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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为司空图所撰的《二十四诗品》，自清初以来,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笺注赓续者尤多。近代以降，凡述古代文学史者，皆推崇此书，各种文学批评史、美学史专著,也多列专章论述之。研究该书的专著，已出版十余种,有关论文更多不胜举。就我们所知，至今尚未有公开发表的论著谈及其真伪问题。然而，据我们的研究,以此书为司空图所著，实在是大可怀疑的。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英人翟理斯著《中国文学史》称《二十四诗品》为“一篇哲学的诗，包含显然不相联结的二十四篇,适足以表现纯道家主义侵入学者心理的形式”。“道家思想是每则诗品的主旨，也是诗人思想的主旨。”所言极有见地。细按原文，“道”“真”“素”“自然”“冥无”“真宰”“太和”等道家辞语在在多有，而如“绝伫灵素，少回清真”(《形容》)、“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劲健》)、“倘然适意，岂必有为”《疏野》)、“俱似大道，妙契同尘”(《形容》、“泛彼浩劫,窅然空踪”(《高古》)等句,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了作者对道家学说的由衷赞许和自觉认同。但在上述论诗杂著中，作者所云为:“诗贯六义，则讽喻、抑扬、停蓄、温雅，皆在其间矣。”(《与李生论诗书》)所本为儒家六义之说，而非道家之旨。从司空图平生出处来看，儒家思想在其一生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他出身士族，三十三岁登第,早年所作《与惠生书》即以“探治乱之本”为志，欲以“尚通”“尚法”以成“当今之治”。世乱前后，他受知于王凝、卢携等人，官位渐达。广明中避乱退归河中,仍关注时局，至光启初即复出。其后世乱日亟，其思想亦逐渐由积极用世转为退居避世。他晚年自号知非子,诗文中亦时见道释思想之影响，但道家思想并未取代基本的立身态度。退隐是为“苟全性命于乱世”，“诗人自古恨难穷”《重阳山居》、“乱后人间尽不平”(《南北史感遇十首》)等诗句正可见其不能忘情世事，《休休亭记》《耐辱居士歌》之诡激啸傲正可见其内心之不平，至唐亡后不食而死，知其至死仍很人世。今人或以为《二十四诗品》为其晚年所作，其实仅属推测，并无具体书证。其晚年诗文中确乎有一些言释谈道的内容，但皆不似《二十四诗品》那样集中强烈。 翟理斯《中国文学史》 司空图论诗杂著的核心，是对诗歌韵味的探讨。《与李生论诗书》提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与极浦书》引戴叔伦论诗语后，提出诗歌应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境界。《二十四诗品》中一些提法，与此颇相如，如《雄浑》之“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缜密》之“意象欲出，造化已奇”。但仔细比较，二者还是有较大的差异。“象外”之“象”，语源可追溯到《周易·系辞》,魏晋时期学者在研究了言、意、象三者关系后，提出“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见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象外”“系表”(见《三国志·荀粲传》注)等看法。至南北朝时，其说引人文艺批评,如《古画品录》反对“拘以体物”而主张“取之象外”，《文心雕龙·神思》有“独照之匠，阙意象而运斤”。唐人对此研究更多，如王昌龄《诗格》有“象外儒”，皎然《诗式》倡“文外之旨”，主张“采奇于象外”，韩愈谓作诗应“象外逐幽好”(《荐士》)，刘禹锡也以为“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序》)。司空图“象外”之说,正是承沿前人文论之余绪而论述更为充分,意在韵致和诗味的实现,并无道释思想之阑入。