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琰：宋代子部文献中散文研究资料的特点及价值丨【斯文选刊】

昵称37581541 202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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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子部文献中散文研究资料的特点及价值*

文/谢琰**

古代散文研究文献，即历代研究散文的成果，举凡校勘、标点、注释、编纂、辑佚、编目、典藏、检索、翻译、记录、考证、批评、阐述，都应包括在内。目前学界关于古代散文文献自身的整理，已掌握科学有序的方法，形成以大型断代文章总集为龙头的整理工程；而对于散文研究文献的整理，则尚处于或零散、或狭隘的状态。首先，别集整理仍偏重诗词，历代散文别集、总集的注本及评点本，未被充分重视，未能形成系统整理。其次，《历代文话》、《历代文话续编》成就卓著、嘉惠学林，毋庸赘言，但它们主要着眼于集部“诗文评”传统，不能涵盖散文研究资料的丰富形式与内容。就思想深度、知识广度、写作难度而言，散文均高于诗歌。如果说诗歌研究资料的整理集成工作都已广采各种材料（比如《宋诗话全编》），那么，散文研究资料的摄取，更应该从范围上突破集部，从形式上突破“文话”、“评点”，以期展现古人研究散文的多元面貌。本文以宋代子部文献为考察对象，爬疏其中的散文研究资料，论述其特点及价值，以展现古代散文研究文献整理工作的新领域与新方法。

一、宋代子部文献中散文研究资料的分布

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经之法》云：“书籍之以记载现象为主者，是为史。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则为经、子。……经、子本相同之物，自汉以后，特尊儒学，乃自诸子书中，提出儒家之书，而称之曰经。”[①]可见，子部文献不同于史部之处，在于发明公理，不止于记载现象；子部文献不同于经部之处，在于思想驳杂，不限于儒家。因此，子部文献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是个性化的论断和多元的思想。

从目录学看（据《四库总目提要》），子部十四类即儒家、释家、道家、法家、兵家、医家、农家、天文算法、术数、杂家、小说家、艺术、谱录、类书，在宋代都有较大规模的文献存世。而从散文研究角度看，这些类型的重要性需要重新排序：首先，类书是百科全书，表面上看包含了很多散文研究资料，但全是抄录。除了宋初的几部大书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之外，南宋的大部分类书质量不甚高，可在全部文献辑录工作完成之后作为补遗、校雠之用。所以类书重要性最低。其次，法家、兵家、医家、农家、天文算法、术数几家，都属于实用性极强的专科文献，几乎不涉及散文，唯有极少数关乎应用文体写作的材料可作辑录，比如许洞《虎钤经》卷二十20有各类誓文、祭文格式范例。再次，艺术、谱录两家性质也近于专科文献，但毕竟与文人关系近，保存诗文和轶事较多，偶有可辑录者，故重要性稍高于前几家。复次，释家、道家文献后来独立为释藏和道藏。释藏博大精深，其中经疏往往涉及逻辑和文法问题，僧传、教史、僧人文集则多涉及文人轶事和论辩文章，而礼忏仪轨又多与文体有关；道藏也会涉及文法、文体问题。故这两类的辑录工作虽如大海捞针，但也无妨披沙见金，重要性较高。复次，儒家、小说家显然包含大量散文研究资料，但儒家类所探讨的问题往往与经部文献相呼应，小说家类的记录方式则近于杂史传记，虽然意义重大，但特色不明显，只能屈居第二。最后，杂家类文献最能体现子部文献的特色，即包含多元的思想，常推出个性化的论断，故重要性高居第一。

要之，宋代子部文献中散文研究资料分布最多、质量最高的三类是杂家、小说家、儒家。这三类，既体现了子部文献作为古典文献的博大厚重的通性，也体现了其思想犀利、观念新颖、形式灵活的特性。下面依次论述三类文献所包含的散文研究资料的特点及价值。

二、杂家类文献中的散文研究资料

宋代杂家类文献，通常具有“学术笔记”的性质，与“史料笔记”相区别。此类文献中包含的散文研究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历史眼光和理论水平，能够对作家、文本、文法诸问题产生整体性的把握和规律性的认识。

