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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与女词人顾春之间的恋情以“丁香花公案”之名为世所知，经前人力辨，多有谓此事系诬构者。然而通过对龚自珍壬午年诗歌中的一句佚诗的发现，可以得知他在当年曾因与一女子的恋情而受到迫害，进而考察与此事相关的诗词，可以推出此女子便是顾春。由于忌讳此事，龚自珍和顾春的诗词都有所删改，以期掩人耳目。 引言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得风气之先的人物，龚自珍一生慷慨任气，卓尔不群，生时便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而身后之名更是流播遐迩。若论诗歌上的成就，龚自珍自然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第一家。而作为一个多情公子，围绕着他的个人情感生活也历来为人所津津乐道，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所谓的“丁香花公案”。由于此事的女主角系清代著名女词人顾春，且传闻龚自珍之死亦与此事大有关系，则这段恋情就不是单纯的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而是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一段故实了。 龚、顾恋情之始作俑者无考，但很明显在当时已有所风闻，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二百九首： 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下有小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当时便引起了此诗与家住太平湖畔的顾春有关的猜测。至清末的冒广生乃将此事明确道出，其有《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其中一首： 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 汉代《佳人歌》有“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之句，冒广生此诗所谓“姓倾国”自是咏顾春无疑。此事经曾朴小说《孽海花》大加渲染后广为人知。后有孟森、苏雪林诸先生代为辩白，力主其诬，此事乃稍寝。孟森先生认为，当己亥时，龚自珍已近半百，而顾春亦臻中年，“俱非轻狂荡检之时”，男欢女爱之事，于年龄殊不相称。而苏雪玲先生则认为龚自珍早年确曾恋上一位满族女子，但因为将时间推至龚自珍弱冠之年，那时顾春尚在幼年，而通常认为龚、顾之情事发生在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前后，故不曾将那位满族女子与顾春联系起来。然历来多有认为此事为真者，而代龚自珍辩白之文也实有难以自圆之处，事实上，即如孟森先生也承认龚自珍之诗“非惟明指为太平湖，且明指为朱邸，自是贝勒府之花。”则此诗之于顾春颇有关系可谓甚明。至于孟、苏二先生一认为年老，一认为年幼，笔者认为此论颇有可议之处。问题的关键便是考定龚、顾二人交往的时间。 龚、顾均为当时享有盛誉的文人，他们之间如有绯闻，自是颇能博得世人的关注，当然也就不可能完全不露形迹。况且龚自珍常以诗词纪游抒怀，所谓“直将阅历写成吟”，关于他生平之事多有可以从诗词中窥见者。尤其是这位先生还很是偏爱将他与异性的感情付诸诗词，就更为后人探幽索隐提供了路径。今结合一些史料与龚自珍本人的诗词，也可稍稍发见龚、顾二人关系的一些痕迹。 一 龚自珍“壬午受谗”与诗佚句的发见 记载龚自珍生平的著作中，吴昌绶的《定庵先生年谱》是较早也较为详实的一部。在“道光二年”条最后有注： 程庶常曰：‘先生是岁有蜚语受谗事，屡见诗词’。 但仅此一句，并未详述。然而可以推断，此次“蜚语受谗”对龚自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既然是“屡见诗词”，则需要结合龚自珍的诗词作品来查考。在龚自珍编年诗中，道光二年壬午（1822）年所编诗收录有《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一诗。为行文之必要，现引全诗如下： 西山风伯骄不仁，虓如醉虎驰如轮；排关绝塞忽大至，一夕炭价高千缗。城南有客夜兀兀，不风尚且凄心神。家书前夕至，忆我人海之一鳞。此时慈母拥灯坐，姑倡妇和双劳人。寒鼓四下梦我至，谓我久不同艰辛。书中隐约不尽道，惚恍悬揣如闻呻。我方九流百氏谈宴罢，酒醒炯炯神明真。