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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配享从祀”孔庙制度:浅析南宋政治视野下的苏学地位

 岐黄堂中醫 2020-01-20

文:河马说历史

孔庙中的排序位次代表着在南宗朝廷的学术地位,孔庙中的位置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对学术正统性的认定。从王权学术地位的下降到元祐学术地位的提升,“程学”与“苏学”之间的学术分裂斗争也随之而起。

宋孝宗时期“苏学”地位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苏学”的蓬勃发展受到了南宋理学家的激烈抨击。以苏轼为代表的“苏学”学派受南宋理学集团的阻挠,最终未能入孔庙“配享从祀”。

从“配享从祀”孔庙制度:浅析南宋政治视野下的苏学地位

一、随着“王学”的终结“苏学”进入了南宋权利中枢

南宋时期继续延续北宋的“重文轻武”思想,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发展,随着国家政策对于文化的支持与倡导,唤醒了南宋民众对文化知识的渴望与追求,南宋的儒学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儒生开始借用经典来表达自己全新的思想,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注释经书了。随着新思想的逐渐积累,慢慢的就形成了“程学”、“王学”、“苏学”等各家理念不一的新学派。自元祐学术自崇宁元年被南宋统治者封禁,到靖康元年解除封禁,这一时期王学得以蓬勃发展。在元祐学术被封禁的时期,王学为南宋时期的法定学派。

王安石主张尊道,宋高宗主张尊王,二人对于道、势关系有着根本分歧,高宗称之为“背经悖理 ”。这一分歧从根本上否定了政治王学,但经义王学并未随着政治王学一起终结。

元祐学者认为,政治王学的基础是经义王学,杨时抨击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 ”,要求罢配享孔庙,但钦宗皇帝只采纳了杨时的部分意见,“诏降安石从祀庙庭”,将王安石从配享降为从祀,虽然级别降低一等,但王安石依然列位孔庙,这表明经义王学在道统中的地位并没有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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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宋高宗初期,朝廷虽对元祐学术已经解禁,高宗皇帝又极力推崇苏轼。但由于士子此前所学皆为“王学”,这批士子为保护自身利益,依旧捍卫“王学”在科举中的合法性。靖康年间杨时为国子祭酒,上疏禁“王学”引起太学骚乱,从而引起举子集体上疏。

由于此次科举主考为元祐学派官员担任,举子担心这次科举考试对于学习“王学”者不利,故而要求朝廷变更主考人。由此可见绍兴初年至少在科举的层面“经义王学”依旧处于主导地位。

靖康元年,元祐学术的“苏学”与“程学”亦由非法转为合法学术,南宋学术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广泛的吸收其他学派的优点“以儒为本”,苏家三父子在以儒为本的思想影响下结合道家主张的“自然”,创作了《六经论》提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的思想观点,这一学说观点得到了宋高宗的推崇。

《朱子语类》中记载朱熹说:“高宗初立时,犹未知辨别元祐、熙丰之党。故用汪、黄,不成人才。汪、黄又小人中之最下、最无能者。及赵丞相居位,方稍能辨别,亦缘孟后居中力与高宗说得透了;高宗又喜看苏、黄辈文字,故一旦觉悟而自恶之,而君子小人之党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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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科举考试

“苏学”在苏氏家乡四川影响颇大,随着蜀士进入南宋朝廷,苏学的影响也进入宋朝的权利中枢。蜀士与“苏学”之间关系密切,地域与学术成为关系纽带。高宗前期朝中蜀士多为“学苏者”张俊所荐,故而也成为了蜀士群体的领袖。由于蜀士多学苏轼,蜀士学术基础和共识皆出自苏学,故他也是苏学在朝廷中的政治代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上(高宗)又曰: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蒲贽,极不易得。因论士人各随所习,如蜀中之士,多学苏轼父子,江西之士多学黄庭坚。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师友渊源,必有所自。”