比如作家研究，能用精辟的语言概括作家的创作特点。如《宋景文公笔记》卷中：“贾谊善言治，晁错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马迁叙事，相如、扬雄文章，刘向父子博洽至矣。”[②]有时还将人格与文格结合起来谈，更有一针见血之妙。如《仇池笔记》卷上：“王介甫多思而喜凿，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说以解之，是以其学多说。”[③]还有些条目，虽就现象发论，但能由表及里，戳中要害。比如《续考古编》卷九论柳宗元学《左传》：“晋伐重耳于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庾公之斯曰：‘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与重耳意同。此与操吾戈入吾室以伐我者异也。柳子厚学作文于《左传》，读之既熟，深见其驳，遂著论以非之，亦入室操戈以伐本主者也。”[④]

再比如文本研究，能对文本真伪、源流以及相互关系进行考证辨析，对于文本中某些问题的探讨也常能上升到一定高度，总结出一定规律。王观国就是散文文本研究的大家。如《学林》卷一考“《孟子》所引《书》，今《书》皆有之，是亦伏生《书》所无，而科斗书有之”，考“《书序》本自为一篇，不在众篇之首”，以及“逸《书》者，《虞》、《夏》、《商书》皆有之，不特《周书》也”，考“《左氏春秋传》，内传也；《国语》，外传也。内传附于经，故讹谬者鲜；外传世俗所传，讹谬且多”，考“汲冢之语，意其战国以来好异说者为之辞”，[⑤]，这些高论，不仅可写入经学史，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先秦经典散文的编辑流传方式以及相关体例、写法问题，很有启迪作用。再如卷六考证王勃《滕王阁序》开头“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的知识错误，进而指出：“勃《序》颇为唐人所脍炙，而首误二字，何耶？欧阳文忠公尝谓王勃《滕王阁序》类俳，盖唐人文格如此，好古文者不取也。”[⑥]这就从一个知识点引申出“唐人文格类俳”的大问题。又如卷一列举了大量《史记》改前代旧文的例子，如“改绩用为功用，改厥田为其田，改肆觐为遂见，改宵中为夜中”等等[⑦]，这是非常精彩的词汇学研究，本身就对于散文研究有助益，而王观国又从中提炼出“大率司马迁好异而恶与人同”、“但知好异，而不知反有害于义”之说，这就把问题引向文法乃至作家人格，更具理论深度。同样道理，《学林》对《史记》、《汉书》的用字问题也有诸多考辨，一方面是文字学研究，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注意总结规律，谓“迁、固作史，间用古文，以祛俗学之蔽”[⑧]，这就使文字学研究具有了散文研究的向度。至于王安国在汉赋研究方面的贡献，已有学者专门论及[⑨]，此不赘述。

又比如文法研究：与评点类文献相比，杂家类文献中的文法研究资料，由于具有更自由的学术诉求、更宏阔的学术视野，故能不局限于一题一篇，扩展出更多的知识，发表更系统的见解。如《考古编》卷八：“退之《罗池庙碑》云：‘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若以常体论之，当曰‘秋与鹤飞’，故超上一字，以取劲健，盖骚体也。《东皇太乙》曰：‘吉日兮辰良。’又曰：‘璆锵鸣兮琳琅。’老杜曰：‘红稻啄残鹦鹉颗，碧梧栖老凤凰枝。’皆其比也。《集古录》得碑本，其文云然，而欧公疑误。不知公最好古，何以疑此？”[⑩]这里就不仅点出倒装句法，而且评其效果，论其由来，更捎带讲了版本问题；，一般的评点类文献，不会作这样的发挥。再如《宋景文公笔记》卷中：“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音，过于恸哭’，刘梦得云‘骇机一发，浮谤如川’，信文之险语。韩退之云‘妇顺夫旨，子严父诏’，又云‘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剌剌不得休’，此等皆新语也。”[11]这条评论言简意赅，意旨不甚清晰，但若结合整部《宋景文公笔记》的学术诉求来看，便明白宋祁对于语言文字之学尤其《说文》学有强烈兴趣，所谓“险语”、“新语”，侧重于用字、炼字，与韩愈所谓“陈言务去”，有关联也有重大差异。章太炎《天放楼文言序》指出：“宋世效韩氏为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辞，欧阳永叔得其势。”[12]可见其中问题之复杂。又如《齐东野语》卷四考证“古今避讳之事”[13]，极为详尽；《考古编》卷六论“凡《中庸》援琴瑟、鬼神、山石、江河者，则专以取喻也”[14]，是以文法来解经义。总之，杂家类文献中的文法研究资料，极为零散，且常为无心插柳之论，但恰恰是这种无处不在的讨论、横贯旁通的考索，能够最全面地呈现散文技巧的广阔源泉以及散文观念的丰厚内蕴。

