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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版英文專書談起 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敎授; 國立中山大學特聘年輕學者）
（一） 緣起
我在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論文經刪節修訂後，已於2011年6月由英國知名的人文 社會科學出版社Ashgate Publishing出版，書名為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1]以下略誌出版經過。
我在完成博士論文約三分之二的篇幅時，便決定和國外出版社聯絡，探詢將博士論文改寫 為專書的可能性。在聯絡Ashgate出版社之前，我曾分別和劍橋大學出版社及Routledge出版社 接觸過，但前者始終無回音（我至今不知原因），[2]後者的編輯則在閱讀過我的提案及書稿後， 表示這本書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but commercially not viable (總歸一句：「不會賣錢」），因此直接拒絕了我的提案。但在和Ashgate的社會學類主編Neil Jordan博士聯 絡後，事情終於有了進展。Jordan博士對社會科學哲學和社會理論方面頗有涉獵，因此對我 作品中的一些主題很感興趣；再加上當時我已有兩篇英文論文被國際期刊接受，研究品質已受 到初步肯定，因此他很願意進一步與我討論出版事宜。之後，就是一連串的外審、回應審查意見、 修改提案、經董事會通過與簽約、完成書稿、修訂與校稿、出版等過程。在審查過程中，幾位 審查人的正面意見無疑是很重要的鼓舞。
（二） 專書簡介
本書有系統地闡釋、評價了當代頂尖的系統哲學家、科學哲學家（原為量子物理學家，獲 有十九個榮譽博士學位）Mario Bunge 的哲學體系對社會科學研究與社會理論化工作（theorizing)的意涵。我除了比較了社會科學中不同的「系統」思維外，也集中探討了社會 科學哲學及方法論的幾個重要議題，包括如因果關係、機制式解釋、分析社會學等等。本書為 國際學術界第一本以此為主題的專書，並獲得了Mario Bunge[3]教授本人及其他學者的高度 評價。
在本書中，我勾勒出一種突現-系統論（emergentist systemism)的研究取徑。突現 一系統論主張：
（1) 一切事物（包括觀念）都是系統，或者是/可能成為某個系統的組成成 分，而「系統」可界定為這樣的複雜對象：其組成成分由強烈的（可能是邏輯的、物理的、生 物的或社會的）聯繫力量連結在一起； （2) —切系統都具有至少一種突現（體系性的、全面 性的）性質，而這種性質是其組成成分所沒有的； （3) —切具體的（真實的、物質性的）系 統都可以進一步分析為特定（但可變）的組成成分、環境、（內部與外部）結構與（主要及次 要）機制，而將這四個面向統一在一起的模型稱為CESM模型。[4] 這種取徑（1)在本體論上 既超越整體主義（宏觀化約論），也超越個體主義（微觀化約論）；（2)充分關注社會行動 者在創建、維繫、改善、修復與瓦解社會系統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可被視為一種「行動 一系統理論」（Handlungs-systemtheorie; theorie des action-systmes)。
由此出發，我在書中探討了以下幾個主題：
1. 從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分佈於各門社會科學的大量文獻入手，闡述晚近社 會科學的「本體論轉向」。我的主張是：一切理論立場都取決於特定的預設，包括本體論（關 於「存在」的理論：世界由什麼組成？我們的研究對象具有哪些特質？）、認識論（關於「知 識」的理論：我們如何認識世界？知識的可能性條件是什麼？）及方法論（關於「方法」的理 論：我們運用哪些方法來發現、蒐集、處理資料與證據？）。過去的社會研究者多半聚焦於認 識論與方法論（或更具體的「研究方法」），卻忽略了更為根本的本體論課題。許多研究者已 體認到，必須更仔細地檢驗過去藏於幕後、未經質疑或迴避質疑的（社會）本體論，才能推動 理論工作與經驗研究的進展（見第二章）。
2. 從社會本體論的角度，比較Bunge的突現-系統論、Niklas Luhmann的「自我創生」社 會系統理論、奧地利薩爾斯堡學派的「批判社會系統理論」。我的其中一項論點是：Luhmann 在建構其（社會）本體論時，強調的是「事件」、「時間化」（Temporalisierung)，這是 一種較為「動態」、將時間因素納入考量的本體論。在本體論的研究傳統中，這種觀點可稱為
