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德国，总是惊叹于他们对现代世界格局的影响，一方面作为一战二战策源地，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另一方面德国的哲学思几乎就是现代哲学的象征，康德、尼采、黑格尔、马克思等等响彻世界的名字，影响了现代世界一半以上的国家。 说起这样的两极分化，我们通常会通过民族的性格去解释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在说到德国，大多数人会称为“日耳曼”（Germany），而中国的官方称为德国，日本则称为“德意”。 在这点上其实是一直是有误解的，日耳曼人是德国人的起源，但是并不是指的是德国人。 在罗马时期，日耳曼人指的是整个高卢地区以东的蛮族，跟中华民族、东亚民族一样是一个范围很大的泛指，而经过多轮的民族迁徙和融合，日耳曼人已经遍布整个欧洲。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作为另一个日耳曼民族的国家（盎克鲁-萨克逊），反而将德国人称为日耳曼人。 但德国人自己则称自己的国土为“德意志兰”（Deutschland），自己的民族为德意志民族，而这个民族性格特质的形成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始于日耳曼公元前1世纪，意大利以北的地区，在荒凉的中欧平原上，定居这很多的“蛮族”部落，他们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化方面的记载，而罗马人在与日耳曼人的不断冲突与战争中，赋予了他们“日耳曼”这个名字（令人生畏的战士）。 而这些部落的特性也不尽相同，有的部落天性鲁莽好战，没什么头脑，他们会在集会时表演刀枪比武，他们好战到表演时经常对方表演者杀死； 同时也喜欢赌博，在输的一干二净时把自己的自由作为赌注，输了后甘当对方的奴隶。 也有一些部落天生就有纪律感，体格强壮，勤劳踏实。 选举出长官后，就会服从长官的命令。在一众狂放的蛮族中，罕见的具有自律能力，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以及生活作息。 日耳曼人属于印欧人中的日耳曼语支，他们金发碧眼，体格强壮，在不断的迁徙中又不断的进行部落之间的联盟与融合，所以上面说到性格各异的部族也进行了互相影响。 凯撒在《高卢战记》所记载：
到公元一世纪的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的氏族社会出现了解体，但没有形成国家。 农业开始形成稳定，耕地定期按家族重新分配，每个家族各自经营分配的土地，有功勋和特殊贡献的家族与个人可以得到较多的土地，而自然资源为氏族共有。 马克思与恩格斯将这个时代称为“日耳曼公社所有制”时代。 日耳曼人是强悍的，当罗马迈入“帝国时代”后，将日耳曼人的地区作为征服目标，遭到了的激烈反抗。 公元前113年，日耳曼人的条顿部落攻入罗马行省（诺里库姆），使得整个罗马惊慌失措，大喊“野蛮人要进攻首都了”。 公元前102年，在日耳曼人进攻意大利失败后，罗马人强势反攻，在马略的率领下，先后消灭了联合的吉姆布利与条顿部落，幸存的日耳曼人（包括妇女在内），为了不当奴隶，全部自杀。 半世纪后，在凯撒的武力与“谈判”诡计下，击败了莱茵河沿岸的日耳曼部族。随后罗马人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修建了著名的“国界墙”。 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8年，罗马人虽然在总体上都能取得胜利，但是深陷日耳曼人就地作战的汪洋大海中，无法形成有效统治，只能通过条约迫使对方纳贡。 日耳曼也是顽强的，在意识到装备落后，军制不全的劣势下，开始意识到要形成各个部落的大联盟。 公元9年，日耳曼联合后的战士在条顿堡森林与3万罗马军遭遇，几乎全歼罗马三个军团，这次胜利后许多日耳曼部落重获独立。 在罗马这个全方面超越自己的先进文明前，日耳曼人通过从不退缩的抗争，一定程度上的制度进步（公社所有制），最终将对方的前进的脚步限制在莱茵河与多瑙河，给罗马的扩张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阻碍。 困境中顽强，战斗时彪悍，成为了日耳曼人传承给德意志人的重要品质。 普鲁士文化历史证明，强敌环伺，没有天堑的国家总是格外倚重武力以保证安全，我们通常说的普鲁士是1701-1918年在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普鲁士邦国。 普鲁士是一个德意志邦国，也是对德意志人影响最大的普鲁士文化的来源。普鲁士文化并不是来自于历史的自然形成，而是来自于宗教武装的征服与教化。 在中世纪早期，普鲁士是一块蛮荒之地，古普鲁士人是这片地区的原住民，1170年，波美拉尼亚的索比斯劳公爵在这里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奥利瓦修道院，50年后该地被古普鲁士人烧毁。 1225年，该地再次遭到原住民的袭击，在波兰统治者的邀请下，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前来进行宗教镇压与教化，并乘机发动了东征运动，最终吸纳为自己的土地。 条顿骑士团倡导的宗教理念是对于价值观的绝对判断，条顿骑士团作为宗教教化的武装，自然带着狂热与强硬，其中的好斗与残忍不言而喻。 条顿骑士团 德国历史学家特赖齐克曾经描述过条顿骑士团的生活：
