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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园林，西洋楼内除了主体建筑外，还有大量的装饰物，这些装饰物从细微处反映了中国元素，无论是室外装饰还是室内陈设都透露出中国文化的影子。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花阵迷宫，迷宫矮墙是砖制的而非西方庭院常用的绿篱迷宫，只是在迷宫四角种植了龙爪槐，在矮墙上种了绿植而已。可见对于西方园林装饰，中国皇帝并非照搬，而是融入了个人观念。 据说，起初在设计西洋楼时，传教士按照西方常理设有裸体人物雕像，但是被乾隆皇帝否定。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衣裳表现的是文化，赤身露体则是非文化、无文化的样态。赤身跣足肉袒以见人，若非羞辱自己便是羞辱他人。并且，在中国也很少有塑人形以用于装饰或者欣赏的情况，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应重心而不是重形，形体并非审美对象，这与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别。所以，西洋楼虽是一座以欧式建筑风格为主的园林，但庭间大多数装饰物都是中式风格的，以动物为主，少有人物造型出现。 西洋楼中最大型的装饰物是各式水法，而水法这一纯西方产物也被赋予了诸多中国元素。例如，谐奇趣水法，装饰有翻尾石鱼、铜雁、铜羊、铜鹅、铜鸭等。海晏堂独具中国特色的十二生肖喷水时钟最为著名。蓄水楼南北各两座小型喷水池中的喷泉更具韵味，西面的一座是两只猴子在树下捅马蜂窝，手中托印的造型，寓意“封侯挂印”；东边的是一只猴子坐在假山上手执一把雨伞，名为“猴打伞”。通过取名字的谐音给某样事物赋予吉祥的寓意是古人的传统做法。最大的一组水法——大水法，使用的装饰也没有脱离中式装饰，中央石龛内设有七级喷水石盘，两侧建有十三级喷水高塔，塔顶装有莲花形喷水口。大水法中央的大型喷水池设计为“十狗逐鹿”，中心为一只铜鹿，东西各有五只铜犬，池内还有大型翻尾海猪两只。其间，在数字和以典故为主题方面的运用都带有中国特色。 除了这些醒目的装饰物外，在一些园林点缀上也透露出中式元素。在海晏堂、远瀛观屋殿旁有太湖石假山装饰。太湖石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园林装饰物，在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中都大量使用，以其形状各异、姿态万千、通灵剔透著称，是建造园林、装点环境的最佳选择。同时，太湖石也深得帝王喜爱，甚至其形态被认为代表了帝王特有的孤傲性格。西洋楼内有多座喷泉，所以有水贯穿全园，水道被设计得婉转曲折，两旁的驳岸石用青石自然堆砌，与传统西方笔直规整的水道形成鲜明对比，且和园中的建筑布局、道路走向、树木分布相得益彰，自然天成。还有观水法宝座两旁的两只翘首观天的仙鹤，这些中式造园艺术很好地体现出了中式园林的文化内涵。 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若天成”的艺术境界是对自然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崇尚与喜爱。一切遵从自然，少加人工干预，展现自然之美，更加贴近自然是中西方建筑艺术的最大差别，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建筑多为石质，而中国人喜欢用有生命的木头。 西洋楼室内装饰为配合建筑风格多采用西方装饰物，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的记载中，我们常可以看到西洋楼宫殿内放置西洋装饰物，如西洋时钟、西洋玻璃灯、西洋摆设等，英国国王赠送的天文仪器也放置在了远瀛观殿内。但是，也有记载描写了这里的御笔匾额和对联，室内放置有屏风、地平、香几，许多西洋绘画配合紫檀木的边框。这些也无不透露出文化的交融。 中西园林文化的第一次交流在明末清初时期，传教士们扮演了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们使封闭的中国看到了西式建筑，砖石结构的教堂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与此同时，他们也把中国的建筑、园林画样带到西方，让西方人看到了《避暑山庄的画》和《圆明园四十景图》（副本）。而出现在皇帝御园内的成规模的西式园林，则证明两种园林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交融。 同时，西洋楼的建造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观念的变通，它体现了皇帝对西方文化的包容与接纳；而闪烁其间的中国元素则是皇帝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持。孙若怡先生在书中称乾隆皇帝是“民族文化终极价值的守护者”。“乾隆时期”也被认为是中国古典精致文化最后的高峰。这时在中国的皇家园林里能够出现如此规模的西式园林，是当时全球化趋势造成的，不管封建统治阶级如何看待世界，也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接受现实或改变现状，都要顺从历史的发展。但是，这种顺从带来的并不是妥协，毕竟中西方文化有太大差异，哲学观上的分歧使皇帝不能抛弃自己的文化。今天，当我们批评清朝统治者固步自封，没能打开国门、与时俱进的同时，是否考虑到了皇帝们的固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否看清了本国文化的优点，是否也曾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 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坚持自我——西洋楼的存在也许恰恰证明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交融。 ［撰稿］ 孙 晨 露 ［编辑］ 付 怀 东 公众号ID：yuanmingyuanpa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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