《二十四诗品》中所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冲淡》)、“离形得似,庶几斯人”(《形容》)，皆本《庄子》之说，意在言不能太过拘执形迹,要求拟物取神,从而葆持笃守真宰、冥契虚无的状态。至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用《庄子·齐物论》之说，要作者超然物外，使自己如处圆环之中,掌握道之中枢，如此虽中空而可包容万有。与“象外之象”比较,并无共同点。至于《含蓄》一品之“万取一收”,本于《老子》“道生于一”及《庄子·天下》“通于一而万事毕”之说，以为道兼于天，是为一，德寓于物，是为万，物事至繁，然通而为一，一者不变，而万者常变,唯圣人能守一驭万，以不变应万变。《含蓄》一品，意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正是欲举一而统万，使浅深聚散，皆来效于笔下。此与象外之说，也非一事。 再次，司空图对王维、韦应物等“澄淡精致”、“趣味澄复”之诗大有好评,对陶渊明更心存敬佩,但他对渊密深致、沉郁道举之作，也多有赞许，如称李白之“宏拔清厉”、张九龄之“沉郁”、李杜之“宏肆”、韩愈之“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扶于天地之间”(以上均见其论诗杂著)。《二十四诗品》虽备列各品，但述景清淡，造境逸雅,即论壮美，也复如此,其总的审美趋向统一而恒定，与论诗杂著显然异趣。今人多视其为陶渊明、王维一路山水田园诗派创作经验的总结,清丽诗派的代表，不为无因。此外，《二十四诗品》在取象设喻时,多以江南风物为喻体,而司空图一生大多数时间在长安、河中、洛阳一带度过,仅四十岁左右曾入宣州幕府。设喻虽不同于叙实,但总应为作者所熟悉之环境，此亦颇见抵牾。 又次，司空图论诗追求“不知所以神而自神”的圆融，而要达到这种圆融，他主张应假诗人的刻苦锤炼，“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于不朽”，故常称赞作者“沉渍益久”，“其勤亦至”“深搜”而“玩精极思”(以上均见论诗杂著)，甚至主张应“搜于笔海”,“用征逸藻”《擢英集述》)。但在《二十四诗品》中，则均本道家无为之言，每言“真宰不夺，强得易贪”（《自然》）、“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推崇技巧之自然妙造，而无取人为的雕琢刻镂。两相比对，颇为径庭。 《二十四诗品》是二十四首四言十二句韵语构成的联章论诗诗。论者多谓其步法陶渊明四言诗(如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仅就皆四言体而言。今人或据司空图文集中有将近二十种四言铭赞，谓其有四言诗创作的体验。其实上举四言之作，大多为碑志末所附铭辞,体式庄重板滞,以颂德为主,是唐时此类作品的套式收束。同为论诗的四言韵语仅《诗赋》一篇: 知非诗诗，未为奇奇。研昏练爽，戛魄凄肌。神而不知，知而难状。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河浑沇清，放恣纵横。涛怒霆蹴，掀鳌倒鲸。镵空擢壁,峥冰掷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邻女自嬉，补袖而舞。色丝屡空，续以麻絇。鼠革丁丁，焮之则穴。蚁聚汲汲，积而成垤。上有日星，下有风雅。历詃自是，非吾心也。 司空图称颂韩愈所作“驱驾气势”，以为皇甫是“亦为遒逸”，自许所作“撑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而斥元白浅俗之作“力就而气孱”(均见论诗杂著),可见其为文受韩愈奇崛文风影响很深。《诗赋》即体现了这种诡激怪奇的趋尚，尤喜用尖新僻涩的字眼以自铸新语，“涛怒霆蹴”以下几句,置于韩愈、皇甫混、孙樵等人文章中当难以区分。而《二十四诗品》则全为清丽圆融、浅切流转的四言句，与上述文风没有多少共同点。 自南朝以降，出现了谢赫《古画品录》、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姚最《续画品》、李嗣真《续画品录》等专书，但内容均是对有关作者之品评，评语也多为散文而非划一的韵语，从中看不到《二十四诗品》的渊源所自。