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平生进退两颠簸，诘屈内讼知缘因。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嗔。名高谤作勿自例，愿以自讼上慰平生亲。纵有噫气自填咽，敢学大块输轮囷。起书此语灯焰死，狸奴瑟缩偎帱茵。安得眼前可归竟归矣，风酥雨腻江南春。 写作此诗的道光二年壬午（1822），龚自珍时年三十一岁。在这首诗里，他表达了自己“名高谤作”的愤懑，“侧身天地本孤绝”的无助，与“进退两颠簸”的艰辛。面对着对自己的蜚语谤毁，而且这蜚语还是出自某个贵人，他是没有力量反抗的。可以看的出来，当时龚自珍的心里除了孤傲所支撑着的愤懑，更多的还有失落与无奈。吴昌绶《年谱》中所说的“蜚语受谗”，应该就是在这首诗中所指的事，然而龚自珍诗中所写也是“隐约不尽道”，语焉不详，所以其中原委并不能知晓。 而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翻阅文献时，看到有龚自珍之子龚橙手抄《定庵文集卷九》一册，其中抄录此诗与今所见稍异，在“谓我久不同艰辛”句下有“家难行且作，汝归难恐及汝身”一句，而这句诗不见于现今通行的任何本子。我们知道龚自珍生前曾自刻诗集，题为《破戒草》，1868年吴煦付刻《定庵文集》，编年诗部分即依龚自珍《破戒草》所录。1886年朱之榛又刊印了《定庵文集补编》，此后龚自珍文集各种版本，大都是在此两种本子的基础上增补扩充而来的。现今较为完备的王佩诤校点本《龚自珍全集》，在编年诗部分大致依《破戒草》与《破戒草之余》体例，前后排列，内容也沿袭前人。而这句佚诗的出现说明龚橙手抄本与上述各种版本并非一个系统。 在此稿本卷前有题字云： 此经魏公删过，其笔也。庚申六月月中重定一过。□□□录字。 庚申年是1860年，距龚自珍逝世已经过去了十九年。但这里言明是重定，则前此尚有初定。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云： 道光二十有一载，礼部仪制司主事仁和龚君卒于丹阳。越明年夏，其孤橙抱其遗书来扬州，就正于其执友邵阳魏源。源既论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违合者，凡得文若干篇，为十有二卷，题曰《定庵文录》 可知初定文集的时间在龚自珍逝世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了。龚自珍诗文经魏源批改处甚多，这句诗很有可能就是魏源在校正时删去了。至于原因，则或如魏源所谓“不中程，”或为“违合”。但龚橙手抄《定庵文集卷九》，因系抄自龚自珍手稿，因此还保留着这句诗。可以说，龚橙手抄本才更接近作品的原始面目。这两句诗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使全诗成为完璧，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两句诗所透露的信息，整首诗的意义也更为的完整，如龚自珍在诗末所云“安得眼前可归竟归矣”之语就容易理解了。没有这两句诗，或许我们会奇怪他为什么会发出不能归去的喟叹。而现在则清楚他的不能归去非是因为在京中任职，实是有畏难避祸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则应该是与诗中所说的贵人之“飞语”有关系。 关于此事尚可在龚自珍同年所作的《黄犊谣，一名佛前谣，一名梦为儿谣》一诗中找到佐证。其诗云： 黄牛踯躅，不离母腹。踯躅何求？乃不如犊牛。（一解） 昼则壮矣，夜梦儿时。岂不知归，为梦中儿。（二解） 无闻于时，归亦汝怡。矧有闻于时，胡不知归？（三解） 归实阻我，求佛其可。念佛梦醒，佛前涕零。（四解） 佛香漠漠，愿梦中人安乐。佛香亭亭，愿梦中人苦辛。苦辛恒同，乐亦无穷。（五解） 噫嘻噫嘻，归苟乐矣，儿出辱矣。梦中人知之，佛知之夙矣。（六解） 在这首诗里，龚自珍反复申述了“岂不知归”、“胡不知归”、“归实阻我”的无奈。而在“踯躅何求，乃不如犊牛”句中，感喟黄犊尚且不离母腹，而自责自己踯躅于回家与否的抉择中，连犊牛也不如。结合着《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一诗中的佚句，我们同样可以理解《黄犊谣》这首诗的涵义。也就可以理解为何龚自珍在归去与否中如此的纠结了。 由上述可知，龚自珍在壬午年的“蜚语受谗”并不只是影响到了他个人，甚至还影响到了他的家庭。而事实上，他的家庭在壬午年也确实发生了一场大的变故，那就是九月二十八日那天，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将他多年来搜集收藏的数万卷图书尽数焚毁。  后人所绘龚自珍像 二 龚家火灾之隐情及《送刘三》诗序的被删 龚自珍最终决定南归，并于十二月回到了位于上海父亲官署的家中。