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方法循环研究能否拯救美国的军事战略？

来源：桌面战争

作者：菲利普·普诺尔

五角大楼有一场关于兵棋推演的辩论，并且正在升温。随着最近的'岩石战争'网页上的文章，国防部长办公室的高级分析师和兵棋推演主题专家约翰·康普顿在认为兵棋推演已经失去方向。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通往更好的分析型兵棋推演之路的障碍 ”，阐述了国防部的兵棋推演事业被打破的有力案例。

康普顿认为，兵棋专家们没有理会彼得·佩拉（Peter Perla）呼吁改革兵棋推演技术的呼吁。许多从业者继续执行不是“兵棋推演”的兵棋推演，并且未能根据客户的要求调整其推演类型和风格。然后，在我看来，他准确地分析了多个兵棋从业者缺乏“分析所有权”，并没有使用正确的方法展开推演的案例。

尽管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康普顿的批评，但我认为他有点“用力过猛”。兵棋界的许多人正在为他所提倡的改革而努力，而其他人则朝向反的方向努力，例如培训或教育方面。但是，在某些方面他的步伐还不够大。他的文章没有强调现状的危险，以及分析不力（不仅仅是兵棋推演）可能导致战场损失的真实风险。未来的部队有可能根据军种特权和历史的推动力进行设计，而不是根据适当的联合部队进行查询，探索和评估而设计。在美国及其盟国最需要的时候，将兵棋推演和其他分析要素从综合方法中分离出来，能够使军事人员摆脱传统束缚。

美国拥有分析型人才，可以实施适当的周期性研究。但是，除非国防部能够组织并激励各种分析活动的整合，否则这还不够。幸运的是，国防部拥有一个分析团队，为完成任务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并且在选择重新努力时可以遵循的历史成功公式。通过重新建立研究周期 - 在冷战期间取得了成功 -国防部可以组建一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联合部队来应对我们的新挑战。为此，需要协调一致的努力，可以使用服务的常见情况以及同步使用多种诊断技术。

世纪的挑战

选择和建立合适的创新力量非常困难，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庞大的组织，变革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在关注当前危机时需要长期思考很容易，狡猾的竞争对手试图胜过我们。

发展正确的力量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至关重要。2018年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称，军方没有所需的作战概念，并且未能“将作战概念的目标与计划和资源的能力联系起来”。除非国防部进行修正，否则这些问题都无法解决其分析能力。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确定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其报告特别指出，缺乏用于战略分析的通用方案。这套方案曾经被称为“分析议程”，后来又成为“对战略分析的支持”。三个相互关联的挑战阻碍了对战略分析的能力。据说这些场景既麻烦又不灵活，分析方法并未明显偏离部队的程序化部队结构或测试关键假设。最后，据称国防部缺乏评估部队结构的联合分析能力。随着挫败感的加剧，至 2014年后，主要利益相关者和领导者都脱离了对战略分析过程的支持。

国会要求某一军种来发展真正的替代部队结构，具体来说，就是让海军从三个不同的来源提供三种替代方案，但是这些替代方案似乎对30年造船计划没有任何重大影响。但是，海军正在进行新的部队结构评估，其中可能包含其中的一些概念。

国防分析界中有些人认为这些关键评估是不准确和夸大的。确实，有很多理由值得乐观。国防部拥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分析团队，能够使用多种互补的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他们可以回顾历史上有效的指导方法，这是很幸运的。同时，分析社区内部出现了好的解决方案。希望参与其中的人们可以为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分析团队的共同合作才能（包括作战人员和作战分析人员）帮助五角大楼应对《国防战略》中提出的挑战。尽管这两个社区之间一直存在历史性的不信任，但在原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Bob Work）倡导重振兵棋推演的特别研讨会上，结成了联盟。虽然兵棋推演，是决定和替代竞争的双方可以采取迅速而非常有价值的探索，但基于计算机的作战分析是严格审查的细节和假设，这些使得决策变得极其宝贵。

将兵棋推演、分析实验，与舰队或野外演习以及武器测试中收集的数据相结合时，便可形成了一个研究周期，这是赢得冷战的关键因素。例如，上世纪80年代，海军作战司令部战略研究组进行了一系列推演，并分析了如何协调使用海上巡逻飞机，舰艇和潜艇的战术对苏联海军进行反潜作战。然后，隶属于战略研究小组的机长在执行这些战术的领导职位中加入航空机队，向俄国人清楚地表明，如果冷战进行得很激烈，他们将无可匹敌。

