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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角与世界秩序：兼论赵汀阳“天下体系”理论 中国视角与世界秩序： 兼论赵汀阳“天下体系”理论
关 键 词 世界秩序，等级体系， 天下体系 ，国际关系史 引 言 核均势下的国际秩序日趋复杂，在美国单极体系下，多个大国在区域层面表现活跃。“多元复合世界秩序”与“深层或嵌入式多元主义”[i]的概念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权力看似仍主导着世界秩序，但去权力化的互动式世界秩序正在悄然形成。当传统国关学者对此有不同的预想时，哲学学者赵汀阳重新定义“天下体系”的概念，恰逢其时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文将从国际关系科学对世界、全球、体系、秩序等基础概念的讨论入手，对国际关系史的体系演变进行分析，结合现有国际社会现实及其研究，探讨“天下体系”理论的核心及其实质意义，肯定赵汀阳“天下体系”的理论创新，否认西方将“天下体系”等同于“等级体系”的说法，并尝试在此基础上为国际关系及现实政治的内涵提供解释。该主题的探讨对于探索当下全球（或区域）治理模式及其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所涉及关于历史视角的反思对于理论的发展也将有所启示。 一、社会、体系与秩序，全球、国际与世界 对世界秩序的讨论是除国际关系中的终极问题，即研究战争与和平之外的第三大问题。随着国际形势日趋多变，看似纷繁复杂的现实却在学理研究中越辩越明。很显然，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权力政治思维仍然主宰着世界。但同时，权力、人、社会的互动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形成新的世界形态。当下的国际关系究竟是什么状态？是否存在所谓的“世界秩序”？能否实现全球治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可以在一个政治哲学概念中将找到答案，即“天下体系”（Tianxia System）。该理论尽管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被提出，与以往西方理论体系完全不同，但却与当前世界秩序的探讨有着不谋而合的观点。有人将其与西方的“等级体系”进行对比，但二者的内涵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面对行为体日趋多元和世界层级交错的背景下，“天下体系”概念对世界秩序的探讨显然比起“等级体系”理论还要更近一步。在深入讨论该内容之前，有必要明确两组概念：①社会(Society/Community)、体系(System)与秩序(Order),②全球(Global)、国际(International)与世界(World)；及其主要组合：①国际社会，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全球体系，世界秩序。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社会”、“体系”及“秩序”这三个概念。国际关系学者，无论坚持现实主义也好，或是建构主义也罢，他们都或多或少对此进行过梳理。体系概念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肯尼兹·沃尔兹，其层次分析理论肯定了体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体系就是一种由一定结构的单元互动所构成的系统。这个基础定义在不同流派中得到了认可。“新新合流”后的理性主义将“物化”权力的演进视为体系。而在以温特建构主义为代表的批判主义则将观念互动及其作用的结果视为体系。无论具体内涵有何差异，体系都可以理解为依照某种规律排布的既有存在或状态。围绕体系，稍往后，是社会；连接二者的桥梁，则是秩序。 其次需要理解“国际”、“全球”和“世界”三个概念。在本文中，单独理解这三个词的意思并无实际的作用。在更多时候，它们的作用体现在对国际社会、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全球体系以及世界秩序的区别之上，具体内容将在随后的论述中呈现。当前背景下，国际与世界有时候被等同为一物。但是从词语本身的意义上看，国际是被赋予了政治意义的世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某些交往规范和社会形态的阶段后所衍生带有人类历史色彩的词汇。全球则是一种地缘视角，其概念伴随着人类交往，在地理范围上将地球全部覆盖而形成，它强调的是打破地理因素，如海陆隔阂所形成的文明断层。世界，则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概念，它涵盖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成前后对于一切存在之所在。它既不单指某种意义上的存在之所在，也不带有个体视角的定义。由于国际关系学科的西方视角，沿着地缘开拓的全球化进程同步于国际政治的演变过程，这使得“全球”一词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讨论必要。按照查尔斯在《没有主宰者的世界》一书中所做出的总结，当下的国际关系史以西方东扩为视角，讲述西方世界（The West World）到边缘世界（The Rest World）的融合。以殖民扩展为途径，两个世界由近代向现代合二为一，从地区世界到全球世界的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的形成。