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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鼎是中国考古学界一位具有开拓性贡献的大师级人物，在他47年短暂的人生旅行中，留下诸多永存史册的学术业绩与生命之光——他是享有“中国考古学之父”盛誉的李济先生为数不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高足；他留学英国拿到伦敦大学人类考古学博士学位；他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并称中国现代考古学“海归”青年才俊；他在民族危难之际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战大军中；他在齐鲁大学回济复校亟需人才之时，毅然选择母校，成为齐鲁大学回归济南的主导者之一。其著作《城子崖》《平陵访古记》《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及英文版《中国史前的陶器》，影响深远。 吴金鼎侧重研究中国新石器文化，学术范围包括对城子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研究，对中国史前陶器的探究与评价，以及对中国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四川古迹的调查与发掘。他在考古与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学术界公认他发现了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是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由中国学者独立发现、确定、发掘，以及进行科学与学术研究的第一个史前文化遗址。关于城子崖遗址及龙山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李济先生更是与同时期正在发掘的安阳殷墟遗址相提并论，他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中写道：“由于这遗址的发掘，我们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的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 吴金鼎，字禹铭，1901年生于安丘县万戈庄村。1917年，吴金鼎于安丘德育中学毕业，第二年考入济南齐鲁大学文理科预科。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吴金鼎正式进入齐大文理学院政治历史系，系主任是美国人奚尔思，此人在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时教授欧美史，教学认真，考试严格，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另一位叫做亨利·鲁斯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以及经济学、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到济南以后遍访齐鲁各地的名胜古迹，对山东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非常赞赏，有时还带着吴金鼎和他的同学一起出行，这对吴金鼎喜欢野外访古影响至深。吴金鼎所选的科目，也比较偏重自己更感兴趣的历史学和经济学。如果在吴金鼎的学术道路上分出几个阶段的话，他师从齐大奚尔思博士、亨利·鲁斯，以及登州文会馆毕业的冯文修，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时期，赖于齐大形成的扎实的学术与兴趣根基，使吴金鼎矢志如初，艰辛努力，一步步达到考古与人类学研究的峰值。基于此点，吴金鼎对齐鲁大学怀有很深的感恩之情，毕业后他选择了留校做助教，并在清华大学国学院修业期间，再次回到最需要他的齐大，成为母校考古与人类学、历史学的中坚力量，也为齐鲁大学后期的国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吴金鼎在齐大的学业成绩非常优秀，1923年冬他拿到了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的毕业证照，转年开学时，吴金鼎被聘为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助教，这个历史社会学系就是由原来的历史政治系改名而来。 从预科到本科在齐大文理学院学习了五年时间，吴金鼎从一位青涩的学子成长为一名大学助教，一段铭记于心、成长于社会变革时代的学生生活结束了。 吴金鼎在齐鲁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做助教两年后，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跟随考古学家李济研读人类及考古学，时间是1926年。 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吴金鼎是清华国学院的第二届学生，他当时只选定专修学科为中国人种考，并未确定专题研究的题目。 吴金鼎的老师李济，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后应聘到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任特约讲师。现代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奠立，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主要奠基人和代表人物就是李济。他1918年留学美国克拉克大学，先后学习心理学、社会学，最后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种学，即人类学。李济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为《中国民族的形成》，这篇用英文写就的宏论翻译成中文有20多万字，有学者称“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或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在当时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以前从未用过的新材料，开拓了没有人走过的新园地，至今还是一部不朽的名著。 李济开设的普通演讲有“人文学”“人体测验”和“考古学”。