唐五代盛行诗格，多讨论作法技巧，虽也有体式门类的讨论，形式上并无与《二十四诗品》类似之作。《二十四诗品》多采用“比物取象，目击道存”(许印芳《二十四诗品跋》)的象喻式批评方法,不少论者追溯文献，从汤惠休、鲍照以下，一直举到张说之议论(见《旧唐书·杨炯传》)、皇甫提《论业》、杜牧《李贺诗集序》乃至司空图本人的《注愍征赋后述》。上述各种议说虽都用形象譬喻,但其内容皆为对具体作者、作品的评价，其行文格式则均为某人之文如某物某境，以“如”“若”“似”等字引出譬喻，与《二十四诗品》仍有很大不同。 总之，《二十四诗品》之思想倾向与司空图的立身原则颇异其趣,其论诗倾向与司空图论诗杂著共同点也并不多,行文风格又不同于司空图的好尚和习惯,这种体式的著作在唐代也无先例可寻。这些矛盾不合之处，均颇而易见,不容回避。 二、明万历以前未有人见过《二十四诗品》 如果仅就《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论诗杂著比较,或与其思想倾向及文风特征比较,仅能见其矛盾不合,确实不足疑伪。但当我们溯源顺流地考察文献,则惊讶地发现，司空图身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此书根本不为世人所知。这从古籍流布的一般情况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以下分别述之。 一、司空图存世诗文中无著此书之迹。 《全唐文》卷八〇七至八一〇收图文六十九篇,均出《司空表圣文集》;《全唐诗》卷六三二至六三四收图诗三百七十首(不包括《二十四诗品》,另互见误收诗皆计入),出处详本文第二节;同书卷八八五存诗十首，均出《古今岁时杂咏》;另《全唐诗补编》尚存几则残诗。在这些诗文中,并无作《二十四诗品》之明确记载。当然,这也还不足以作为疑伪的充分证据。在这里之所以作一条列出,除了按顺序应从其本人作品说来外，应指出的是今人或举司空图的某些诗文来证明《二十四诗品》为其晚年退归中条时期所作。但如《杂题九首》之五:“宴罢论诗久，亭高拜表频。”《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之六:“依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只说于宴间论诗，以赏诗为功名，并不涉著作。据高仲章《唐司空图年谱》(《山西大学学报》一九八八年二期)所考,图《与李生论诗书》为天祐间作,或即“赏诗”之所得。 二、五代至元时之司空图传记,不言其著此书。 图卒于五代后梁初,其最早的传记为《旧唐书·文苑传》本传,但云其“有文集三十卷”。宋元间传记今检得六种,所记其著作情况是: 《旧五代史》)本传(《五代史阙文》引，清辑本失收)，仅称其“好为文”，撰《休休亭记》。 王禹稱《五代史阙文》，称其“少有文采”,引及其集中诗文,但不云著述。《新唐书》本传,不云著作。 《唐诗纪事》卷六三，引图论诗二书及《五代史阙文》，不云著作。《宣和书谱》卷九有图传，不云著作。 《唐才子传》卷八云:“先撰自为文于濯缨亭一鸣窗,今有《一鸣集》三十卷行于世。” 其余如《本事诗》、《北梦琐言》、《唐摭言》、《南部新书》、《云仙杂记》等皆载及阙事迹，并不云有《二十四诗品》。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 三、宋元公私书志不著录此书。 《日本国见在书目》成于昭宗时,图尚在世;《旧唐书·经籍志》据《开元四部录》编成,收书迄于玄宗时,故这二种唐末五代书志皆不载图之著作。《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司空图《一鸣集》三十卷”,另《崇文总目》卷五、《通志·艺文略》、《遂初堂书目》、《郡斋谱书志)卷一八、《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皆著录，虽书名、卷数略有异,但仅载别集则同。《本事诗》载司空图曾注卢献卿《愍征赋》,宋时已不存。我们从上述各书志中,考知之唐五代诗文评著作多达九十九种,但却绝不见载《二十四诗品》。