本质上说，全球化的过程在国际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脉络性作用。也因此，当今的国际社会，总是理所应当地被称为“全球”。这一特殊的史学立场成为后面讨论世界秩序的关键所在，现暂不赘述。总的来说，从国际政治的角度上定义三个词汇，可以看出，全球代表的是从地缘变化过程着眼的政治演变，国际代表的是在当前学理定义下的现实存在的政治社会，而世界则是广义上的所有人类互动存在的环境。 明晰以上概念为解释以下几个关键概念并引入核心概念“世界秩序”打下基础。赫德利·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文中全面整理了秩序、体系、社会以及不同层级范围内的不同定义，这得到了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可。他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进行了区分，“当两个国家（Nation）或多个国家相互间具有充分的联系,并且充分影响彼此的决定,从而导致这些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某个整体的一部分在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体系就形成了。”除此以外，他认为以国家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是实现国际社会主要或基本目标的布局方式；“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的团体”，即一种“国际共同体”也称“国际社会”。而世界秩序则更为宏观，其意义远超现有政治定义，强调普世的人类活动或布局，涵盖了包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全人类社会共同规范和结构，是在现有国际社会基础上对于更高层级的世界状态排列和呈现出来的规则。 因此，本文大致总结了几个核心概念的关系图谱（如图1），部分概念会在下文的论述中体现，此不赘述。  二、 等级体系：从“美国主导”开始回溯 如前所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存在国际体系不一定构成国际社会，但国际社会一定由一定的体系构成。当前的国际社会是由长期的体系演化而成的。不同学者对当下国际关系所呈现的状态表述并不一致。近年来，由于格局的变化，主要学者对现存体系乃至国际社会状态的判断和表述并不准确。主要问题的争议点集中在，体系力量分布究竟是以美国主导的，还是有新的排列方式？ 答案不妨从所谓的“美国主导”入手。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戴维·莱克所提出的美国主导“等级体系”是描述这一状态的典型代表。其著作和理论认为，国际体系并非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在以美国作为主导国存在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为其附属国提供公共产品，或者政治及物质方面的支持，相应地，其附属国则服从主导国意志、赋予其在国际事务上一定的政治权力的状态。仔细观察，从冷战结束至今，不管是从中东到亚太，还是从北约到轴辐（The Hub-and-Spokes Alliance），美国主导的等级体系尽管在变动中不断调整，却仍未崩溃。相反，从美国重返亚太的踪迹上看，该体系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点基本上得到了中外学者普遍肯定。 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情理之中。它主导的时间与历史上所经历的每个体系相比并不算长，尽管它也还未结束。回顾历史，按照现有国际关系的定义，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起点，国际体系经历了“维也纳体系”“俾斯麦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更替。首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是欧洲30年战争相互妥协的结果。它是权力斗争中教皇衰落崩溃，君主制胜利的标志。与之相伴的是民族国家的概念，至此开始，国家主权的意识形态根植于国际政治，国家开始被视为国际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表明了国家对内最高和对外独立的地位。国际体系的被动平衡开始产生，并在随后的体系中逐渐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主权国家概念的影响力在今天仍发挥作用。随着工业革命和殖民过程的深化，主权概念在未来的几个体系演变中逐渐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但很显然，它的开始，仅仅与地球西半边的两种意识形态斗争或者说两种文明范式的较量相关。随后，摆脱宗教束缚的欧洲很快陷入封建君主制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之中，维也纳体系也由此孕育而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引起了欧洲封建君主的恐惧，七次反法同盟与拿破仑兵败直接催生了新体系的出现。俄罗斯，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重新规划势力范围，其实质是欧洲封建君主试图在地区秩序层面捍卫封建主义秩序。