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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作品，《燕丹子》的题材是荆轲刺秦，《战国策》和《史记》也记载了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三个文本既有源于文体差异所形成的不同，也因取材的相近故而在内容方面存在着某些共同性。 《史记》中的《荆轲传》成于太史公编纂，《战国策》中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则是由刘向编校而成的，它们两者之间不存在互为因袭的关系，文本的大同小异是因为所依据的“源材料”相同或相近。 汉代存在着丰富的战国文献，《战国纵横家书》即为其中之一。《战国策》、《史记》所依据的史料，类似于《战国纵横家书》所代表的战国时期的文献。《战国策》经曾巩重校，也没有充入《史记》篇章。 《燕丹子》的题材来源则更为复杂多样，它在立意、情节和结构等方面与《战国策》、《史记》有着明显的不同。三个文本不存在互为因袭的关系。 《燕丹子》的成书过程，由诸侯史官记载事件、民间传播故事和文人编作文本这三个环节所组成。今本《燕丹子》成于战国游士传统依然炽盛的汉初，编作者或是活跃于吴、梁两国的邹阳。邹阳今存作品包括《汉志》存目篇章，与《燕丹子》有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他所处时代状况及其性格气质也有可能触发和推动他编作《燕丹子》，并对历史事件和故事原型进行加工改造。 《燕丹子》的编作者问题，在目前已无可能被实证为其是的情况下，我们的初步研究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而已。自《隋志》始，历代史志和其它书目对《燕丹子》的著录代际相传，但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刘向《别录》已有著录。这些著录反映了《燕丹子》持续而稳定的流传情况和卷数变化情况，同时对其子部小说的性质也作出了界定。孙星衍依据《永乐大典》本主持整理《燕丹子》文本，其平津馆丛书本即为今本的基础。《燕丹子》自汉初流传至今，已有阙失，或有少量佚文，也有数量可观的异文。 在中国小说史初期，出现《燕丹子》殊可惊叹，其长篇体制和成熟的文体特征，对现行的小说史观念构成了挑战。《燕丹子》表现了为燕国和太子丹共同复仇的主题，其思想基础来源于公羊学的复仇观念，这也是对汉初时代风气的深刻反映。作品塑造了众多出色的人物，除太子丹和秦王之外，尤以对荆轲和田光等士子群像的描写，令人难忘，再现了“士志于道”的精神传统。 这部作品的艺术风格体现在情感激烈沉郁、节奏错落有致、语言华丽壮美等方面，在小说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燕丹子》的文学成就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小说的发生状况和小说文体特征的民族性。 序（李剑国） 绪言 第一章 《燕丹子》与《战国策》《史记》关系之考论 第一节 《史记·荆轲传》出自创作还是来自编纂 一、关于《史记·荆轲传》 二、“太史公曰”留下的疑窦 三、《荆轲传》成于编纂 第二节 《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是否源于《史记》 一、《战国策》《史记》关系问题的不同观点 二、刘向编校《战国策》 三、曾巩重校《战国策》 第三节 《燕丹子》与《战国策》《史记》“荆轲刺秦”事之关系 一、三者相同之处的分析 二、三者相异之处的分析 三、《战国纵横家书》的启示 第二章 《燕丹子》与历史文本的对读比较 第一节 “荆轲刺秦”事件编年述略和讨论 第二节 三个文本的对读分析（上） 第三节 三个文本的对读分析（下） 第三章 《燕丹子》成书问题 第一节 今本成于汉初 一、关于成书时代的古今观点 二、对相关材料和观点之评议 三、对成书问题的一得之见 第二节 编作者或为邹阳 一、今存邹阳作品及与《燕丹子》的关系 二、邹阳所处时代状况及性格品质促使其编作《燕丹子》 三、邹阳对“荆轲刺秦”之事的改造和处理 第三节 历代著录、文本整理和佚文考索 一、《燕丹子》著录情况 二、相关问题的讨论 三、文本整理、佚文考索和异文甄录 第四章 《燕丹子》的文学成就 第一节 《燕丹子》的主题意向与思想基础 一、历代对荆轲刺秦事及《燕丹子》的评价 二、《燕丹子》的主题意向 三、《燕丹子》主题的思想基础 第二节 《燕丹子》的人物形象 一、燕太子丹论 二、士子群像论 三、秦王论 第三节 《燕丹子》的艺术风格 一、情感激烈沉郁 二、节奏错落有致 三、语言华美古雅 第五章 中国小说发生与《燕丹子》的小说史地位 第一节 古代小说的发生 一、关于中国小说史起点问题的不同观点 二、对诸家观点的评议 三、中国小说发生期：战国至西汉末 第二节 《汉志》小说观念的民族化特征 一、中国古代“小说”概念不同于西方现代小说概念 二、《汉志》的小说标准 三、《汉志》的小说家与小说价值观 第三节 《燕丹子》的小说史地位 一、杂传小说的典范 二、民族化小说文体的确立 三、题材类型化小说的开创 参考文献 后 记  李剑国 《燕丹子》一书，《汉书·艺文志》无目，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小说类，一卷，不著撰人，注云：“丹，燕王喜太子。”