以上所论宋代杂家类文献中作家研究、文本研究、文法研究的资料，都属于境界较高者。不可能指望每一部文献、每一则材料都包含清醒的历史眼光或理论诉求。然而，“学术性”的存在，并不一定要外化为结论或成果，而是可以作为一种意识而存在，始终指导写作。所以，从总体看来，杂家类文献比小说家类文献以及史部中的杂史传记类文献提供了更多的有关散文的深层思考，而不止于提供事实证据；也比文话类、评点类文献提供了更充分的事实和更宽广的文化背景，从而有可能催生散文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

三、小说家类文献中的散文研究资料

作为“史料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家类文献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事实；就散文研究而言，它所提供的主要是文本生态和作家轶事这两个方面的资料。其中，作家轶事资料的辑录早已成为学界用力极勤的一项工作，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将其中与散文关系密切的轶事挑拣出来。如《归田录》卷一：“杨大年每欲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奕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以小方纸细书，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15]这样的轶事，才算散文研究资料。相比之下，文本生态资料与散文研究的关系更为直接、密切————宋代小说家类文献最容易提供有关文本创作背景和传播过程的鲜活资料，可帮我们复原散文文本的复杂生态。

首先，小说家类文献注重载录零散文本，可补史阙，亦可资文集辑佚之用。如《挥麈录》和《桯史》就大量保存此类文本，每有“此翰林学士承旨强渊明之文也。偶获斯本，谨录于右”[16]、“余家旧有石刻，正其所著《嘉禾篇》者……因录之，以表其初终焉”等语[17]。《全宋文》编纂就曾大量借助此类资料，并另编为《宋文纪事》。

其次，更多情况下，小说家类文献是在记录事件之余，顺便提供文本创作的重要信息。如《厚德录》卷一：“赵阅道少保，宽厚长者，与物无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侄有欲悦公意者，厚以直易邻翁之居，以广公第。公闻不乐，曰：‘吾与此翁三世为邻矣，忍弃之乎？’命亟还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值岁大歉，公召州之富民毕集，劝诱以赈济之义，即自解腰间金带置庭下。于是施者云集，所全活十数万人。曾子固作《救灾记》，备述其事。”[18]又《龙川别志》卷上：“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许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厉过直，公亦不喜也。自越州还朝，出镇西事，恐许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雠而去。其后以参知政事安抚陕西，许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惟有过悔之语，于是许公欣然相与语终日。许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许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晩年欢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之，乃信。”[19]这两段记载，对于后人理解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这两篇名文，有重要参考价值。有时，小说家类文献还会记载具体的写作行为和修改行为，能从中读出人格与历史。如《挥麈录》后录卷一一：“绍兴丁卯岁，明清从朱三十五丈希真乞先人文集序引，文既成矣，出以相示，其中有云：‘公受今维垣益公深知，倚用而不及。’明清读至此，启云：‘窃有疑焉。’朱丈云：‘敦儒与先丈皆秦会之所不喜，此文传播，达其闻听，无此等语，至掇祸。’明清云：‘欧阳文忠《与王深父书》云：吾徒作事，岂为一时？当要之后世，为如何也。’”朱丈叹伏，除去之。”[20]

