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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9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推荐参选2019中国考古新发现的项目共40项，经过专家评议，其中6项入选，7项入围，以及1项国外考古新发现。 图①：青海泉沟墓地壁画“牵马迎宾图”。 图②：山东西孟庄遗址出土陶鬹。 图③④分别为：山西西吴壁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时期陶敛口瓷、陶器盖。 图⑤：黑龙江洪河遗址出土骨饰。 图⑥：陕西石峁遗址出土石雕。 图⑦：湖北枣树林曾国墓地出土青铜礼器组合。 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6个入选项目，分别为： 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洪河遗址 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 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7个入围项目，分别是： 陕西汉中市疥疙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浙江义乌市桥头新石器时代遗址 内蒙古化德县四麻沟新石器时代遗址 山东滕州市大韩东周墓地 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汉墓 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 重庆市江津区石佛寺遗址 2019年国外考古新发现是： 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纳提什瓦遗址考古项目 （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成果之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孟加拉国欧提亚·欧耐斯恩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开展） 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西孟庄遗址龙山文化遗迹分布图 西孟庄遗址出土陶鼎、陶鬶 滕州西孟庄遗址是一处结构完整、保存较好的龙山文化基层聚落，特别是通过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环形围墙和柱坑，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龙山文化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孟庄遗址位于滕州市界河镇西孟村南，在配合枣菏高速公路建设中，2018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遗址上发现完整的龙山文化小型围墙聚落，随后进行了扩大发掘，历时一年多，终于将之完整揭露出来，总计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滕州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聚落形态早晚变化比较清楚，阶段性非常突出，对于了解龙山文化基层聚落的结构、解读龙山文化基层聚落中人们的生活、生业方式，从而为更完整地解读龙山社会，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考古发现，该遗址发掘出来的围墙、环沟、房址、灰坑、墓葬、窑址及大量柱洞，分布组合极有规律，自成单元，形成围墙聚落。专家分析，该遗址可分为下层方形围墙阶段和上层圆形围墙阶段。方形围墙或修筑于龙山初期，使用到龙山早期早段，早期晚段被圆形围墙代替，延续至龙山中期圆形围墙废弃。如果这反映了当时基层聚落的一种形态，则为了解龙山文化基层聚落的结构、解读龙山文化基层聚落中人们的生活、生业方式，提供了珍贵资料;如果这是一种特殊聚落，则其性质的认定非常重要。它首次揭示了龙山文化时期聚落已经出现了非经济意义上的功能分化，对于分析和估量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专家分析认为，滕州西孟庄遗址聚落形态早晚的变化比较清楚，阶段性非常突出，完整地揭示出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早晚阶段的对比，有助于对其性质的分析认定。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属性，西孟庄龙山文化聚落的发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能够首次完整地揭露出当时的一处聚落，从而对其所代表的社会单元进行充分研究，这对于认识龙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发掘过程中对围墙和房址建筑过程的解剖和复原，在研究龙山文化建筑技术方面也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同样是龙山文化社会发展水平一个侧面的反映。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洪河遗址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东区夏商、新石器时代遗存 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遗物 洪河遗址位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杜尔门沁达斡尔族乡洪河村南约1公里处，坐落于嫩江中游右岸高出江面约10米、地势平坦二级台地的临江边缘，东北隔江与梁思永先生1930年发掘的昂昂溪五福C遗址相距约10公里相望，海拔156米。遗址堆积深厚，文化层厚2.5-3米，保存良好。 为科学地界定梁思永先生发现的昂昂溪文化内涵、性质与年代，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2013、2014、2015、2017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洪河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2018-2019年的发掘是第五次。 2017年及以前的发掘成果，明确了洪河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与昂昂溪文化属于同一类遗存，属昂昂溪文化的典型遗址，是昂昂溪文化的中心聚落。 2017年及以前的四次发掘，明确了洪河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与昂昂溪文化属于同一类遗存，是昂昂溪文化的典型遗址、昂昂溪文化的中心聚落。 2018～2019年的第五次发掘，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昂昂溪文化房址12座、夏商时期房址1座、两周时期白金宝文化房址12座、清代墓葬81座，通过对3条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壕的解剖清理及其通江剖面的清理，基本弄清了其形状与结构、挖建年代与时序、挖建过程、使用与废弃过程。 首次在嫩江流域揭露和明确了史前聚落的形态，对于中国史前考古的聚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环壕的出现，大型房址的使用，说明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渔猎文明存在定居模式。缩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嫩江流域社会发展进程与同时期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时间差。将嫩江流域进入文明社会时间提前了千余年，进而改写黑龙江流域的文明史。 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 皇城台大台基 南护墙6号石雕 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为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它距今约4000年左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 石峁遗址在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2019年5月，石峁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 2018年在皇城台顶东部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其上分布大量建筑基址，暂称“大台基”。