此后在龚自珍给好友邓传密的信中，谈到了这次火灾： 兄冒三十三日之冰雪，踉跄而归，家严、慈幸皆无大恙。家慈受惊不小，儿子等几乎不救。痛定思痛，言之心骨犹慄。而奇灾之后，万事俱非，或者柳子厚所云：黔其庐，赭其垣以示人。是亦祝融回禄之相我耶。此事颇有别情，患难起于家庭，殊不忍言。然外间固有微闻之者，未卜足下曾闻之否也？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龚家的此次火灾并非仅是一次意外，而是“颇有别情”。 在龚自珍给邓传密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有包世臣的附笔： 定公遭此奇灾，匆匆南下，非足下来不可。军门（按：指杨芳，时邓传密为其幕僚）通达人情事理，必能见听，即挹之（按：杨芳之子承注号挹之）亦非不近人情者。明年春末夏初，仍可前去，如是方为真朋友两全之道也。世臣适在此，见书附笔。 而魏源《致邓传密信·三》云： 接手札，具悉行旌安稳抵京，甚慰。”《致邓传密信·四》云：“前接秋舫书，言足下受定公之托，颇不容易，未知日内光景何如？ 可知邓传密接到龚自珍的信后就立刻动身回京了。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谓龚自珍拜托邓传密帮忙料理京中寓所，然而此事又何至于“颇不容易”？可见龚自珍托邓传密之事，应该不只是照料寓所那么简单，又或许说是因为帮龚自珍，所以才会不易。而邓传密之能来，正是像包世臣所说的“如此方为真朋友两全之道。” 如此郑重其语，显然超出了常情。 龚自珍壬午年的诗中，还有一首名为《送刘三》： 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风雪衔杯罢，关山拭剑行。英年须阅历，侠骨岂沉沦？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 王佩诤校本《龚自珍全集》此诗后有注：“刘钟汶，字方水。行三。侠士。”可知此刘三即是指刘钟汶。而在陈元禄《羽琌逸事》中记载： 公交友严，好直言。刘钟汶者，侠士也。尝远行，公送之诗，其序曰：‘方水从吾游久矣，而气益浮，中益浅，吾虑其出门而悔吝多也。然吾方托以大事，倚仗之如右手，以其人实质直无可疑者，特不学无术耳。爰勖以一诗送其行’。 据此序的内容，应该就是上引《送刘三》一诗的序，然今所见《送刘三》诗不见此序，当是后来删掉了。陈元禄《羽琌逸事》作于龚自珍逝世后两个月，是现今所见记载龚自珍事迹最早的著作，且陈元禄与龚自珍系姻亲，往来熟稔，故其所闻所记，自然是可信的。而序中所谓“方托以大事”，也可在诗中找到“亦有恩仇托”的佐证。但是龚自珍有什么样的事要交给一个侠士去办呢，而且还频频叮嘱“期君共一身”，就是说希望你能把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认真对待。而这个事，正如诗中所言是涉及到恩仇的，所以通过侠士解决恩仇问题，自然是更为妥当。只是此事应该属于隐秘性质，甚至是不甚光彩，所以包含此信息的诗序后来被删掉了，无论是龚自珍自己所删，还是经由魏源或是龚橙所删，都流露出刻意的隐讳的意思。而《送刘三》诗序的被删，与《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诗中“家难行且作，汝归难恐及汝身”一句的被删，显然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就是不希望后人知道曾有这样的事发生在龚自珍的身上。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使得必须删掉相关材料来进行掩饰呢？现在可知，这件事不止是龚自珍“蜚语受谗” 这样简单。或者说，龚自珍之所以“受谗”乃是有着别样的隐情。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书影 三 龚自珍诗词所透露之情事 既如吴昌绶《年谱》所说，此事“屡见诗词”，那么还需要从龚自珍的诗词中，来找出证据。龚自珍在诗词中明确提到“受谗”事件的，除了《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一诗外，尚有收录在《怀人馆词》中的《高阳台》（南国伤谗），与《影事词》中的《清平乐》（万千名士）两首，据吴昌绶所作《年谱》可知，道光三年龚自珍刊定了《无著词》、《怀人馆词》、《影事词》、《小奢摩词》四种，由于《影事词》写作时间远在壬午之前，故不论。仅看《高阳台》（南国伤谗）一首，有论者谓此词作于嘉庆癸酉（1813）作者二十二岁时，又谓此词是写给龚自珍的妻子段美贞的，此论未经详考，显系臆见，且对“南国伤谗，西洲怨别”一句解释牵强，有硬套之嫌，未可为据。