再次，小说家类文献还会提供文本传播的珍贵资料，这类资料也为《全唐文纪事》、《宋文纪事》所采录，但肯定不全，还需以新的观念重新辑录。所谓传播，包括时评、保存、传写、刊刻、学习、研究等多方面。如《归田录》卷二：“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王沂公为第一，赋盛行于世，其警句有云：‘神龙异禀，犹嗜欲之可求；纤草何知，尚薰莸而相假。’时有轻薄子，拟作四句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议者以为言虽鄙俚，亦着题也。”[21]这涉及文本的时评和学习，可见当时赋学风尚。再如《东轩笔录》卷三记穆修事：“文章随时风美恶，咸通已后，文力衰弱，无复气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学者稍稍向之。修性褊讦少合，初任海州参军，以气陵通判，遂为捃摭削籍，系池州，其集中有《秋浦会遇诗》，自叙甚详。后遇赦释放，流落江外，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是故衣食不能给，晩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评价直，先展掲披阅，修就手夺取，瞑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22]这段文字既揭示了柳文传播史上的重要一环，而且对于研究穆修其人乃至宋初散文发展史，都有启迪。总之，小说家类文献所提供的有关文本创作和文本传播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理论启迪意义；。即便其真实性有待验证，但验证过程本身，就会对散文研究起到重要刺激作用，产生诸多新疑问、新命题，这正是资料工作最期待的结果。所以，“散文纪事”类的文献整理工作，必须继续做下去。

以上略论宋代杂家、小说家两类文献在保存散文研究资料方面的各自特色。但两者不可截然二分，有些重要散文研究资料，在两类文献中都大量出现，可合而论之。

首先是文本及文法研究方面，杂家、小说家两类文献都包含不少有关语句出处之学的资料。比如《归田录》佚文：“德州长寿寺《舍利碑》云：‘浮云共岭松张盖，明月与岩桂分丛。’亦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同。”[23]后来王观国《学林》卷七又提出新说：“庾子山《马射赋》曰：‘落霞与芝盖齐飞，野水共春旗一色。’王勃正仿此联，非摹《长寿寺碑》也，《长寿寺碑》亦仿《马射赋》，而句格又弱者也。”[24]这两例讲的是句法之出处。还有《续考古编》卷一〇云：“黄鲁直哀邢惇夫曰：‘言之可为酸鼻。”’人将出涕，鼻必酸楚，酸鼻二字，诚善体物。辛丑正月二十二夜，阅《后汉》《公孙述传》：[d1] 光武以延岑既降吴汉，更纵火掠宫室，帝诏责之曰：‘闻之可为酸鼻。’知鲁直用此语也。”[25]这是词语之出处。又《齐东野语》卷一：“颍滨论曰：‘刘备弃荆州而入蜀，则非其地；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纷之冲，则非其将；不忍忿忿之气以攻人，则是其器不足尚也。’其说盖用陈寿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语耳。虽然，孔明岂可少哉。”[26]这又揭示了思想观点之出处。更高一层的研究，是通过语句出处研究来揭示创作方法。如《云麓漫钞》卷三：“柳子厚游山诸记，法《穆天子传》；欧阳文忠公《醉翁亭记》，体《公羊》《谷梁》解《春秋》，张忠定《谏用兵疏》，效韩退之《佛骨表》；黄鲁直《跋奚文》，学汉王子渊《便了券》，唐人《大槐国传》，依《列子》《汤问》；此所谓夺胎换骨法。”[27]

其次是文体研究方面，杂家、小说家两类文献都注重记载或考证文体与制度之关系，从而展现文体的发展历程和文化背景。如《考古编》卷一：“始皇二十八年，刻石琅琊台，其文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犹刻金石，以自为纪。今皇帝一海内，以为郡县。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夫秦既引古帝纪刻金石者，以为其时刻石本祖，秦以前不专铭功钟鼎，其必已有入石者矣。第金可久，石易磨泐，故古字之在后世，有得诸钟鼎，而无得之石刻者，其坚脆不同，理固然也。”[28]这是考察碑志类文体的起源，而石料和钟鼎这两种载体的不同，其实也意味着文体发展阶段的不同。很多文体的写法，都与实际用途有密切关系，不明用途，则难明体制。如《云麓漫钞》卷四云：“古尺牍之制，某顿首、或再拜、或启。唐人始更为状，末云：‘谨奉状谢，不宣，谨状。’或云：‘谨上状，不宣，谨状，月日，某官姓名，状上某官。’《北梦琐言》云：‘唐卢光启受知于租庸使张浚，浚出征并、汾，卢为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后不闻他人为之。唐末以来，礼书庆贺为启，一幅前不具衔，又一幅通时暄，一幅不审迩辰，颂祝加餐，此二幅每幅六行，共三幅。宣政间，则启前具衔，为一封，又以上二幅六行者同为公启，别叠七幅为一封。秦忠献当国，有投以札子者，其制，前去“‘顿首”’、“‘再拜”’，而后加“‘右谨具，申呈月日，具官姓名”’，札子多至十余幅，平交则去‘申’字。庆元三年，严叠楮之禁，只用三幅云。’后又只许用一幅，殊为简便。”[29]这段考述，详细交待了尺牍书状的写法措辞和进献规格。又同书卷八云：“近世行状、墓志、家传，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往往文过其实，人多喜之，率与正史不合。”[30]这揭示了制度、士风与碑志传状的关系。总之，如何将制度史和文体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尚待思考和尝试，但当务之急是整理好各类文体的资料长编，廓清文体背后的制度背景；。在这方面，宋代杂家、小说家类文献往往比评点类、文话类文献做得更仔细。