尽管这存在诸多弊端，如阻碍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任意践踏弱国和小国的利益，阻碍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等等，但是以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客观上完善了现代国际关系的秩序规范。在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先后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前者首次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其他世界”(The Rest World)推移，书写国际关系历史的西方国家因为对全球势力范围的分配而使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并在雅尔塔体系彻底打破地缘边界限制，顺利融入到已经发挥了近四百年作用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中。主权国家概念、国际社会概念从西方扩展到全球，与之相伴随产生的是国际政府概念，尽管只是昙花一现。[ii]美苏两极冷战的瓦解宣告雅尔塔体系的基本崩溃。与此同时，随着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兴起，“资本”与“文明”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学上开始成为抗衡“权力”的力量。  不难发现，在国际关系史对于体系演变的总结中，以西方视角入手是最为核心的特点。当前的“国际体系”概念本身，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的西方“国家”在互动中所固定下来的对于以“权力”为标准所进行模式的描述，并按照西方主体意识，沿着其在全球的拓展而不断变化，国际关系史跟随全球化而从区域书写到全球，主权国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每一个体系。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的实质，是主权国家（Nation）的互动（Interact）和排列，从大英帝国到法兰西帝国再到德意志，以及目前的超级大国美国，伴随着国家中心的转变被冠以“权力转移”之名。全球秩序与国际秩序在20世纪走向趋同。国际社会也是在这种异质性的趋同中形成的。 因此美国主导的“等级体系”是历史的必然，不过，其在未来的转变可能与过去几次体系变化有着极大的差异。具体来说，当区域走向全球后，“国际”一词固定在了全球这一平面之上，没有明显的势力范围概念（或者说，势力范围的概念在日渐减弱）后，国际社会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系统，美国的主导地位并未下降，但地区及其核心权力却在崛起和增强，国际主体变得更加多元，该体系也并未知晓本身将可能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档口。此时西方世界（The West World）与边缘世界（The Rest World）的边界并没有那么明显，就算是等级体系当中的主导国和附属国，也存在着因为地区关系变得多元而相互背叛的情况，这也是学者开始给予当下秩序讨论以极大关注和研究的原因所在。当国际社会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融合成为一个全球的“国际社会（共同体）”之后，主权的互动开始被主体的多元化和交往层级的复杂化所影响，即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甚至是个人都可能在地区、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交互。地缘核心也可能不再是主导秩序和划分体系的唯一标准。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这一主权国家所主导的以国家权力互动的体系正处于新环境并等待着如何融入新变化的秩序探索中。摆在观众面前的不仅是对于现在国际社会模式的界定，更是对未来体系走向趋势的描绘。 三、 天下体系：从“朝贡体系”说起 赵汀阳提出“天下体系”这一概念之后，就被西方学者拿来与“等级体系”进行对比。认为其本质仍是围绕大国处理所在社会系统内国家间关系的“帝国秩序”。由于赵本人在书写当中明确了“天下体系”与“朝贡体系”的相似之处，为便于理解，不妨从“朝贡体系”开始论述，以明确“天下体系”的内涵和与“等级体系”的差异。 “朝贡体系”是从公元三世纪开始，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模式。该模式关于对国际关系形成定义比西方早了千余年。在时空上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伊斯兰政教合一体系并列为国际关系治理成果的三大模式。直到19世纪，这一概念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作为对古代外交史的研究被提出，作为研究东亚特别是中国与东亚关系研究的重点。二十世纪后，以美国学者费正清为代表，国际关系学界掀起对“朝贡体系”探索的高潮。在70年代，随着外交史的边缘化，“朝贡体系”研究一度陷入冷门和停滞，直到世纪之交，国际关系学科随着现实的复杂演变和自身发展而日趋系统,费氏的“朝贡体系”被重新列入史学研究的范畴内，并随着理论的多元化发展而被结合到现行的东亚地区秩序研究当中。 “朝贡体系”是以中华文明认同为纽带的政治社会模式，常被狭义认定为是一种中国（国家）与周边国家的东亚秩序。但实质上，这一概念并不限于地域边界和国家定义，而是一种在地方统治单位互动下的世界性（即当时地域性）政治模式。也正因如此，从商周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再到大汉王朝，隋唐封建，两宋分裂，直到明清接触西方世界后，该体系开始奔溃。尽管权力中心不断更迭，社会形态经历变革，但体系却仍然坚持原有的框架和脉络。从天子诸侯，到华夏邦国，再到帝国藩属，该体系在进化当中扩展到当今定义下的整个东亚地区，尽管“华夏”在当中长期保持着压倒性的实力优势。按照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定义，即该地区长期保持着“单极”主导的状态，但是其实质并不完全等同于王朝国家利益主导的古代“等级体系”，即费正清所述的“华夏中心主义”——中华帝国要求藩属国承认其优越性，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平等的等级附属关系。首先，从文化上看，广义上的中华文化，即包含儒、墨之道等在内的中华文化体系嵌套于“朝贡体系”的根基之中，极大影响着世界的社会形态。“礼不往教”、“兼爱非攻”等思想渗透在体系之中，并得到了所有政治单位的广泛的认可。其次，在目的上看，朝贡体系以地区“治世”为目的，并不具备强迫性。也就是一种基于自愿为前提的交往关系的区域治理形态。张宏杰在其文章《日本的傲慢与梦想》中讲述了日本在其未脱亚入欧之前就在唐朝和明朝两次三番为脱离朝贡体系而宣战，明朝朱元璋遂列其为“不征之国”。即尽管日本不进贡，但中土也并未对其采取制裁或强制。最后，从结果上看，这种“朝贡关系”的利益对等性极低，根据不完全统计，明朝时期的朝贡体系如果按照物质对等原则来衡量的话，“大明王朝”的失远大于得，即许多史学家所称“厚往薄来”。礼节性成分大于实质性的利益往来。中国治下的“和平”被置于首要地位。 于海洋认为，该体系在运作上具有体系核心的“大一统”原则的特点，“并非单纯是王朝权力的附属物，其运用于外交领域不完全是古代中华帝国追逐权力的功利性策略”信念要素在地区社会当中扮演着大于物质需求的重要性角色。华夏长期以来的绝对性优势使其对自身“天下”无外的理念在最大程度下包容体系内的所有政治单位，也使其目的更多在“治”不在“贡”。直到西方世界的进入迫使朝贡体系崩溃，地区体系（也可以称之为该世界社会）解体并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建构的权力模式重新以民族国家互动的规则界定地区体系。 “朝贡体系”因为其发展演进的道路而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天下体系。在赵看来，“朝贡体系”下的明朝就不是典型的“天下体系”。即使是周朝，赵汀阳认为虽然它具备“天下体系”的资格，却也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理论上的“天下体系”。但它们精神内核有共通之处，即在有限的地区范围内，以共同规范和认可圈定的一系列政治单位对区域之治与自身利益定位所营造出和谐统一的强大包容性。这种共通之处被赵用在了“天下体系”的建构当中。在他的描绘中，“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生生大同”是辅助“天下”概念理解的几个历史文本，核心是赵所提出的“以世界看世界”（World quo World）的观念。这种观念排除了“霸权”或“帝国”的权力意识，拒绝所谓“肥私”的主权自利行为；同时亦全盘否定了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因为历史发展所延袭的对当今国际社会的固有界定，否定了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的前提预设。“天下体系”本身是抽象的精神概念和思维模式，是指导人们在世界层面重新认识社会的需要；唯有天下制度才是具体的，但具体的制度是什么，赵并未给出答案。因为该问题的探讨指向的是未来，而非现在。但在面对主体复杂化和网络综合化的世界互动后所自生的“无外”秩序的局面下，他也给出了宏观上的指引，或者说底线标杆，即伦理层面的“天道”“善治”和“兼容”（普世）观念。简单来说，就是顺应自然的，无差别定义的，以全人类文明发展为导向的“世界秩序”。 由此可见，现行国际社会的等级体系，是以权力等级和交互为模式和以霸权为核心的，它完全违背了“天下体系”的精神内涵；乃至随着地缘在全球层面统一后的定式，我们认知中的国际社会也是在西方权力界定的权力体系的转移。这带有西方主体观念而有悖于“天下”无外原则的社会模式。这种所谓的“国际社会”，是国际上权力互动的模式，是主权国家的社会，还不完全拥有和谐的“世界秩序”，也不配之以“天下”之名。不过，霸权之下的行为体开始走向多元，并冲击着主权国家的权力结构体系和西方国际关系史所建构的全球秩序，主体意识开始在多层级的多主体网络被冲散，复合秩序在美国主导下野蛮生长，此时，赵的“天下体系”正为其所期盼的“世界秩序”提供方向。 四、 去主体意识：复合秩序之后 赵汀阳出版的《天下体系》一书不仅在哲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关注，更因为其思想中“当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人，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所涉及的国际政治内涵而引发了国际关系学者的讨论。徐建新、周方银等学者都对此做出了详尽的评述。前者尽管肯定了赵的创新视角和中国体系观念的积极之处，但却在具体内容上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后者则从理论逻辑方面批判了赵对于制度“双重标准”的前提缺陷。 