直到明人编的《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百川书志》等书目，仍无此书之踪影。据我们所知，此书至明末以后的《汲古阁校刻书目》《隐湖题跋》《孙氏祠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稽瑞楼书目》等书志中始有著录。 四、宋元人从未称引此书。 古籍流传中，书目应有著录,后世应有评述，类书、丛钞一类书应有摘引，这是一般的惯例。比如宋人范温著《潜溪诗眼》，即见《苕溪渔隐丛话》《仕学规范》《诗人玉屑》《竹庄诗话》《诗林广记》《修辞鉴衡》《永乐大典》等十余种宋至明初的典籍征引。传为唐人而后世疑为伪作的《金针诗格》《二南密旨》等书，虽有南宋传本，宋人也迭有訾议。然独《二十四诗品》一书,在我们所见的宋元类书、诗话丛编、笔记、地志及其他各类著作中，从无引录之迹。笔者之一数年前因辑《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将宋元能见到的典籍尽量检及，从未见有引及此书者。苏州大学、河南大学近年因编纂《全唐五代诗》，普查宋元旧籍也逾千种,亦未见称及此书片言只字者。一部在晚近受到如此广泛推重的著作,宋元间竟会如此冷落,实在难以想象。 自明末至今,学者谓宋人推重此书,所举仅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一句。其实苏轼此句并非指《二十四诗品》，本文第三节还将作详细考述。在此应指出的是,宋元人对苏轼之议论极为推崇,引录广泛,且多能抉幽阐微，凡此之类,不胜枚举。《书黄子思诗集后》是苏轼论诗的精彩之作,宋人多称引之(详见后文),但均无人由此而转人有关《二十四诗品》的话题。宋时如有此书，又经苏轼称扬，断无宋元人皆弃而不顾之理。无论赞同或反对,皆不应全无声响。由这一迹象看，可以认为宋元间尚无此书之流传。 又自刘勰分诗文为八体,后人多衍其说，如上官仪《笔札华梁》分为十体,皎然《诗式》有十九字丛，五代至宋元间作此类划分的有近十家,但均看不到二十四诗品)的影响。就品目说，徐寅《雅道楼要》分二十门，无同者;齐己《风骚旨格》分十体,同者仅“高古”“清奇”二目,另有二十式、四十门,无同者;王梦简《进士王氏诗要格律》分二十六门，同者仅“含蓄”一目;杨载《诗法家数》分六丛,同者仅“雄浑”、“沉著”二目。《沧浪诗话》云:“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惋。”郭氏《校释》谓“司空图列为二十四品，论浪复约为九品”。其实只要将二者稍作比较，即可知并无必然的联系。 《历代诗话》 五、明万历前尚无人得见《二十四诗品》。 明代典籍浩如烟海，我们无以通检,但从下列几种传记和几位名家的叙述来看，万历(1573-1620)以前此书尚不为世人所知。 明前期高棅(1350--1423)作《唐诗品汇》，卷首《诗人爵里详节》仅称图“有《一鸣集》三十卷行于世”。明末胡震亨(1569--1645)编《唐音统签》卷七〇四卷首司空图小传,亦仅云“有《一鸣集》三十卷,内诗十卷”。《统签》及清初季振宜所编《唐诗》(台湾影印时称《全唐诗稿本》)，皆不收《二十四诗品》。 正德丁丑(1517)进士,后官至工部给事中的杨士云，有《司空图论诗》绝句:“今古文难诗更难，须于味外辨咸酸。纷纷作者应谁似? 裂日撑霆琢肺肝。”(《万首论诗绝句》187页)知其所见仅图论诗杂著。与其同时的杨慎(1488-1559)是明代公认的博学之士,其《升庵诗话》卷三专列《司空图论诗》一节，称其论诗“尤见卓识”，以“其文集罕传,余家有之”，特标出之,但所举仅《与王驾评诗书》《与李生论诗书》及《诗赋》，后者为四言韵语,且全引之，是杨慎不知有《二十四诗品》。 胡应麟(1551-1602)亦一时鸿博之士,其《诗薮·外编》卷三、《杂编》卷二，列举“唐人诗话人宋可见者”，有“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等二十种,并云:“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末已亡矣。”无论存佚，皆不及《二十四诗品》，是胡应麟不知有此书。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法微一。