四、儒家类文献中的散文研究资料

相比于前两类文献，宋代儒家类文献所包含的散文研究资料，数量不算少，但涉及的具体问题比较单调，研究方法也比较简洁捷质朴。就问题而言，儒家类文献基本只关注文道关系、经部文本的宏观评价、作家的宏观评价这三个方面；就方法而言，儒家类文献较少使用繁琐考证和征引，主要采用义理阐述。

首先是文道关系问题，它属于文法范畴，但限于“形而上”，不讨论技巧。周敦颐《通书·文辞第二十八》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31]这段话奠定了大多数宋儒讨论散文问题的基调。在“文以载道”的基调下，可以讨论的文法问题就十分有限，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有限，讨论的都是具有极高理论价值的大命题。比如“修养说”：“问：出辞气，莫是于言语上用工夫否？曰：须是养乎中，自然言语顺理。今人熟底事，说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说得蹇涩。须是涵养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语不妄发，此却可着力。”[32]再如“辞达说”：“辞取意达则止，多或反害也。”[33]再如“含蓄说”：“语高则旨远，言约则义微。大率《六经》之言涵蓄，无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则愈粗。”[34]又如“文势说”：“‘至大至刚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势。如‘治世之音安以乐’，‘怨以怒’，‘粗以厉’，‘噍以杀’，皆此类。”[35]即便是名声向来不佳的“作文害道说”，其实也包含了散文创作的真知灼见，只不过表达比较偏激罢了。如：“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佗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古者学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谓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36]这段文字实质是对“修养说”的进一步阐释，其中提出的“六经之文”、“俳优之文”、“词章之文”等概念，也都切中时弊。总之，宋代儒家类文献所探讨的文道关系问题，一方面自身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和理论价值，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该类文献的独特视角和宏伟气度。

其次是经部文本的宏观评价问题。大抵宋儒读经，熟会于心，琢磨逻辑，体察文意，结合朴素的事实比勘之法，从而形成论点。如张载论“《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诅之属，必非周公之意”[37]，二程论“《儒行》之篇，此书全无义理，如后世游说之士所为夸大之说。观孔子平日语言，有如是者否”[38]，都是以道德义理为枢纽，辅以简单的文本比勘。这套读书法和论证法，固然有粗放随意之嫌，但恰能把经书所包含的写作经验和思维方法提炼出来并发挥成体系，这就天然地具有了一种散文研究的向度。比如《河南程氏遗书》对于《春秋》笔法就有诸多精辟之论。如卷二二下：“问：桓四年无秋冬，如何？曰：圣人作经备四时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春秋》只有两处如此，皆言其无天理。”又卷二三：“《春秋》书陨石陨霜，何故不言石陨霜陨？此便见得天人一处，昔尝对哲宗说：天人之间甚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昔子陵与汉光武同寝，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应如此，况一人之尊，举措用心，可不戒慎！”[39]这些论述，固然以义理为归宿，但就历史散文编写而言，体例与义理又怎能分开？而所谓“书陨石陨霜，何故不言石陨霜陨”，又显然将技巧与义理结合起来看待，这种眼光，恰是一切技巧的归宿————技巧终究服务于内容，语言终究服务于事实。当二程以此种眼光去评价经书的相互关系及各自价值，常有宏伟混茫之论。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云：“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又同卷云：“《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疾，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又卷五云：“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实事。”[40]总之，宋代儒家类文献中所保存的解经文字，一方面具有极高的经学史价值，另一方面提供了关于散文的诸多雍容正大的意见，可以被视作独特的散文研究资料。