《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同，注“燕太子”。《旧唐书·经籍志》小说家类题燕太子撰，大误，卷数作三卷，当是一卷之分。唐马总所编《意林》卷二摘录《燕丹子》四节，注明原书三卷，可证唐世确有三卷本行世。 《燕丹子》流传不广，宋人书目如《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均无著录，《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三卷，盖据宋代官修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小说家亦著录三卷，引录《中兴艺文志》、周氏《涉笔》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今本脱载）。元末陶宗仪《说郛》未有摘录。明人书目罕见著录，唯陈第《世善堂书目》卷上有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九称：“则当明之中叶，犹未佚也。” 今本是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馆臣因“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故而未收入《四库全书》，只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小说家类存目一。原为一卷，而实作三篇，馆臣著录作三卷。 孙星衍从纪昀处得抄本，亦以三篇为三卷，先后刻入《岱南阁丛书》《问经堂丛书》《平津馆丛书》，《平津馆丛书》本有详细校勘，乃与洪颐煊共校（见孙星衍《燕丹子叙》）。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程毅中点校《燕丹子》（与《西京杂记》合编），亦据《平津馆丛书》，但以《永乐大典》本覆校，改正了孙校本的一些讹误。 《燕丹子》是继《穆天子传》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杂传小说，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明人胡应麟称其为“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四部正讹下》），清人谭献说它“文古而丽密，非由伪造，小说家之初祖”（《复堂日记》卷五），都肯定了它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一事实使得《燕丹子》引起研究者一定关注。经文献检索，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期刊论文有25篇，收在论文集中的尚不计算在内，我十多年前亦发表过《〈燕丹子〉考论》。《燕丹子》是重要作品，但问题相当复杂，涉及史学、主题学、古小说史等，实需要下大功夫予以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还远远不够。 叶岗教授的《〈燕丹子〉研究》是第一部专著，是《燕丹子》研究的最新最重要成果，论述老道而透彻，应予以充分关注。 燕丹子故事有多种记载，除《燕丹子》，主要还有《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战国策》所记，有学者认为是抄自《史记》，姑且不论，《燕丹子》和《史记》的关系乃是大关键，学者多从此入手自在情理之中。 我曾粗浅地分析说，《燕丹子》所记，基本情节与《史记》大体相同，但记事有许多差别，而在文字上除极少数地方如“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与《史记》相同外，再难找到多少相同的文句，可以说是事文皆异。 记事的不同比比皆是，最显著的如：太子丹自秦逃归的一段描写，《史记》只有“故丹怨而亡归”的简略记述；太子丹与麹武(《史记》作鞠武，《战国策》作鞫武)书及麹武的报书，《史记》无，麹武和太子丹的对话也完全不同；田光与太子相见的描写远比《史记》为详，文句无一相合，田光是“吞舌而死”，而《史记》是“自刎而死”；太子优待荆轲之事描写极为夸饰详赡，诸如黄金投龟、进千里马肝、断美人手等描写《史记》亦无，只是几句概括性的记述；易水之别，有宋意之人，《史记》无此人；荆轲和武阳（《史记》作秦舞阳，《战国策》作秦武阳）过阳翟一段，《史记》未置一词；荆轲刺秦王一段，与《史记》迥异，没有侍医夏无且援救秦王之事，而有秦王召姬人鼓琴的情节。总之《燕丹子》许多重要情节为《史记》所无，或记述完全不同；而《史记》的一些记述，如荆轲入燕前的经历，太子得徐夫人匕首，则为《燕丹子》所无。 由此可见，《燕丹子》和《史记》明显不是相互因袭的关系，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作品。 过去有人认为《史记》是对《燕丹子》的删削，其实都是误解。如《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云：“今观《燕丹子》三篇，与《史记》所载皆相合，似是《史记》事本也。