而收录此词的《怀人馆词》包括了道光三年癸未（1823）以前的作品，结合着吴昌绶所作《定庵先生年谱》中所称壬午年“蜚语受谗”之事来看，该词在内容上与此事颇合，所以笔者认为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就是在道光二年壬午（1822）。现引全词如下： 南国伤谗，西洲怨别，泪痕淹透重衾。一笛飞来，关山何处秋声？秋花绕帐瞢腾卧，醒来时芳讯微闻。费猜寻，乍道兰奴，气息氛氲。 多愁公子新来瘦，也何曾狂醉，绝不闻吟。璧月三圆，江南消息沉沉。魂消心死都无法，有何人来慰登临？劝西风，将就些些，莫便秋深。 在这里，很明显南国、西洲等词并非指方位，而是作为人的代指。龚自珍是南方人，即以南国自称。而“西洲”则历来多以指代情人所处之地，如南朝乐府中有《西洲曲》，而这里则用来指代情人。则“南国伤谗，西洲怨别”一句，是说作者因受蜚语所谗，情人不得不与他断绝往来。后面就尽情铺叙在与情人中断来往后的伤心境况。所谓“多愁公子新来瘦，也何曾狂醉”，化用宋代李清照“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句意，表明失恋后的愁怀难解，以至于形销骨立。“璧月三圆，江南消息沉沉”一句，用宋代张先“陇上梅花落尽，江南消息沉沉”（《清平乐》（屏山斜展））成句，说已经三个月没有得到江南情人的消息了。末句“劝西风，将就些些，莫便秋深”，可解作“劝西风能够柔缓一些，不要这么快就让秋意加重。”同样道出了龚自珍伤别之后，愁怀难解的苦痛。这首词所写的，就是龚自珍与一女子交往而招致别人的非议，而两人在压力下最终分手的过程。 这个结局也可在另一首收入《无著词》的《惜分钗》（金铺晓）中得知，其词下阕云： 明窗掩，重帘卷，炉香自炙红丝砚。点银钩，记清愁。待把琴心，寄与西洲，休休。 很明显，“西洲”在这里也是情人的代指，而《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以琴声向卓文君示爱的事，琴心也就具有了情心的含义。而龚自珍在这首词里表达的意思便是待要把内心的爱慕之情写出来寄给情人，最终却只能作罢。颇有“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陆游《钗头凤》（红酥手））之意。而一句“休休”，又颇有李清照“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的无可奈何。龚自珍在两首词中化用李清照同一首词的句意，应该不是出于偶然，或许正是李清照此词中“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的句子深深触动了龚自珍充满离愁别恨的内心，有感于斯人终难再见，唯有黯然伤怀而已。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高阳台》（南国伤谗）与《惜分钗》（金铺晓）两词是很有关联的。龚自珍正是在这两首词里，表达了失恋后内心的酸楚与无奈。 可见，壬午年龚自珍的蜚语受谗主要针对的就是他与一名女子的交往，而结局是两人不得不断绝了联系。结合着《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诗中“贵人一夕下飞语”之句，那么这个始出蜚语的人是具有很高的地位，如此才当得起贵人之称，也足以迫使龚自珍除了忍受蜚语之讥外无可如何。也正因为对方势力之强大，这种压迫就不仅对龚自珍个人，甚至对他的家庭都可以说是一场灾难。查考龚自珍一生中，与此相合的事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与女词人顾春的恋情——即所谓的“丁香花”公案。  顾春像 四 龚、顾交往时地与诗词所叙之吻合 由于顾春的身世颇为曲折，故而有着许多的谜团，但有一点那就是她曾经在江南苏杭一带常住，这是可以确信的，这也是后来她与杭州官员眷属往来颇密的原因。后来顾春嫁给了贝勒奕绘，系乾隆第五子永琪的后人，乃是满清的皇室，也颇有才名。卢兴基先生从奕绘词作《生查子·记梦中句》中“江月阖庐城，春风恋素手”一句，推断顾春与奕绘亦是在苏州相识的，认为顾春是在道光五年（1825）二十六岁的时候由奕绘接回了北京。然而也有迹象表明，顾春是在此之前回到了北京。则无论顾春是在道光五年被奕绘接回了北京，还是此前便已回来，总之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住在江南的。而现在有学者考证龚自珍与顾春相识的时间就在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至道光二年壬午（1822）年之间，那时顾春正是二十一二岁左右的年纪，在江南苏杭之地居住。而龚自珍在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会试落第后返回江南，在苏、杭、扬州等地游历，直到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夏方才返回北京任职。