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艮山门外以吴颖芳、翟灏、汪沆等为首的一批文人以结社为时尚，组织活动，诗书唱和，编写出大量诗稿，在当时造成很大影响，别说邻近的厉鹗、杭世骏、金志章等被吸引过来，连外地的著名文人毛际可等也都慕名前来，艮山门外因此被称为“诗国”。
文人结社，向为美谈。这个“社”，原先指的是土地之神，后引申为祭神的风俗——大家聚集在土地庙里操持“社日”、“社事”，谈论与本地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再后来“ 二十五家为一社……后人聚徒结合亦谓之社”，故有“里社”之称，说明“社”已与“乡”、“里”同义。至于今天的“社”，则完全成了集体组织，群体的代名词了，比如公社、学社、文学社等。清乾隆年间，艮山门外曾有个“东皋诗社”。
明清时期，江南文人结社成为时尚。那时不仅读书郎在立社，连居家的仕女们也在加入社盟，像《红楼梦》里的“海棠诗社”，杭州西溪的“蕉园诗社”等。
结社成了士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社员们定期或不定期地，以诗文的形式，充分展示自己的才情与风雅，为地域史、文化史、文学史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应该说很有意义。文人结社不仅是种群体互动，同时也是江南文学生成的一个重要渠道。有了这个平台，文人之间的情感得到交流，又为切磋诗文技艺增添了机会，这种群体性的活动，往往对当地的文化事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品位也相应得到提高。民国之前，文人大多以诗词来唱和，所以团体组织形式一般以“诗社”居多；而自辛亥革命后，文风已变，所以大多命名为“文学社”；而自改革开放后，更多的则以“研究会”的名义命名，但总体性质应该说是一样的，都是文学团体。
唐代以白居易为首的“香山九老会”是较早的结社，此后各地诗社层出不穷，一直传承至今。也有学者认为，清顺治、康熙两朝曾禁止文人结社，清代的“诗社”便随之消失。其实并非如此，只是处于低潮罢了，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城东的“东皋诗社”。清翟灏《无不宜斋未定稿》卷三有首《饮黄荫三上舍宅再用前韵》载：“自结同队鱼，屈指岁二十。落落朱弦音，不辍风雨急。……眼中吾与汝，再见赤帜立。”诗末注：“庚戌辛亥之岁（1729—1730）尝与荫三等十人结东皋诗社。”说明朝廷对纯文学的民间社团一般还是允许存在的。从翟灏《金江声观察杭菫浦翰林招入南屏诗社四韵代答》看，民间诗社活动还不少。
东皋诗社是属于艮山门外的一个文学团体，东皋诗社由十位志同道合的社员组成，分别为曹石仓、徐復、黄荫三等。他们所写的诗自然多数与城东有关，像《甘棠村集咏》、《东郊地偏乡俗异于他所隶其俗事得二十首》、《东郊土物诗》等，都是珍贵的城东文化遗产。他们在诗社这个平台上相互交流，不时交出作品，为城东历史作出杰出的贡献。东皋诗社社员曹石仓不仅会写诗，还擅长画荷花，“石仓兼画荷，品第神妙及。当其快意时，墨喷满纸湿”。而徐復的山水画很有特色，“意到笔未追，妙处在枯涩。迷茫烟雨濛，菌蠢虫蛇蛰……”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其独到之处。
他们经常组织活动，诗文酬和，像翟灏的“书巢”，汪沆的“小眠斋”，还有其他人的“兰陵书屋”、“江声草堂”等，都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场所。不过东皋诗社毕竟是个民间组织，时盛时衰，在翟灏晚年时，诗社社员多半已去世，活动自然就少多了，翟灏在《题曹石仓处士遗墨六用前韵》一诗深有感慨：“东皋旧吟朋，数同大历十。
眼底半存亡，岁事过羽急。……”朱文藻《碧溪诗话》载：“晴将（翟灏）先生居艮山门外杨家桥，与吴西林（吴颖芳）先生居隔数里，常相与唱和。家塾延吟友为师，若朱古心，住石屏，先后一二十年间，风雅振兴，东乡号为‘诗’。”文人结社意义深远，如今笕桥成立“笕桥历史文化研究会”、“民进书画院”，愿这一传统在城东能传承，并得以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