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发表于2015年6月12日《文汇报·学人》,原题为《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初版的前前后后》,现标题为编者所加,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近年出了中文版,是学界的一桩盛事。我2009年去哈佛大学访学时,曾翻阅、复制了燕京图书馆藏的洪业档案,通过查阅洪业往来书信可知,此书最初在美国出版是颇费一番周折的,作为这部著作的学术背景,还是值得旧事重提。
杜甫诗歌是洪业大半生的学问。十四五岁时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杜诗镜铨》。1930年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发表《受难的诗人》,评述Florence Ayscough女士研究杜甫的专著《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1942年,作为燕京大学教授,洪业被日军关入监狱将近半年。出狱以后,他辗转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任助理研究员。1947-48年,他在哈佛大学讲授杜甫历史背景的课程,在耶鲁大学等机构也发表过关于杜甫的讲演。在此基础上撰著了一部英文著作Tu Fu,China’ Greatest Poet,两册,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出版,上册选译了杜甫374首诗来描述杜甫的生平和时代。下册是子注,注明出处,比较中外翻译,辩驳前人之误。由中国人用英语撰写的杜甫研究专著,这是第一部,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杜诗传播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洪业此书,撰于1948年,1952年出版。这四、五年时间,中国政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民众从对蒋介石政府垮台的震惊,到对新中国的排斥和冷漠,态度也有很大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洪业Tu Fu,China’ Greatest Poet的出版,可谓费尽周折。笔者2009年赴哈佛大学访学,在哈佛燕京图书馆Dr. Raymond Lum的帮助下,查阅了洪业保留下来的所有书信、文件。其中,洪业为出版此书而来往的信件,多完好保存。本文以洪业信件为基本线索,梳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出版前前后后的一些细节,包括洪业对自己著作的看法。不论对于杜诗研究,还是海外汉学,这都是不无意义的。 在洪业撰写完Tu Fu,China’ Greatest Poet的当年,1948年9月,洪夫人就已出面联系出版。联系的是美国麻省literary bureau,近似一个出版中介,由他们确定出版机关。局里的Lucile Gulliver给洪业太太写的信,说:
John Day Company,即赛珍珠在美国创办的出版社,汉译为庄台公司。这个出版社出版过不少介绍中国的著作,如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等书就是由这家出版社出版的。Walsh 先生是出版社的总裁理查德·沃尔什,赛珍珠的第二任丈夫。 洪业接信后,于9月27日立即回复,说:
洪业虽然早年留学美国,后又来美国任教,发表过英语论文,但是对于自己运用英语的能力总是信心不足,多次说到自己运用英语写作的困难。
10月11日,Lucile Gulliver给洪业转来了沃尔什的审稿意见,意思是:
沃尔什主要是从出版效益的角度拒绝出版此书。他提到,出版大名鼎鼎的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销量也不理想,因此担心出版此书会亏本。 到了第二年(1949)的8月22日,Lucile Gulliver给洪太太来信,说他们已经联系了美国最大的教育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得到的答案是,如果有基金赞助的话,可以出版。8月23日,洪业给Lucile Gulliver回信:
洪业提到Florence Ayscough(劳伦斯·艾斯库)关于杜甫的两部书,是指她在Houghton Mifflin出版的TuFu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和Travels of a Chinese poet:TuFu, guest of rivers and lakes(《一个中国诗人的旅行:江湖客杜甫》)。劳伦斯·艾斯库的《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杜甫传记,洪业曾撰文给予评论。在A supplementary volume of notes for 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中,洪业屡次提及此书,辩驳其谬误。 但是,Houghton Mifflin并没有答应出版此书。1949年10月,他们还是以此书销量可能很有限为理由,拒绝出版。此时,洪业还和纽约的borzoi books出版公司、耶鲁大学出版社联系,都以大致相同的理由谢绝了他。最后还是Lucile Gulliver建议洪业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Wilson先生联系,他们或许对此书有兴趣。 洪业没有直接去找哈佛大学出版社的Wilson先生,而是先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叶理绥社长(Elisseeff)联系,申请了出版基金,由叶理绥与Wilson先生联系。叶理绥是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精通日语和日本文化,可以阅读汉籍,对于哈佛的东亚研究事业做过突出贡献。在《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前言》里,洪业特别向叶理绥致谢,没有叶理绥的援手,洪业这部巨著可能永不见天日了。