他与顾春的相识，应该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而且在其辛巳年诗歌中，有一首《暮雨谣三叠》，记录的便是他与一女子在杭州相会的情景： 暮雨怜幽草，曾亲撷翠人。林塘三百步，车去竟无尘。 雨气侵罗袜，泥痕黦画裳。春阴太萧瑟，归费夕炉香。 想见明灯下，帘衣一桁单。相思无十里，同此凤城寒。 按其语意，龚自珍此次交往的女子，决非寻常所述的歌姬之流，诗中所写，也表达了龚自珍对这一女子的深情款款。现在我们再回顾龚自珍《高阳台》（南国伤谗）一词中，所谓的“西洲怨别”，“江南消息沉沉”，便都有了着落，正如上文所说，西洲、江南都是人的喻指，指代龚自珍所恋的一个江南女子，而无论时间、地点，还是该女子的身份，都与顾春相符合。 龚自珍在道光二年壬午（1822）年遭谗，第二年也就是道光三年癸未（1823）七月间母亲去世，龚自珍归籍丁忧，而道光四年甲申（1824）奕绘与顾春的婚事有了定局，道光五年乙酉（1825）顾春正式嫁入贝勒府。这种时间上的契合亦颇有可玩味之处。而有意思的是龚自珍乙酉十月服阙，于第二年即道光六年丙戌（1826）春天回到京城，就写了《纪游》《后游》两首诗，均是描写与一贵家女子相会之事。而又如《美人》“美人清妙遗九州，独居云外之高楼。”一诗，又道出对一个自己无法接触的美人的深深思念，诗中之情，无限怅惘，或即是怀念顾春之作。 五 晚清文人记述所透露之信息 以上仅是从龚自珍诗词中考察，而在与龚、顾同时的人中，也有此类记述。较早言及此事的冒广生说他系得自外祖： 少时闻外祖周季贶先生(星诒)言太清遗事綦详。 冒广生之外祖周星诒为龚自珍稍后，而与顾春同时代的人，知晓龚、顾之事是有可能的，也正因为他确信此事为真，也才会对他的外孙冒广生言及。设想如果龚、顾之恋是捕风捉影、毫无凭据的流言蜚语，冒广生又怎么会说得之于外祖父，从而让外祖落个搬弄是非的名声呢？而孟森在《心史丛刊》第三集“丁香花”文末补记云： （冒广生）虽无以难我，然终信其旧闻为不误，并非由己始倡此言。 说明冒广生对此事仍是深信不疑的。而在《孽海花闲话》中，冒广生评曰： 以下写得太猥亵，定庵集中，忆太平湖之丁香花……确为太清作，然亦不过遐想，……，不意作者拾掇入书，唐突至此，我当堕拔舌地狱矣。 深为道出别人隐私并由此引起了这场风波而自责，但这只是认为不应该渲染传播别人的私事，而非是承认此事为诬。 另外还有一证，文廷式《琴风余谈》中载： 满洲女史顾太清者，尚书顾八代之曾孙女，初适副贡生某，为鄂文端之后人，夫死后，复为贝勒奕绘之侧室。文笔清丽，自称太清主人，……其词集中，与阮文达、龚定庵俱有唱和，锡尚书（锡珍）有摘抄本。 文廷式所述顾春出身有错误的地方，但他说顾春与阮元、龚自珍有唱和，应该不是无中生有。而现今所见顾春《天游阁诗集》与《东海渔歌》词集，只有与阮元的唱和之作，与龚自珍的唱和篇什已经不复存在了。今知顾春在晚年曾编订词集，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特意删掉了。试想假如二者果真没有瓜葛，顾春又何必如此小心翼翼的抹去与龚自珍曾经交往的痕迹呢？ 综述以上所论，由于龚自珍恋上了顾春，自然很有可能是龚自珍的一厢情愿，而招致了同样喜欢顾春的奕绘贝勒的不满，因而对龚自珍施加压力，遂有龚自珍壬午蜚语受谗之事的发生。由于奕绘的身份高贵，他的打击对龚自珍，乃至龚家都是灾难性的，因此才有了龚自珍《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中牢骚与无奈。而因为帮助龚自珍无疑就是站到了奕绘的对立面，所以邓传密出于真朋友的义气为龚自珍料理寓所，也被魏源慨叹为“颇不容易”。而龚自珍的托侠士刘三以大事，虽不明何事，要亦不出调护自己及家庭。最后顾春与龚自珍断绝了关系，嫁给了奕绘，而龚自珍也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事情涉及男女之情，颇有需隐讳之处，故而后来无论魏源校改龚自珍诗文，还是顾春自定词集，都竭力将此事的痕迹删抹干净以掩人耳目。然而当时人毕竟多有知之者，故而周星诒和文廷式都有关于此事的谈论和记载，也为后人考证龚、顾之恋情留下了材料。而通过考证此事，不仅对龚、顾二人生平可做进一步的了解，且对龚、顾二人诗词之流传，内容之变化，以及在今天所呈现的面貌，也能有更深的认识。 （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二〇一五年第二期） 作者简介： 朱家英（1983-），男，河南新乡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近代文学。 编辑 | 朱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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