地的中东部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区域性系统调查，发现了大量先秦时期的遗址，其中包含二百馀处二里头文化遗址。 图6 从洛河北岸拍摄二里头遗址 进而，围绕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技术经济、生计贸易、人地关系、社会结构，乃至宏观文明进程等方面的探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而曾于上一阶段为学界所广泛关注的二里头文化古史性质，二里头文化与国家、文明关系两项议题，在这一阶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就前者而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二里头主体或全为夏都说”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对其讨论则渐呈沉寂之势，显现了学术关注点和研究取向的转移。至于相关不同意见的提出，多基于新的考古、年代学材料与研究成果，因而颇具理论与方法论上的意义。直接证据的阙如，导致二里头文化主人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仍是待解之谜。从后者来看，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中的关键一环，其在中国国家、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愈加凸显，而且在研究内容上，学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它们所反映出的国家、文明社会出现与发展的背景、动力、模式与机制等方面，并取得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上述田野与研究工作的特色，在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二里头（1999~2006）》（图7）中得以比较全面的体现，其版面字数达四百二十多万字，是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报告中体量最大的一部。总体来看，该报告在聚落考古理念的基础上，以区域为纲，既有遗存综述，又按照最小单位，尽可能全面地发表材料，便于将材料回归到原单位进行再研究。同时多学科广泛参与到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之中。报告中多学科分析研究部分占据了正文的三分之一，涉及测年、环境、植物、动物、物理、化学及空间分析等领域。 图7 《二里头（1999~2006）》书影 总之，在以聚落考古理念为基础的二里头文化田野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在夏文化、夏商分界研究取得一定共识且渐趋沉寂的背景下，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以全面复原古代社会为主要目标的社会考古学探索，无疑代表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是转型期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为界，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田野工作理念及重心的转变、综合研究中呈现出的新态势，乃至考古报告编写模式的变迁，都表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也同其他重要的考古学研究项目一道，经历了从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阶段向社会考古学为主干的新阶段的转变。同时，随着公众考古的方兴未艾，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也不断走进公众的视野，丰富了大众对于中国文明史的认知。这是数代考古人前赴后继、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大势的一个典型例证。在二里头考古六十年这一颇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上，站在数代前辈学者的肩膀上，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以聚落考古为基础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我们相信，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将大为拓展，能够对中国文明史乃至全球文明史的深入探索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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