统论》中,举出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冲之一节，卷八又引及苏轼称引图诗之语,卷三二《集录三.唐人诗话》，自李嗣真《诗品》入李峤《评诗格》以下,罗列二十八种,亦无《二十四诗品》。胡氏评日: 以上诗话，惟皎、师《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余如李峤、王昌龄、白乐天、贾岛、王叡、李弘宣、徐夤及释齐已、虚中诸撰，所论并声病对偶浅法，伪托无疑。张为《主客》一图，妄分流派，谬僻尤甚。唐人工诗，而诗话若此，有不可晓者。 胡氏罄毕生精力，搜罗唐诗及有关资料，故其所见唐人诗格一类著作，远富于稍前之胡应麟。对一些仅见书目或史传之书名，尚搜罗无遗，而后人推崇备至的《二十四诗品》却绝不叙及,实在于情理上说不过去。据本文第二节所考，《二十四诗品》之出世在天启、崇祯间,时胡氏虽尚在世,恐因流布未广，故既未称述，也未诘疑。 许学夷(1563-1633)著《诗源辨体》卷三五《总论》第一〇条云: 司空图论诗，有“梅止 于酸”二十四字， 得唐人精髓。其论王摩诘、韩退之、元、白正变,各得其当,远胜皎然《诗式》，东坡、元瑞皆称服之。 元瑞指胡应麟。许氏称述司空图诗论,亦不云《二十四诗品》。同卷第三一条，许氏在批评《诗家一指》时，称其中的《二十四品》“卑浅不足言”。本文第三节将要证明，许氏所见《诗家一指》中的《二十四品》，与传世的《二十四诗品》文字大体相同,但许氏并不云为司空图撰,尤可注意。 以上诸家皆一时饱学之士,对唐诗研究颇深，于司空图诗说又均曾提及,但均不言及《二十四诗品》。迄今所知研究《二十四诗品》的著作，也未提供万历以前人得见此书之书证。我们据此而认为万历前此书尚未传世，或此前尚无人知司空图撰有此书,这一结论应是可以确立的。 从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司空图去世，至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其间跨越了五代、两宋、元、明几个朝代，绵历七百多年,在这一漫长的时间中,此书竟从未有人提及，在数以千计的典籍中竟未留下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不妨将与其书名简称相同且也为研究者广泛重视的钟嵘《诗品》作一比较。钟嵘《诗品》在《梁书》、《南史》本传中叙及之，自《隋书。经籍志》以降的唐、宋、元公私书目多有载录，唐初以降的各种史书、总集、别集、诗文评、类书等频见引录(详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历代<诗品>学》)。《二十四诗品》却完全异于是。这使我们想到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关于古籍辨伪方法的那段为学界广泛认同的精辟论述: 古书流传有绪,其有名的著作，在各史经籍志中都有著录，或从别书记载别他的渊源，若突然发现一部书， 向来无人经见， 其中定有蹊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节《清代学者之总成绩·辨伪书》） 梁氏列此为清人辨伪方法之第一条,即“从著录传授上检查”。后梁氏在燕京大学所作讲演《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于此论述更细，如“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或可疑”“后人说某书出现于何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从书的来历暖昧不明而定其伪”诸项，均卓有见地,为现代学者所遵信。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我们再看看这部晦迹七百年的所谓唐人著作,出世流布的过程如何，是“来历暖昧不明”，还是渊源传流有绪? （下转第二页推送） 本文作者之一陈尚君教授 编辑 | 王 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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