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在建国初期，军费不高，但军队员额充足战斗力强，周边各国难遇敌手；到了明朝末年，军费激增，军队战斗力却直线下降，不但打不过满清，甚至敌不过农民起义军。 军费高了，军队为啥反而不顶用了？这里我们就来检讨一下大明的又一个败策：急募滥募。 首先了解一下明朝的开国兵制：卫所制。 卫所制主要内容是：皇帝独揽军事大权，全国要地设立卫所，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 卫所，一般由卫指挥使率领，辖5个千户所，共5600人；千户所由千户率领，辖10个百户所，共1120人；百户所由百户带领，辖2个总旗，共112人；总旗辖5个小旗，共50人；小旗10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全国卫所，共设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兵额最多时达270余万人。  明朝卫所分布图 明朝颁行《垛集令》，成为卫军的主要征集方式。“垛集” 原是军伍缺额时抑配民户补充军伍的一种办法，按《垛集令》的规定，民3户为1单位，其中1户称正户，出军丁，其余为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 永乐以后，正户与贴户的壮丁轮流更代为军。军民严格分籍。当军之家皆入军籍，称军户，属都督府，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束，优免一丁差徭，身份和经济地位都与民户不同。 军户固定承担兵役，父死子继，世代为兵，并随军屯戍，住在指定卫所。若军户全家死绝或逃亡，由官府派员到原籍勾补亲族或贴户顶替，称为“勾军”或“清军”。 军户，又是靠着屯田制而生。按规定，边地军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陆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 洪武至永乐年间，全国军屯约有八九十万顷。除大量军屯外，还实行商屯作为补助手段，即按“开中法”，由商人在边地募人垦荒缴粮，以补充军粮。 一旦遇有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和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制度，旨在保证皇帝对全国军队的控制。  不得不说，朱元璋和刘伯温，乃至后来的朱棣，对自己成功经验总结的很好。 总的来看，卫所制就是解决了如何少花钱而多壮军的矛盾。卫所中的军户，世居一地、代代相传、不再变动。军户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平时在卫所中屯田，战时马上从征调发。 起码，在明朝初期，军户们还有着“当兵是传统，当兵尽义务，当兵光荣”等等想法。明朝确实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军费，只需要提供土地房屋等，就获得了稳定忠实的军力。 后来，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其原则“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跟明朝开国的卫所制有无神似？ 卫所制在维护明朝中央集权的统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卫所制只要能延续下来，健康运转，大明是有足够的军队来应付危难的。 问题是，朱元璋那些后代儿孙，有几个能像他那样对军队控制自如、管理有佳？  土木堡之变，使得大明不得不推行募兵制，影响深远。 明中期以后，由于大批屯田被豪绅、将校侵占，军户生活无着而大批逃亡，卫所制逐渐走向崩溃！ 转折关口发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那一年的“土木之变”，使得集合全国卫军精锐的京军，全军覆没。为保卫京师，朝廷派官四出募兵以应急，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募兵逐渐成为军队主力。 从以前的军户从军，到这时的当兵吃饷，变化是很大的。 从国家层面看，募兵制相较与卫所制，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养兵耗费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为了填补国库，政府只得向民众征税，由此埋下了激化阶级矛盾的火种。 从军队层面看，募兵制相较与卫所制，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将领对军队控制加剧。军饷由将领发放，自然强化了将领的权威。另一个变化，就是军队的强弱也跟统军将领的优劣划了等号。  募兵制也会出强军，戚家军就是例证。 比如，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戚家军”，就是一支典型的募兵制军队。从战斗力来说，戚家军明显要强于当时的卫所军。该军在戚继光的带领下，从江浙打到蓟北，又转战辽东朝鲜，数次与国内外强敌血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可见，只要是将领足够忠诚、足够优秀，所带领的募兵制军队，是完全能托以国事的。 但是，大明历史上，能跟戚家军齐名的，又有几支？  大明万历末年，特别是辽东战事兴起之后，募兵制的弊端就开始大面积暴露。 萨尔浒之战后，大明从关内关外集结的主力付之一炬，为了应对辽东危局，明廷只好加大募兵力度，同时了增加了征税力度。 著名的明末三饷之一——辽饷，从万历末年开始征收。 应该看到，辽东领略熊廷弼最先察觉到此时国家的危局，如果任由辽东战事长时间拉锯，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有动摇国本之危。于是，熊经略力主“弃辽”。（详见本人旧作） 可惜，接下来的情况却一步步失控，在孙承宗的带领下，关宁锦防线被建立起来。这条明朝的马奇诺防线，要是放在卫所制健全的明初，也许无甚大碍。可建立在募兵制盛行的明末，绝对是要了明朝的老命。（详见本人旧作） 孙承宗的继任者袁崇焕，固然是一代英豪。但在那个募兵制对将领权威扩大的时期，作为崇祯又怎么能对一个能灭了后金的军事将领放心呢？须知，袁崇焕在斩杀毛文龙之后，袁崇焕尚且不能收编毛文龙那几个部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崇祯能收编接管数十万关宁军？ 崇祯上台之后，罢免了魏忠贤，废了他的税收政策。不仅如此，崇祯在一帮东林党人的怂恿下，直接开启了募兵、征饷、再募兵、再征饷的模式，明末三大饷：辽饷、剿饷、练饷，就此凑齐。 大明崇祯年间，募集之兵训练废弛，战斗力转弱，粮饷又多被克扣，这样的明军走上剿匪战场，溃败逃亡成了常态，临阵倒戈也不稀罕。殊不知，明廷那年头的政策一向抚剿不定，只要能活着，明军也好，民军也罢，有什么区别吗？ （详见本人旧作） 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卢象升在调任宣大之前，曾对剿匪形势做过总结：“贼寇横行以后朝廷再调兵，贼寇人多时再增派兵力，这只能说是跟不上趟儿。部队开上战场然后再讨论供应军饷，部队会合以后再来申请粮饷，这只能说是玩命。况且请到的粮饷不够用，士兵们就会跟随贼寇去抢劫，这样近八年来所召来的部队都和贼寇成了同伙，所食用的军饷都无异于盗贼的饷粮了。” 应该指出，崇祯对危局的变通处理能力实在是太差，既然倚重募兵制，却又不敢对将领放手使用，十多年来始终不得要领，在军队的召集补充上陷入急募滥募的死循环。 清咸丰年间，内忧外患再次同时出现。以往的八旗绿营兵制同样不堪敷用，而这时咸丰慈禧却放手任用了曾国藩、李鸿章等，由此诞生了赫赫有名的湘军、淮军……清朝也因为这次改革多延续了五十余年。两者相比，孰优孰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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