循环研究

兵棋推演对于检查竞争对手的能力至关重要。他们为与美国人及其盟友看法不同的竞争对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见解。竞争对手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历史、哲学和组织心理学。此外，兵棋推演提供了产生各种结果的手段，这些结果有助于探索和理解潜在的未来情景，并为参与其中的人们做好准备以应对各种潜在环境。但是，兵棋推演常常缺乏精确性和严格性所需的战役，预算和数据，以开发是军种和国防部完成其人员配备，训练和装备未来部队任务所必需的评估。

基于计算机的战役模型对于利用科学和定量分析来获得对必要部队的了解，操作这些部队所需的训练有素的人员，对操作这些部队至关重要的后勤，使它们具备能力的指挥和控制网络以及无数种至关重要其他事宜。但是，所有这些“分析必须简化，并且经常丢弃很多不可复制或难以预测的内容，包括有时会改变人类的行为。”危险在于分析师寻求绩效衡量时，这通常可以基于美国的观点。因此，要么贬低竞争对手的观点，要么更糟的是将美国人的观点投射到竞争对手身上。这可以将分析引导到知识分子的死胡同中，竞争对手可以抵消美国的能力。

兵棋推演和战役分析的有效性取决于实际事件。实验、舰队或野外演习以及武器测试中的行为和数据收集对于确保兵棋推演和分析扎根于现实至关重要。兵棋推演问我们可以做什么，而分析则回答了如何做到最好，而现实世界中的事件告诉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以及影响它的因素。

在冷战期间，国防部长办公室和武装部队采用了非常成功的多学科方法，为美国战胜苏联做出了贡献。新闻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实施和平时期（必要时还包括战时）方法来赢得长期竞争，包括人们现在所说的灰色地带竞争。虽然很多兵棋推演被用作诊断工具，但五角大楼通过利用这些兵棋推演为国防部其他部门进行的分析提供了信息。这使国防部能够利用兵棋为发展真正的替代部队结构做出贡献，从而产生了现役部队。冷战结束后，面对削减预算，追求高效率，因隔离而造成的破坏，以及对主要威胁的性质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削弱了领导层对研究周期的支持。当个人和办公室试图在没有中央指导的情况下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时，各种学科都恢复了知识孤岛。

前进的道路

如果国防部要成功地应对《国防战略》中描述的挑战并与其他主要大国竞争，它将需要支持分析界采用所有诊断方法，包括兵棋推演、分析（包括建模）和演习解决问题。

他还必须非常认真地研究其分析组织，并询问他们如何对循环研究做出贡献。我的兵棋推演如何有助于确定假设以进行后续分析或在演习中要检查的问题？我们的模型和模拟中的假设如何适应经验丰富的玩家在我的兵棋或机队/野外演习中做出的决定？在建立模型之前，我是否已经全面探讨了竞争对手（尤其是从红军角度）可能做出的决策范围？如何在舰队和野外演习中捕获数据以验证或否定推演和建模中的假设？我的努力如何促进整个研究循环？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则公众利益还没有得到充分支持。

在当前的预算流程中，在预算流程选择了一支部队之后，联合和参谋人员评估能力（包括战役分析）就会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在过程中没有真正考虑或分析真正替代的联合力量，也没有在联合力量内进行权衡分析。这导致各军种继续做他们过去所做的事情。如果国防部要发挥作用，那么国防部长及其参谋部必须具备在早期和经常在此过程中迅速进行战争演习和评估替代部队（包括作战替代概念）的手段。

联合分析过程中一组通用且一致的方案的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可。结果，军种产生了基层的有机努力。这些部队以联合部队行动方案倡议的形式自愿结合起来，努力重建一套共同的方案。这些军种不是一种缓慢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而是一直在合作开发方案和一组通用工具，以共享方案，假设和结果。联合部队作战方案工作最近仅在六个月内就产生了第一个联合基准方案作战概念文件。

国防部在分享和完善最佳实践并探索新技术的同时，应支持分析领域的实践社区。应该使用作战方法来检查各种潜在情况，并采用更精确的分析方法来解决其中的常见关键问题或详细的近期战役。所有这些都应通过舰队和野外演习和实验进行验证，以确保所有分析和推演都植根于现实。

那些希望为解决这些难题做出贡献的人可以加入分析社区的讨论，这些研讨会将在即将举行的两个研讨会上进行：一个是关于兵棋推演和网络作战分析，另一个是关于改进战役分析（包括与其他技术的相互关系）。

国防部长可以在这些综合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评估真正的替代部队。持续的成功需要国家安全分析界的所有部门共同努力，在国防部长的领导下，各自发挥自己的观点，以建设美国需要的创新联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