条顿骑士团东征的200年，伴随着强制教化，文化洗礼，其中裹挟着军事化的强压，对人性的压抑。 普鲁士王国正式建立后，在每一次涉及疆土的关键时刻，普鲁士的君主们都会毫不犹豫的使用武力，进行战争。 普鲁士王国的开创者腓特烈一世，一生致力于入侵意大利。 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一世被世人称为“士兵王”，他强调纪律与服从，通过高压手段训练出一支铁血军队，并使得士兵享有特殊地位与国家荣誉。 另外，腓特烈·威廉一世将军事化训练在历史上首次推广到全国的学校教育中，倡导高压式的勤奋与纪律。 在建国初期，普鲁士人口在欧洲各国占13位，国土面积第10位，但军队人数排到第4位，约为8万5千人，占据国民人口的4%； 到第三代国王腓特烈大帝时期，普鲁士拥有20万人的军队，利用这样的一支军队，参与了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七年战争，反法同盟战争，并在1813年在击败拿破仑的莱比锡战役中担当主力。 普鲁士士兵 在这样的过程中，普鲁士成为欧洲公认的强国，通过军事改革，形成了一种全民皆兵的制度。届时，士兵与平民的比例为1比32，此时的奥地利为1比64，俄国为1比91，法国为1比140，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从条顿骑士团禁忌式的严苛军事传统，到普鲁士王国强硬的对外战略，形成了普鲁士文化。 这种文化与其说是特质，更多是特殊环境的产物。 一方面普鲁士延续了传承自日耳曼人的好勇斗狠，对军事力量产生了一种崇拜； 另一方面，军事训练与战争，在骑士团中传承而来的无条件服从与压抑，使之有了向疯狂发展的可能性。 历史学家施罗德称这样的现象为“中产阶级军事化”，在当时德国的中产阶级对军事力量极为尊敬，教师们把自己看作训练场上的军官，中年商人得意的向别人展示自己预备役的军官证。 “为战争而生，在战争中成长”，造就了普鲁士文化中强调服从与秩序的一部分，也促使了德意志人对军事力量的崇拜，整个国家打开了军国主义的潘多拉魔盒。 教育与思想德意志民族的特性，如果仅仅存在于尚武与军事化，与历史上的斯巴达、俄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的德意志历史上的君王们也不都是满脑子战争的莽夫。 早在公元9世纪，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就在行宫里修建学堂，宣扬“教育不分贵贱的思想”，德意志从法兰克王国中分立出来后，重视教育的传统也被保存了下来。 1717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就颁布了《义务教育规定》：
他的儿子腓特烈二世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义务教育法》，并重金奖赏科技发明。 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大学——柏林洪堡大学，也诞生在普鲁士，由威廉三世一手建立，即使在被拿破仑入侵后，需要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依然都坚持对教育的投入。 柏林洪堡大学 哲学家费尔舍也提出通过教育来实现统一，希望通过“全民教育”来唤醒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 德国诗人海涅曾在诗中写道：
在强大的教育建设下，18世纪德意志人的思维能力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德国哲学的发展与此有着不可能分割的关系。 思想的提升同时也表现在宗教的改革上，15-16世纪，教会腐败，大肆压榨人民，并且强调教义的解释权永远掌握在教皇与教廷手中。 马丁路德提出“95条论纲”，认为基督教徒与上帝之间不需要第三者，更不要去买教皇的“赎罪卷”，仅靠内心对上帝的信仰便可赎罪。 接下来马丁路德进行了宗教改革，创立新教，让德意志上下摆脱罗马教会的控制铺平了道路。 德意志人的思想受路德教的影响也非常的多，比如德国人常说：“工作第一，享乐第二。” 但是在传统的基督教义中，工作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赎罪的行为。 马丁路德则认为，任何职业都是服务于上帝，而所有教徒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每个人都必须负责自己的一部分去保证整个共同体的运转。 因此“工作”这一概念，被赋予了宗教的意义。在德语中“工作”（Beruf），还有着“天职”的含义，寓意为上帝授予，为上帝服务。 这层深层含义在圣经原文是没有的，而是通过路德进行翻译而获得。 路德对德意志人的影响还在于对秩序与法律的顺从，路德认为：“世界王国基于法律与秩序，作为世俗人应服从法律与权威。” 德国能成为大陆法系的代表，路德的“两个世界理论”功不可没，他强调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是分凯的，在世俗世界人民必须遵守法律与权威，但精神和灵魂可以是完全自由的。 德意志人对于教育的重视，使得思想得以开放，思维获得提升。与此同时带来的并不是无序的“自由”，而是哲学思想的建立，吸引了大量的艺术文化的人才到来。 路德的宗教改革，得益于良好的教育与思想的环境，为德意志人带来的是敬业的精神，以及对法律与权威的尊重。 结语
歌德时代的德意志处于分裂格局的阶段，“一年有多少天，德意志就有多少邦国。”最多时的时候德意志存在过1789个独立政权，也正是这段历史时期，给德意志民族赋予了相当大的复杂性。 然而这个民族依然是伟大的，德国是现代法律的代表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起者，现代电影发源地，音乐之乡，现代哲学的代名词，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的发明与科学家…… 德意志自古以来的大量战争，长久分裂，也为这个民族添上了另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依然历历在目，犹太人与吉普赛人的哀嚎还在耳边回响。 去认识德意志民族的两面性，才能更好的认清我们自己，既学习他们的敬业与思想，重视教育与科技，又防范极端环境下诞生的疯狂念头。 德意志的两面，其实是人性的两面，一面天才，一面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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