二者的评述在各自的理论框架中都可靠地指出了赵汀阳在理论论证过程中的国关史学及国际政治科学的问题。甚至在逻辑论证方面对所谓不同制度的“双重指标”对应赵汀阳对西方政治与制度在现行社会当中失效的大量论述看起来也不无道理。但应该说，赵汀阳的理论并不仅仅是要告诉读者，现在的“制度”有多么差而“天下”有多么好，又或者论证“中国体系”在秩序建构中的必要性，毕竟理论甚至实践在面对复杂关系的互动时都有不同程度的被动和不确定性，且对“天下体系”的解读本身是否合乎赵本人的思想也难以断定。赵的“天下体系”，诚如其本人所述，是“试图提供思考政治问题的一种视角和思路。”，至于天下理论如何成为制度设计,其实也是笔者至今没有想透的问题。因此，究竟是否存在“世界秩序”，应该如何描绘未来秩序的图本而非未来世界秩序是什么模样才是“天下体系”的理论要回答的问题。前文对几个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国际关系史内容及其学科的发展都做了大量的论述，也正是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的角度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所做铺垫。 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本质性区别就是“去主体意识”。即对近400年国际关系史所固定下来的主权国家权力互动的秩序模式的重新定义，否定以主权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基本认知而确定以世界发展为目的的价值和规则。世界秩序本应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但在前四百年的历史当中被贴上了主权和权力的标签，以“世界看待世界”的方式看似不可能，却以较低的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水平存在于前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天下体系”以协商和共同秩序导向的标准与“等级体系”所延续的权力结构标准大相径庭。“美国体系几乎不可能转化为一个天下体系，因为美国体系的原则是单边主义的帝国主义，同时以个体理性为其方法论，这与天下概念的要义正好相反。天下概念的基础原则是“共在的存在论和关系理性”。 “天下体系”不是制度，而是中国治理模式的精神总结，因为“美式等级”违背了“无外”与“为公”，因此断定为坏，但何为“善”，不妨看看复合秩序崛起后与世界秩序的距离来做出预测。 复合的世界将是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世界，是一个新旧大国并存、地区治理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多元中心和多层级交互的网络状秩序管理结构。按照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的观点，[i]全球层面的交往将会出现地区层级、国家层级的交叉嵌套，同时国际交往中的行为体在面对共同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安全等等之后实现了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的协同合作。这也就意味着，多元主体的兴起和多层级的社会所组成的世界意味着主体意识和边界意识的淡化。尽管无法否认单一主体的作用，但世界层面的治理模式正在逐渐形成。这种趋势在向 “天下体系”所描绘的框架迈进，虽然该理论无法提供内容（即制度）上的填充，却恰恰可以为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转变的迷惘提供指向。 理论将现实存在总结为不同的范式，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自由主义的制度与合作，建构主义的观念互动等等。归根结底，现实国际政治运行是主体间相处的模式，其核心在于规则与治理。如上文所述，规则并不一定是单一或某些主体带有强烈目的性的刻意行为，治理也并非仅仅是一种问题处理模式。而恰恰相反，是所有参与主体从治理行为出发，考虑世界发展的最高目标情况下做出的去主体意识的行为选择。“天下体系”的精髓在于无差别主体的“善治”，为世界考虑，从世界出发，最终回到世界。它并非是现实主义所批判的“国际政府”（赵本人在著述中也否认了联合国之类的制度安排），因为“天下体系”的无外原则（All-inclusive），便决定了层级壁垒的打破和地缘差异的消除。同时，也并非只是建构主义走一步看一步的飘渺，它是中国对于社会运作和治理模式的探索，跳出了西方国际关系的国家层面，关注于关系互动本身。哲学为国际关系提供了思维方式，而其开拓与实践，将以现实和国关学者的检验为方式。 总 结 “天下体系”不是药，而是药方，是中国视角看待世界社会及其治理模式的思维方式。国际关系产生于主体间的互动，并依照一定时期的人类政治文明程度标准定义主体及其行为。既受实际互动的影响，也在塑造着现实政治。无论是西方理论体系下的国际关系视角，还是中国的国际关系是叫，都指引观众重新反思国际关系学科的史学角度对现行社会排布的影响，以及在当下世界重新调整的关口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选择。作为一种抽象精神，天下体系当然也希望像马克思、康德一样在对未来世界进行描绘，但又有别于二者的详尽，它将笔给了这个世界不断变换的多元主体，和唯一不变的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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