经2018至2019年发掘，大台基轮廓逐渐清晰，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30米，夯土台芯，四周以石墙包砌，目前基本将大台基南护墙及周边区域完整揭露，并确认了西护墙及北护墙的位置。南护墙处发现70余件精美石雕，部分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大台基修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石雕的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墙面上镶砌石雕的现象应与石峁遗址中发现，“藏玉于墙”和以人头奠基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大台基的发现和确认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为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西吴壁遗址东部发掘区（上为北） 二里冈期冶铜炉残迹 西吴壁遗址位于运城市绛县西吴壁村南，南距中条山仅数公里。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于本世纪初在运城盆地开展区域系统调查时发现该遗址。2018年3月，在多次勘察的基础上，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西吴壁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大量二里头、二里冈时期的冶铜遗存。2019年春秋两季，联合考古队继续在西吴壁遗址开展考古勘察与发掘工作。 西吴壁遗址二里头、二里冈期遗存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中心区位于遗址东部，面积约40万平方米，包括偏北的居址、墓葬区，以及中部偏南、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发现了大量龙山、二里头、二里冈及周、宋等时期的遗迹与遗物，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冈期冶铜遗存最为重要。在二里头、二里冈期灰坑中还发现了用于铸造小型工具的残陶范、残石范，说明西吴壁遗址除冶铜外，还可铸造一些工具。新见二里头期木炭窑、二里冈下层冶铜炉，以及二里头和二里冈期的其它冶铜遗物，与先前发现的冶铜遗存一起，丰富了西吴壁遗址的内涵，呈现出一种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冶铜作坊形态，为深入研究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通过对出土冶铜遗存进行科技检测，可知西吴壁遗址冶铜作坊的产品为纯铜，说明该遗址是一处以冶炼纯铜为主，兼可制作小型工具的聚落。这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带发掘专业冶铜遗址，填补了冶金考古的空白，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随州市博物馆、曾都区考古队） M190（曾公求）青铜礼器组合
M190（曾公求）青铜编钟组合 考古队对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国墓进行发掘，墓地5座甲字形大型墓、19座中型墓、62座小型墓。其中5座甲字形大墓分三组由北及南排列，三组大墓墓主分别为曾公求及夫人渔、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得。墓地出土青铜器2000余件，其中青铜礼乐器近600件，发现青铜礼乐器铭文近6000字，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枣树林墓地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的缺环，以考古发掘最完整的材料构建了中国周代封国中最重要的文化序列，构建了江汉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标尺，在曾国乃至两周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
前室东壁牵马迎宾图
暗格木箱内鎏金王冠和金杯 泉沟墓地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泉沟周边的山谷地带，属青海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2018年度主要工作是找出该墓葬的范围和基本轮廓。墓圹范围内发现较多盗洞和盗坑，地表遗迹已遭破坏。2019年度的发掘自5月中旬开始启动，10月份结束。 泉沟一号墓形制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墓道东向，长约11米。墓圹平面大致为方形，长10米，宽8米，深10米。墓坑填土中埋葬有一殉葬武士，唐代文献中称之为“共命人”。仰身直肢葬式，腰佩箭囊，肩侧有木弓遗迹，足部有殉葬羊骨，身下及周边铺设大石块为葬具。墓顶由1-2层方形柏木搭建而成。其上堆有1米厚的大石块和0.5米厚的碎石；墓门外竖3根柏木桩封堵，门框内又横插5根方形柏木桩封堵，防盗措施相当严密。 墓室由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组成。前室为砖室，后室及两侧室为柏木砌成，前室和后室均绘壁画，内容有武士牵马迎宾、宴饮舞乐、狩猎放牧、宫室帐居、山水花卉等内容。墓顶绘有各类珍禽异兽、祥龙飞鹤、日月星辰等图像。前后室内中央各立一根八棱彩绘莲花纹立柱。后室内发现大量彩绘漆棺构件，应该为双棺，棺表面髤黑漆，再施彩绘，内容有骑马行进人物、兽面、飞鸟、花卉、云团及几何图案等。人骨堆积散乱，可见至少2具骨骸，推测应为夫妻合葬墓。随葬品有丝织物残片、金银带饰、铜筷、铜饰件、铁器残块、漆木盘、陶罐残片、玻璃珠、粮食种子和动物骨骼等。 在拆取墓室四壁过程中，在后室西侧木椁外墓底坑壁上，发现一处封藏的暗格，内置一长方形木箱，箱内端放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木箱下铺有粮食种子。鎏金王冠前后各饰一对翼龙，两侧各饰一立凤，后侧护颈饰双狮，周身镶嵌绿松石、蓝宝石、玻璃珠等，冠前檐缀以珍珠冕旒。供奉和珍藏的意味突出，可见是墓主人最为珍视的、兼具神圣性的重要物品。鋬指金杯有四曲杯体和方形圈足，装饰富丽，技艺精湛，融合唐朝、中亚和吐蕃之风于一体，以往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无出其右者。 泉沟一号墓在几个方面的“首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一是该墓葬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唐吐蕃时期壁画墓。壁画墓在汉文化区非常流行，但在青藏高原极为罕见，尤其是吐蕃统治时期，并不流行这类墓葬装饰形式，显示了该墓葬的与众不同之处。绘画技法具有浓郁的唐风影响，图像内容又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其次，彩绘漆棺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独特葬具装饰形式。青海地区多见彩绘木棺，而中原内陆多见无彩绘的漆棺，这具彩绘漆棺是两个地区不同文化融合的产物。由于制漆技术和原材料所限，青藏高原制作大件漆器具是极其不易的，这也暗示了该墓葬具有非同一般的级别。 尤其重要的是，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无先例。鎏金王冠显示墓主人很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曾经拥有极高的统治地位，其背后也一定隐藏着一段辉煌灿烂的过往，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想象空间。由此也可以推知唐吐蕃时期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可能设置有高级别的行政和军事建制。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历代王冠极少出土，均被盗扰严重，或保存极差难以复原。墓葬内暗格的独特设置，可见造墓者用心之良苦。 根据出土物特征和壁画内容风格，可以推测该墓葬为唐吐蕃时期，碳14测年显示为公元8世纪。这个时期吐蕃已经占领了青海地区，并以此为大本营，与唐朝在临近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展开激烈角逐。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处青海丝绸之路战略要冲，扼吐蕃通唐朝和中亚之门户。吐谷浑统治时期和吐蕃统治时期丰厚的财富积累和高度发展的文明，以及唐朝和中亚地区源源不断的文化输入，对于青海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该墓葬的发现，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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