然乌头白，马生角，机桥不发，《史记》则以怪诞削之；进金掷蛙、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史记》则以过当削之；听琴姬得隐语，《史记》则以征所闻削之。” 明人宋濂《诸子辨》赞同其说，以为“周氏谓迁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孙星衍《燕丹子叙》亦云：“《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足证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或以为后人割裂诸书，杂缀成之，未必然矣。”这些误断显然没有认真对照二者差别，纯为想当然之词。 叶岗《〈燕丹子〉研究》一书，正是从考辨论证这三者关系若何入手，不过要比其他研究者论述精到翔实得多。 第一章《〈燕丹子〉与〈战国策〉〈史记〉关系之考论》，第二章《〈燕丹子〉与历史文本的对读比较》，分别从史料关系和文本差异方面，各用三节文字作了详备周全的讨论。作者通过对《史记》材料来源和修史方法的论证，对《荆轲传》编纂情况的分析，对《战国策》与《史记》关系的讨论，以及文本的细致比对——通过列表、对读和分析，详细说明三个文本的差异。结论是三者不存在互为因袭的关系，只是因为“源材料”相同或相近，故而存在某些共同性。 此间，叶岗还驰骋思绪，特别举出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对之作了精细分析，从而为这三者关系提供新的证据和视角。——顺便说，叶岗此书精于此道，总是由此及彼，放纵而不失主脑，此为一例焉。 第三章研究《燕丹子》的成书问题，包括成书时间和过程。关于成书时间，作者详细罗列了从战国、秦汉到唐前种种说法。我曾主秦汉说，叶岗则主汉初说，认为其成书过程经历了官方记载、故事传播、文本编作三个阶段。这大体是符合一般规律的。就早期小说形成过程看，往往不是成于一手或一时，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就是如此。 汉初说不是泛泛而言，叶岗将编作者考为邹阳。这绝非凭空臆想，而是列出种种证据，显得相当周密充分。叶岗举证说明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人物及细节几乎贯通了《燕丹子》的整体结构，而且邹阳作品与《燕丹子》在文意和形式上亦多有暗合相通。除此，进而从邹阳所处时代状况及其性格品质方面，从邹阳游仕吴国和梁国的经历，论证邹阳编作《燕丹子》的可能性，等等。应当说这是叶岗《〈燕丹子〉研究》的重要成果，发前人之所未发。自然如叶岗所说“所作的结论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无疑可备一说，足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注意。 依一般文献研究通例，叶岗还对《燕丹子》的历代著录及流传情况作了详尽梳理。此间特别肯定了《燕丹子》作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性质。另外，还就《燕丹子》的文本整理、佚文考索和异文甄录作出考述，指出孙星衍辑本之《平津馆丛书》辑本最佳，并讨论了孙星衍校勘《燕丹子》的方法及得失。叶岗还对《燕丹子》的佚文作出清理，对诸家的辑佚成果作出甄别和重要补充。 最后两章论述《燕丹子》的文学成就和小说史地位。前者包括主题、人物形象、艺术风格，后者论证其为杂传小说的典范、民族化小说文体的确立及题材类型化小说的开创。 前者我很欣赏的是对《燕丹子》复仇主题的揭示和论证，指出是以公羊学的复仇观念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复仇是战国流行的普遍而深刻的思想观念，有关故事和传说在《战国策》等文献中随处可见。叶岗的论述加深和拓展了我们对复仇观念及风气的认识。另外对于士的论述也颇精彩。 后者则表达了叶岗的小说观、小说文体观、小说价值观，并高度评价了《燕丹子》的小说史地位。《燕丹子》确实是杂传小说的典范，它和战国《穆天子传》等早期杂传小说成为此类小说的源头，对后世具有示范性，并成为唐传奇的先声。而从叙事文体上看，《燕丹子》有明确的主题意识，注意描写人物，表现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叙事清晰而曲折，具备鲜明的悲剧风格，显然要比《穆天子传》成熟得多。 读罢叶岗《〈燕丹子〉研究》，我的感觉是此书将文本研究和历史、文献、考据结合起来，视野开阔，联想丰富，纵横捭阖，收放有度，且考证翔实，论述精到。学术研究以创新为贵，此书大大扩展了已有的思路和眼界，将《燕丹子》研究提升到新高度。 叶岗是绍兴文理学院教授，我与他认识已久。2004年他曾来南开文学院开会，遂得结学术之缘。2011年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来南开，相处日久，每忆隔案长谈于书室，情景历历如在目前。2018年我携家人游绍兴，又得相会。叶岗小我20余岁，诚亦可谓忘年交。 他的这本书稿，本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前年结项时我就读过，钦佩不已。时过三秋，打磨益精，今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索序于我，喜而从允，草成此文，所以为贺也。 