最后是作家的宏观评价问题。从“明道”、“宗经”观念出发，宋代儒家类文献对于重要散文家的评价，往往采用“道器合一”的全盘观照，充满思想的穿透力，与历代文人批评大异其趣。比如二程论先秦诸子：“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而已。”“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则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杨、墨之害，亦经孟子辟之，所以廓如也。”“问庄周与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说直有高妙处，庄周气象大，故浅近。如人睡初觉时，乍见上下东西，指天说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饭，夸逞个甚底？”[41]这三段文字，将人物、文章、思想统合而论，表面看无关散文，但细究起来，先秦诸子的文风和魅力，岂不就是思想、心术的直接体现吗？同样道理，《北溪字义》卷上花很大篇幅辨析孟、荀、扬、韩、苏的“性善恶”之说[42]，一方面是在讲哲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分析文本、判定价值？还有朱熹对唐宋散文大家的评价，往往比专门的文评家还要犀利，正是因为能准确抓住其思想根源和思维习惯。略举几例：《朱子语类》卷一三九139云：“李泰伯文实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首卷《潜书》、《民言》好，如古《潜夫论》之类。《周礼论》好，如宰相掌人主饮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论皆然，文字气象大段好，甚使人爱之，亦可见其时节方兴如此好。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李不软贴，不为所喜。”[43]又卷一三〇130云：“问：东坡与韩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韩公。东坡说得髙妙处，只是说佛，其他处又皆粗。又问欧公如何？曰：浅。久之，又曰：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44]又同卷云：“东坡平时为文论利害，如主意在那一边利处，只管说那利。其间有害处，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说，欲其说之必行。”[45]综上可见，宋儒“以道驭文”的批评方法，也许并不适合《醉翁亭记》之类的“美文”，但对于以思想性见长的各种文体而言，这其实是最根本的权衡。

五、余论：四部文献与宋代文章学

上文论及的杂家、小说家、儒家三类文献，皆非稀见文献，只是由于散文观念和文献整理方式的陈旧，导致诸多珍贵的散文研究资料或是散落、淹没在历史世界和思想世界之中，或是被搜集、整理到不同用途的书籍之中，导致其特点和价值不能凸显。同样，宋代经、史、集诸部文献中，也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散文研究资料。我们希望借助新颖的散文研究理念、科学的整理方法，将更多的散文研究资料发掘、整理出来，并赋予意义。

宋代文章学的完整学术体系及其发展、成熟的历程，只有在完成四部文献的全盘搜索之后，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南宋始兴盛的文话类和评点类文献，其实只是一段伟大历程的部分收获。比如文话往往与科举考试结合紧密，偏重论体文，偏重文法问题。如果只整理文话类和评点类文献，一方面不利于我们完整地看待散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我们历史地看待文章学。因此，《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课题组在“中国古代文评专书全编”、“中国古代散文注释文献与评点文献丛编”、“中国古代文集序跋汇编”等子课题之外，又设立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资料类编”（分经史子集四编）这一子课题。也许在这样一个文献整理体系的映衬烛照下，文话和评点的理论价值又会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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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14ZDB066）；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宋转型视野下的散文演变研究”（编号14CZW026）的阶段性成果。

**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①] 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1页。

[②] 宋祁：《宋景文公笔记》，载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五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第一编第五册，第57页。

[③] 苏轼：《仇池笔记》，载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第一编第九册，第201页。

[④] 程大昌：《考古编·续考古编》，刘尚荣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394页。

[⑤] 王观国：《学林》，田瑞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1、页，第4、页，第32、页，第43页。

[⑥] 王观国：《学林》，田瑞娟点校，第186页。

[⑦] 王观国：《学林》，田瑞娟点校，第14页。

[⑧] 王观国：《学林》，田瑞娟点校，第299页。

[⑨] 踪凡：《王观国的汉赋研究》，《学术论坛》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