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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者和黑皮玉器

2020-01-15  国民一员

黑皮玉器的确是一种奇异和神秘的雕塑,它的问世不仅在收藏界引起极大的兴趣,在人文学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即使在考古界,对它也并非无动于衷,许多考古学家默默地注视着黑皮收藏的是是非非,限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习惯的严谨态度,他们往往不会加入黑皮玉器的讨论,除非黑皮玉器经过科学发掘出土。

在这个世界上,考古学家是最富于实证精神的人,他们从事的职业培养了他们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在发掘墓葬或遗址的过程中,他们是在沙里淘金,不放过任何点点滴滴的出土物;他们又像一个侦探,在寻找文明的蛛丝马迹,由此来辨别已经消逝的古代社会。他们是器物学家、人类学家、甚至是解剖学家,但他们更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使我们能逐步厘清我们祖先的踪迹和传承,通过他们,我们才能认识已经消逝的文明。他们能不严谨吗?

严谨不等于他们缺乏创新精神,他们对黑皮玉器的注视本身就是一种支持。

说起考古,我们不得不提起上海的一位收藏名人胡正文先生,他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语言:“收藏家是在地摊上考古”。这是一句俏皮话,却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收藏家同样的艰辛和无奈。说是艰辛,因为收藏家也有长年累月的付出,虽然他们不像考古学家在野外跋山涉水,却也在城市和农村际风餐雨露;说是无奈,因为他们的本领着重于器物学的辨别,从无以数计的破烂中寻觅古代的瑰宝,从而再利用历史知识去辨识器物的年代和主人。在某种程度上,地摊上考古的难度丝毫不亚于野外考古,野外考古比地摊上考古从容得多。前者是和古人较量,后者是和活人斗智;前者的时间相对宽裕,后者却是须臾之间的事情;前者的疏忽是历史的损失,是个人成名机会的损失,后者的疏忽却是最现实的个人经济损失,前者的损失是巨大的,这是对历史和国家而言,后者的损失也是大大的,这是对个人而言,与个人最为密切相关。因此,胡正文先生的戏言,却也道出了收藏家的声心。

由此可见,收藏家也不是好当的!谁才是收藏家,那是用自己的人生和财富收藏人类文明瑰宝并贡献给公众的“傻子”。把他们称为地摊上的考古专家实在是最恰当不过的称谓。

我们在本处讨论的考古学家还是指在考古部门从事考古职业的学者们。

他们并不糊涂,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往往强于收藏家。

2007年的某一天,我们在胡正文先生的收藏馆中聚会,恰巧江苏省考古所的陆建芳先生在坐,陈逸民先生把一个黑皮玉器请陆先生观赏,这就是我们在前一篇博客中附上的黑皮玉人,一件具有强烈性崇拜色彩的人形器。陆先生在观赏后,说:“这是一件新石器时代”的东西。

当时,在座的红山玉器收藏家有好几个,他们也许在想,陆先生定的范围宽了一些。现在想来,并非陆先生的谨慎使他对非科学出土品的年代作一个大致的猜测,而的确是他对事物的判断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从现在已经了解的情况来看,很难确定黑皮玉器一定是红山文化的玉器,它的年代究竟在红山之前还是之后还真不好说,科学发掘出土品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因此陆建芳先生的判断应该是严谨和科学的。

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并不是天生的敌对者,他们应该是天生的盟友,问题是双方都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在这里,首先是收藏家的态度,一般来说,考古学者不会参与收藏界的是是非非,而一旦收藏家找到考古专家,不能因为考古专家的不同意见而火冒三丈,无论从修养、学识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一般来说,考古专家都要强于收藏家,在这里,收藏家的虚心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考古专家也要理解收藏家的心情,真金白银的付出,使他们容易激动和浮燥。如果一旦考古专家能发现收藏家手中的确有好东西,他们的激动丝毫不亚于收藏家,我们曾经碰到几个考古专家,看到好东西,就会连声说道“这个好!这个好!”

邵国田先生是内蒙古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长年累月的野外考古使他对红山文化玉器有着特别的判断能力,叶舒宪先生告诉我,台湾故宫的研究者对大陆红山文化玉器的鉴定就认两个人,一个就是邵国田先生。

邵国田先生也在关注黑皮玉器的发展。当然,他迄今为止没有在公开场合肯定过黑皮玉器,也没有和朋友聊起过他对黑皮玉器的态度。但是,这并不说明邵先生不关注黑皮玉器。作为一个严谨的考古学者,他只对考古实物发表自己的观点。

最近,邵国田先生在上海的一家并非收藏和文物类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阐述了他对红山玉器的最新思考,其中几个观点比较大胆和新颖,一是红山玉器的数量问题,二是C字龙的文化属性问题,三是红山玉器的材质问题。文章比较长,占据了这份杂志副刊的全部版面,但因文章的质量,杂志的编辑欣然发表。在这篇文章的配图中,邵国田先生也用了一件黑皮玉器,它就是乌兰先生论文中引用的那件人形玉器,因为那同样是赤峰地区博物馆的藏品,而且是有明确地点的征集品,作为一个严谨的考古专家他认为这件玉器是靠得住的。但是,在科学的考古发掘中,黑皮玉器还没有出土品,邵国田先生要否定它们是真品吗?

他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他只是没有发表过肯定黑皮玉器的言论。这其中的不同之处,反映了一个严肃的考古工作者的科学态度。这个世界太复杂了,这个世界实在是千变万化,我们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永远不会穷尽,我们人类还不能解答历史留给我们的无数个谜团。邵国田先生不会轻易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在默默地关注着,关注着黑皮玉器的人和事,他一直和陈逸民先生一起在探讨黑皮玉器的器型、材质、地域和黑皮的成因,他会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要陈逸民先生思索,也要自己思索,在科学的征途上,这种思索会经常发生,也会十分痛苦。

即使在新华美通发表了相关的通讯后,即使和内蒙古有关方面了解了某些进展后,邵国田先生也没有匆忙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考古工作者,他并不稀罕自己在考古界的地位,他重视的是实证精神和科学态度,在人类的考古遗迹面前,任何名誉和地位显得如此的渺小和苍白。

他要的是真相!

更多的考古学者和邵国田先生一样,在默默地关注着黑皮玉器的方方面面,他们的内心被我们祖先的辉煌照耀得亮透亮透,他们的职业又使他们坚定地相信科学发掘的实物。一切都在发掘之后!!收藏界应该感谢这样的考古学者,他们并不匆忙地否定,也不匆忙地肯定,人类的历史也许比我们已知的漫长的多,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不过是一百来年的事情,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发现,我们还会发现许多许多,谁能知道秦始皇陵埋下了兵马俑?谁又能知道秦始皇陵还会出土什么惊世骇俗的珍宝?司马迁不知道,我们现代的文博专家和历史学家也不可能知道,难道我们因为司马迁没有在《史记》中留下文字而否定兵马俑吗?文博专家和历史学家不知道的事情,极有可能让考古学家来发掘和披露,也许收藏家也能在此助上一臂之力。

考古学者、文博学者,你们应该是收藏爱好者天然的盟友,携起手来,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祖国在注视着我们,人类的文明在等待着我们,呼唤着我们,在祖先创造的奇迹面前,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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