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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晔旻 东汉时期班固 在《汉书·司马迁传》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一评价，无异于对太史公的一大褒奖。作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以“实录”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更是为后世史书做出了表率。 先秦史是中国历史源头。长久以来，上古“三代”（夏商周）一脉相承，被当作中国王朝历史的开端。司马迁在《史记》里，就写成《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与《周本纪》，详细地记载了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进程。关于上古这段历史，太史公的原则就是“考信于六艺”。用他自己的说法说，《五帝本纪》的出处是“予读《春秋》《国语》。”而《殷本纪》则是“自成汤以来，采于《（尚）书》《诗（经）》。” 不过，司马迁所在的西汉中期距离“三代”毕竟已有千年之遥，《史记》中关于夏、商的记载因为时代久远、史料稀缺的缘故，其真伪在宋代以来就饱受争议。商代算是年代距离稍近，《史记·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变更。但即使连被认为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在西周时期被改造过的文章。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学术界对此也是或信或疑。 刻辞卜骨，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到了近代以后，疑古之风尤甚，甚至出现了“东周以上无历史”的论调。1917年前后，27岁的胡适甫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他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当时北大的学生辈如顾颉刚和傅斯年，见胡适能够“略去了从远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只从《诗经》里取材⋯⋯有截断众流的魄力”，从此对胡适非常信服。 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有“疑古”的“古史辨派”，同时还有一个以罗振玉、王国维为首的“罗王之学”与之抗衡。用王国维在清华讲义《古史新证》中的话来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如其所言，“罗王之学”旨在利用近世发现的甲骨文等地下出土文献证实古代历史。 1898和1899年之交，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这就是甲骨文的发现。位于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的小屯村，出土了无数龟甲兽骨的残片，这些骨片上都刻有古代文字，是为“甲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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