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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敞治《春秋》，（作《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及《釋例》。）評論三《傳》得失，以己意爲進退，而葉夢得、（作《春秋傳》《春秋考》及《春秋讞》。）高閎、（作《春秋集注》。）陳傅良（《春秋後傳》。）之書咸排斥三《傳》，棄傳言經，或雜糅三《傳》，不名一家，此蓋易《春秋》之家法者也。汪克寛作《禮經補佚》，以爲《儀禮》有佚文；俞庭椿作《周禮復古篇》，以《周禮》五官補冬官之缺；（陳友仁《周禮集說》從之。）而朱子復別《學》、《庸》於戴《禮》，於《大學》則移易篇章，於《中庸》則自分章節，此改易三《禮》之經文者也。此數書者，大抵不宗漢學，以臆解說經。惟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朱子之治《易》，主復古本；朱子、吳豎之治《書》，漸疑古文之僞；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則皆宋儒特識，與臆見不同，此宋儒經學之別一派也。其所折衷古訓者，如范處義、（作《詩補傳》。）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嚴粲（《詩緝》。）之說《詩》，（皆宗《小序》。）呂祖謙、（《左傳說》及《續說》。）程公說（《春秋分紀》。）之說《春秋》。李如圭、（《儀禮集釋》。）楊復（《儀禮圖》。）之說《禮》，以及刑昺《孝經》《論語》《爾雅》疏，孫奭《孟子》疏是也，大抵長於考證，惟未能取精用弘。復有用古訓而雜以己意者，如歐陽修《毛詩本義》、崔子方《春秋本例》、李明復《春秋集義》、張淳《儀禮識誤》、敖繼公《儀禮集說》、朱申《周禮句解》是也，大抵採集古注，惟取去多乖。別有隨文演釋者，如史浩《尚書講義》、黃度《尚書說》、汪克寛《春秋胡傳纂注》是也，大抵出詞平淺，間近講章。合數派以觀之，可以知宋儒經學之不同矣。要而論之，北宋之時，荊公《新義》成一學派者也，如蔡卞《毛詩名物解》、王昭禹《周禮詳解》，以及羅願《爾雅翼》、陸佃《爾雅新義》，皆以荊公新說爲折衷，惜其書多佚傳。程子之學亦自成一學派者也，凡以義理說經者，其體例皆出於二程，元明說經之書類此者，不知凡幾，近儒謂宋代經學即理學，豈不然哉？若夫劉敞《七經小傳》，鄭樵《六經奧論》，雖間失穿鑿，然立說之精亦間有出於漢儒之上者，此亦荊公之學派，非二程之學派也。若夫毛晃作《禹貢指南》，王應麟輯《三家詩》，李如圭作《儀禮釋宮》，雖擇言短促，咸有存古之功，則又近儒考證學之先聲也。近儒不察，欲並有宋一代之學術而廢之，夫豈可哉？（以上具出劉氏《國學發微》） 廷富謹識：劉氏之博，誠可於此見之。其所以疏論學術脈絡亦明白可按，觀之如視掌紋。然其博文而不以約說之，亦由此見其徒爲博文而已也。章氏歎其博而欲其束書三五載，誠有如是，蓋博而不能反約，則涵養決定不成，終亦只成一個書庫子而已，又何益哉！雖然，何敢輕量天下士，且讀生平未見書，蓋讀書窮理，格物致知，斯乃盡性至命之事，若不博文，又何論反約邪？此又躬行之資，進德之助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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