学习苏学的蜀士进入朝堂对扩大苏学在南宋的影响力,在提升苏学在官方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二、“苏学”的蓬勃发展引起了“理学”集团的强烈批判

到了宋孝宗时期,南宋政府对于苏轼的重视程度比之宋高宗有过之无不及。由于皇帝的推崇使得“苏学”在获取权贵尊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朝中的蜀士“苏学者”是对苏学褒崇活动的发动者和支持者,而理学群体则对苏学发起了强烈的批判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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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赵构

在国子祭酒任上,朱熹希望国子监实行程颐所拟定的章程,希望以此来压制苏轼学术。朱熹说:

“苏氏学术不正,其险谲慢易之习入人心深。今乃大觉其害,亦忘有以抑之,使归于正,有所幸愿。”

后南宋朝廷中形成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以程颐为代表的洛党,以刘挚为代表的朔党,三个党派之间互相斗争。其中洛党和蜀党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历史上称之为洛蜀党争。

蜀党和洛党的主要代表思想对当时学术界有着较为强烈的影响,所以它们同时盛行。绍兴六年南宋朝廷将程学视为“伪学”,开始禁行,这一举动使得苏学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在当时居于尊崇的地位。

南宋中期学术界称“苏学”为“蜀学。苏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渐渐体系化、系统化,拥有独特的学术思想,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鲜明特色。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苏学摒弃其他学术与儒家、道家、佛家三家为对立面的思想,而积极的去吸取他们三家的优点,兼容包并。这使的“苏学”拥有比较强的哲学思辨性,在发展的长河中提高了宋朝的文化水平。

三、宋理宗时期“理学”成为正统思想,“苏学”地位被淡化

到了宋理宗时期的端平年间,南宋学术文化发展的情势发展了巨大的变化。“王学”彻底失势,“理学”势力大增。由于宋理宗尊尚理学,使得“苏学”的位置在南宋学术界明显下降。

宋理宗时期,由于朱熹受到宋理宗的尊崇,而朱熹是排斥欧阳修、苏轼的,故欧、苏的地位下降。宋理宗时期,由于苏轼被视为文章、名节之士,故其在南宋的学术上地位被淡化了。孔庙被视为学术庙宇,而非文章殿堂,将苏轼归类于文章、名节之士,则从祀就失去了学理上的正当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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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淳祐元年,理宗皇帝将视学,降御笔。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人从祀,而削王安石出孔庙。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盂》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宜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朕崇奖儒先之意。”

周敦颐等五人从祀,标志着南宋“程朱理学”的正统学术地位得到了南宋官方的承认。景定二年皇太子诣学,请以张杖、吕祖谦从祀,诏封张械华阳伯,吕祖谦开封伯,并从祀。咸淳三年,诏以邵雍、司马光从祀。

从南宋政治地位中的各学派的地位变化足以看出统治者对学术地位的影响。当王安石被逐出南宋孔庙时,南宋理学家进来了。苏轼曾一度在南宋孔庙门前徘徊,但最终被挡在了门外。在南宋学术界无论是“王学”、“程学”还是“苏学”皆自认有道,也各曾被认为有道。

然终宋之世,程学成了正道,王学成了邪道,苏学则无关乎道,成为文章之学。程朱理学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南宋主流学术思想,“王学”与“苏学”的文章之学成为南宋文学史之大宗,此现代学术的格局,在宋南宗时期就已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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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苏学”文化结合了南宋的时代文化思想发展的特征,利用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影响和丰富了巴蜀一带的文化发展,使巴蜀文化到宋代时期到达顶峰。苏学所传播的文化不仅代表了苏家三父子对于文化的观点和理念,也代表着无数追随苏学文化人的思想观念。苏学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不仅对南宋统治者以及南宋的巴蜀文化有深远的影响,也对之后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历史文献:

《宋史》

《朱子语类》

《南宋馆阁录》

《宋元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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