叶理绥在1950年上半年把洪业的书稿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Wilson。后者随即请一位专家审稿。1950年9月21日,Wilson给叶理绥来信说,请了美国一位著名的诗人、评论家,对洪博士关于杜甫的书稿提出一些意见。并附上了匿名专家的评审意见。主要意见,一是英语文字表达存在问题,二是注释繁琐。此信转给洪业后,洪业于1950年10月2日给Elisseeff写信,说:“Wilson先生和那位评论家对于拙稿的真诚建议,我由衷地赞赏并准完全接受。”另外就是重译了《夜宴左氏庄》和《饮中八仙歌》;他希望找一位能干的文字编辑来修改他英语文字与表达的不当。如果文字编辑能找出文中一般读者不感兴趣的辩论性段落,他会把这些段落压缩并移至文末作为注释,并重新检讨翻译的准确性问题。 后来,一位叫Duffy的女士帮助洪业修改书稿。Elisseeff、Wilson和洪业三人继续讨论如何处理过于学理性的注释的问题。三人的共同态度是把书稿分为两个部分,分开出版。一个部分为文本主体和译诗,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即TuFu :China’s Greatest Poet,副标题是Trueliterature lasts a thousand ages。另一部分是注释和索引,只有专业研究者才需要,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出版物,算得上是前者的附录,即Notes for TuFu China’s Greatest Poet, A Publication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均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出版。 此书出版后,《纽约时报》刊文评论说:“此书对生活于中国历史上最辉煌也充满巨大灾难的八世纪的诗人杜甫的生平和作品进行独特的研究,对于唐代的朝野生活给予生动的描述。”纽约杂志Sunday Mirror发文评论说:“当你打开洪煨莲对杜甫生活和诗歌的叙述,时光便忽然滑到了数世纪之前。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如此完美的一个人,如此率真灵慧。你会觉得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有许多话要说,而且的确说了。这位八世纪的中国诗人,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对于我们现今的世界也是有价值的。”洪业的Tu Fu,China’ Greatest Poet在西方汉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1950年11月9日,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唐史专家Woodbridge Bingham(中文名“宾板桥”,1941年出版过著作The founding of T’ang Dynasty(《大唐之兴》))致信洪业,说他这个学期在教一门关于中国唐朝的课,问洪业先生关于杜甫的书是否出版了,他想拜读并推荐给学生。11月15日,洪业回信,谈及出版的困难,其中说“既然我在杜甫研究上已花费了40年,既然杜甫等待了1130余年才进入我的关注视野,我当然乐意再费几年时间使我的著作出版。”
1953年2月7日,康奈尔大学远东研究院的Harold Shadick(哈洛德·谢迪克,曾英译《老残游记》)致信洪业说:
美国著名诗人Vincent Ferrini,1952年5月25日给哈佛大学出版社来信,说自己深爱诗人杜甫,曾在加拿大诗歌杂志Contact当年第三期上发表纪念这位伟大诗人的一首诗歌,题目为After Meeting Tu Fu,随信附上这首诗。信和诗由哈佛大学出版社转致洪业,也保存着。诗是这样的:
6月27日,洪业给诗人Vincent Ferrini回信,其中说:“我很有兴味地阅读了你的诗歌《遇见杜甫之后》。令我喜悦的是,杜甫1200年后,在遥距大唐帝国五千英里之外找到了知音。”也有很多学生和年轻学者写了关于杜甫的文章,写信向洪业请教。梁实秋于1955年2月19日致洪业信,说:
为什么洪业一生如此挚爱着杜甫,除了少年时期受到父亲的影响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时代的相似。据洪业发表于1962年5月8日《南洋商报》的《我怎样写杜甫》回忆说:“对于四十多岁的我,杜甫的诗句就有好些都是代替我说出我要说的话:政之腐败,官之贪婪,民之涂炭,国之将亡,我的悲哀愤慨。芦沟变起,华北沦亡之后,那些杜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泱泱泥污人,㹞㹞國多狗’,‘嶔岑猛虎場,欝結回我首’,‘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等等,差不多天天在唇舌之上。”洪业在同一篇文章里对杜甫“诗圣”的桂冠有自己会心的解释:
洪业自己的人生亦可谓是情义恰合,他刚到美国麻省波士顿时,租了大套房子,收容了不少从大陆来的友人。他教育女儿多为他人着想,乃至大女儿霭莲到处周济穷人,还和夫君发生矛盾。
1942年洪业被日军关入监狱时,他请求狱吏“让我家送一部《杜诗引得》或任何本子的杜诗一部入狱,让我阅看。这是因为我记得文天祥不肯投降胡元,在坐监待杀的期间,曾集杜句,作了二百首的诗。我恐怕不能再有任何学术著作了。不如追步文山后尘,也借用杜句,留下一二百首写我生平的诗。可恨的日军,竟不许可我的要求”(《我怎样写杜甫》)。杜甫精神,过去曾激励李纲、文天祥等无数志士,千年之后,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同样在激励着像洪业这样的学者。这就是诗人精神的不朽。 1952年5月3日,洪业给Ruth Cranston写信谈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说:
同年10月13日,洪业给同样寓居海外的Harry Sung寄去新出版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并写信说:
值得注意的是,洪业痛恨日军的侵略,痛恨旧政府的腐败,但由于他1946年就离开祖国,对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缺乏了解和同情,称自己是处于流亡之中(in exile),于是,借杜诗来寄托自己对时世的忧愤,对故国的思念。今天我们读这部书的中文本,对洪业当时特定的思想和心态,应该有所警觉。 编辑 | 潘文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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