2020年7月书于钓雪斋 先贤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及其开拓性的小说创作，对故乡后人影响颇深。 父兄都爱读小说。20世纪60年代，家里就有徐震堮先生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汉魏六朝小说选》。在我日后遍览中西说部之后，对选本首篇《燕丹子》愈益为奇。日后抚读程毅中先生的整理本，更为感佩。 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接受了七年教育，各位老师对我有学业提携之恩，我也开始了最初的小说创作和研究。近三十年前做学位论文时，有心以此为题，苦无思路。入职初期，相关选题在教研室做过口头业务交流。 十多年前欲专意治小说史，围绕着《燕丹子》几次索篇，惧阐发不力，恐亵渎之。之间成《<汉志>“小说”考》《<汉志>“小说家”所在的文化语境》《<汉书·艺文志>中的“篇”“卷”问题》《中国小说史的起点问题》《论中国小说发生期的期限》《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特征的民族性》《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的理论总结》诸文，实为研究《燕丹子》而作铺垫。心中存题多年，珍之复慎之。 迨及《〈燕丹子〉史志著录中的成书问题》发表之后，便在电脑中拖拉起《燕丹子》资料夹，后于得空之际拟题并幸蒙教育部社科司批准为2011年项目。然杂事和文事旋起，不觉再度延宕。 此项目的复杂之处，在于《燕丹子》与《战国策》《史记》之间的关系。若不厘清，则其成书问题和小说史地位，均无从说起。对此，前人多有议论，穿凿之言不少。为此，专辟两章，锐意力证己说。 其中，于汉代相关文事，虽非中心议题，亦不敢轻忽。成书问题之编作者推测，完全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论，至项目行进半途，于微茫幽隐之处逐渐显露而明朗起来。我始而力排此念，顽强对峙，终而于文献面前，低头顺势论证。我天性不喜“新说”，故言说编作者问题，非出刻意之图，或因客观使然。 《燕丹子》的文学成就及小说史地位，问题虽小但涉及面大，书中所论，对于学界之中国小说史观念，或能起纠偏补益之助；在汉初小说作品《燕丹子》面前，任何自短民族小说史历程的理论和观点，均有与事实难惬之处。 我多年锤炼而积成对文章之要求有三：言简意赅、考论结合、文气畅旺，这在书中应有所体现。字数远超计划，但问题积堆，实出于不得已，亦以此为苦，然无日不惕于穿凿失真；论证多依据事实，力避空言妄说，并追求辩证和周密；文气最难聚拢，会议、琐事甚至不在预期中的电话、不按点的晚餐，都会涣散文气。项目数次中断，均缘于人间多事而伤及文气。 《燕丹子》融英雄、策士和奇事于一炉，集壮丽、悲慨和跌宕于一体。写作多在深夜，笔端不远处，依次便是秋瑾、徐渭、鲁迅、章学诚、王阳明的故居。这些先贤，或于行为处显示刚劲之态，或于行文处呈现简炼之风，沾溉我辈后人多矣。 此书写完，仿佛人生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小时光景，然人事无常，不觉感慨系之。 众多前辈学者为推进中国小说史研究作出了持续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仰慕李剑国先生久矣！之后的数度拜谒，更添敬佩和亲切滋味，其论著对我帮助很大并对本书基本观点的形成有启发之助。感谢李先生于百忙之中拨冗作序，我将“打深井”，再努力。 项目结题已过三年，断续有修改。出版方面，中华书局给予了大力支持，高天编辑更是给予了极大帮助和出色的专业性指导。学界众多成果为项目开展提供了帮助，多家期刊发表过书稿片断，学校、学院提供出版资助，许多师友指点和帮助项目的开展，对此，铭感不忘。书稿虽自存一定之则，然不免有失当之处，盼学界同仁给予教正。 叶岗 2020年初夏 叶岗，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导。浙江省“151”人才，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十三五”学科组专家，绍兴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文艺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史学月刊》、（台湾）《大陆杂志》、（日本）《中国研究》、（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湾）《孔孟学报》、《光明日报》（国学版）、《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媒体上发表过80多篇论文；专著《走向文史研究前沿》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越文化发展论》，同题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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