“人文学”实开的是“人类学”，讲演人类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变化，人的演变过程，种类分布。“人体测验”是一门实验课，为已经具备人类学知识的人所设定，实为“人类学”的继续。“考古学”，讲演发掘的方法，及发掘所得资料分析的程序。吴金鼎紧跟老师的学术步伐，选题为《山东人体质之研究》，所述范围与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不可比拟，但其思想端倪与治学路径还是承其师风，如出一辙，“蒙李济之先生授以人体测验之方法”。吴金鼎在“引言”中说，约于一月期间共量清华学生68人，继而清华放假整装回籍，李济先生慨允以仪器借给他使用，带回山东作长期的测验，以完成在清华未完成的工作。可见，李济对自己的学生还是非常上心，并予以很多帮助。 从现在可查资料看，清华国学研究院自1925年秋招收第一届学生，到1929年夏停办，共招收学生74位，山东籍只有吴金鼎一人。根据吴金鼎在《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引言”所记：“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作者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归鲁后任教齐鲁大学，逐日疲于校课，几无余暇得作课外之研究。所幸于学期之内尚有长短若干假期，稍得从事工作。”吴金鼎从清华国学院回来是因齐大师资紧缺，但他并未完全放弃清华国学院的学习与研究，他把自己正在做的《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带回齐大，而且还得到了李济先生的应允，把使用的仪器也搬到了济南，自1927年秋到1929年冬，共量291人。其间，他的导师李济还来信询问研究的进展，吴金鼎把所有材料核算整理草成《山东人体之特质》一文，寄给李济先生，得到极大赞许。1930年春，吴金鼎被李济召到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参加殷墟发掘，并在李济的指导下将《山东人体之特质》一文加以润色，更名为《山东人体质之研究》，顺利通过毕业答辩，拿到清华国学院毕业证书。
《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列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七，1931年于北平出版。全书共分引言、测试方法、计算方法，以及结论等九章，对世代生活在齐鲁大地的山东人进行体质细化，分析山东人体所以异于其他省份人体的基本因素。数据表明，当时山东省有县107个，人口三千多万，规模已经非常庞大。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于山东人体质有所认识，也对山东人体质健康提供了参考依据，具有很强的实践和实用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研究山东人体质的学术著作，其意义不言而喻。 1930年春，吴金鼎离开齐鲁大学赴中研院史语所追随恩师李济参加殷墟发掘，1932年他写出了《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是他两次参加殷墟遗址发掘的体会和理论总结。1933年，因为工作业绩突出，山东省政府派他与夫人王介忱一起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人类考古学博士学位。 吴金鼎留英四年，最重要的成就是用英文写作完成《中国史前的陶器》一书，并作为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就读伦敦大学期间，吴金鼎从陶器生产的技术角度，对国内高井台子出土的彩陶器予以比较，意识到该遗址所出的红陶对比仰韶陶器时，各地是有所不同的。吴金鼎还把不同地区出土的黑陶与龙山黑陶进行比较，得出同样结论。这些都为《中国史前的陶器》写作提供了鲜活的田野考古资料，为之增色不少。《中国史前的陶器》分为五个主要章节，第一章简述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各史前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第二章分析了7个北方省份共29个遗址出土的陶器、陶片；第三章是对这些陶片进行比较分析，区分相同相异；第四章按标准将陶片分为六大类；第五章得出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顺序，解决当时考古学界争论待定的诸多问题。 吴金鼎回国之后，去了以清华国学院导师李济为主任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那里继续从事田野古迹调查与发掘工作。此时，抗战已起，国民政府被迫内迁，但是，处在极端困难时期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济的带领下，一直坚守岗位，从事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吴金鼎从1938年到1940年在云南大理境内作勘察发掘，发现了32处遗址，主持发掘了5处，与王介忱、曾昭燏合著《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奠定了中国西南部地区史前考古的基础。1941年开春到翌年冬季，吴金鼎在四川彭山主持汉代崖墓的发掘，探知四川一带特有的墓葬制度。1943年主持成都抚琴台王建墓的发掘，喜获学术大丰收，对于唐代末期以及五代的艺术发展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1944年，抗战进入关键期，一向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吴金鼎，满怀爱国热情，毅然决然放弃自己喜爱的田野考古，说服亲朋好友，脱下长袍换上军装，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为四川新津美国空军第二招待所主任，为在华对日作战的盟军做翻译和后勤工作。抗战胜利后，吴金鼎应齐鲁大学之邀回到母校参入学校复建事宜，除教授《田野考古学》等课程外，还担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导长、文学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馆长。正当年富力强、学识渊博、扎实肯干的吴金鼎准备为母校振兴放手大干的时候，病魔却无情地夺去了他“虽短矮而壮健坚实”（夏鼐语）的生命，于1948年9月18日在济南病逝，年仅47岁。 天妒英才，金鼎不朽。 （大众日报客户端 许志杰 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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