「動態論」（dynamicism)，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HpdKAeiroq) 的「萬物皆流」（ndvTa He H)式哲學觀。但「動態論」可粗分為兩種：「徹底」的動 態論與「適度」的動態論；Henri Bergson、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人提出的（各種版 本的）「過程形上學」及Luhmann可算是前者，Bunge則是後者。「徹底動態論」沒有堅實的「物」（thing)的概念，誤以為「過程」或「事件」本身即構成了實在。雖然我們確實經常 在方法論的層次上，將「過程」、「事件」視為實體，以利研究的進行，但不應為其賦予本體 論的地位，因為「事件」是物的某些性質發生的變化，因此「物」與「性質」的概念，在邏輯 上優先於「事件」的概念。此外，若要為（社會）系統理論奠定本體論的基礎，還必須帶進「 系統的組成成分及其互動」、「世界的層次結構（level structure)」、「部分-整體關 係」、「突現」、「機制」等概念，而我認為這些正是Luhmann力有未逮之處（見第三章）。
3. 比較不同的系統思維與社會理論如何概念化「突現」（emergence)這個重要的（社會） 科學概念，並釐清「化約」、「化約論」等（社會）科學家經常任意使用、欠缺反省的概念；我一方面強調Bunge的「理性突現論」（既反對「物理主義」這種取消式的化約論/唯物論〔 eliminative reductionism/materialism〕，也反對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義，如生機論、 某些版本的「強」突現論）的重要性，並引進芝加哥大學系統哲學家William化解“對「 突現」的界定（「非加總性」，non-aggregativity)，一方面也批判包括Luhmann在內的 各種以認識論（而非本體論）的角度出發的突現觀。我也指出，社會科學中關於方法論個體主 義/整體主義的爭辯已幾乎走入死巷，若要有所突破，勢必得向自然科學借鏡（如系統科學、 晚近的複雜科學），並充分釐清「突現」、「化約」、「化約論」等關鍵概念的意涵（見第四 章) 。
4. 以Bunge的「完整民主」（integral democracy)理論、薩爾斯堡學派的社會自我組織 (social self-organization)理論為主、以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政治
哲學等領域的其他文獻為輔，一方面批判Luhmann對「引導/調控」（Steuerung)(源自於 他的心理系統-社會系統二元論）的悲觀看法，一方面討論「計劃」與「參與」相互結合的可 能性。我的基本論點是：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計劃，而是該「如何」計劃、「為什麼目標 」計劃。在欠缺事實根據的情況下，對一切形式、一切層級的「計劃」或「導引」感到悲觀， 無異於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政策服務。（見第五章）。
5. 從批判Luhmann對「因果性」（causality)及功能主義的看法為起點，我運用了大量（ 社會）科學哲學/方法論（特別是批判實在論與科學實在論）的文獻，一方面批判幾種概念化 因果性、因果作用（causation)的重要取徑，如：
(1) 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建立以事件的規律性（當A，則〔有若干機率為〕B)為基礎 的因果關係，即所謂涵蓋律模式；
(2) Luhmann版本的功能主義：提倡以「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為導向的比較方法（ 尋找「功能等同項」），質疑「因果科學」（Kausalwissenschaft)或「現代因果理論」 所提倡的「因果分析」（實際上指的是涵蓋律模式）；
(3) 建構主義：如Luhmann所言，因果性取決於觀察者的「判斷」（Urteil)、歸因過 程（ZurechnungsprozeG)或歸因決斷（Zurechnungsentscheidung);
我另一方面也指出：Luhmann對「因果性」的理解仍不脫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的框架，但 實際上，我們完全有經驗主義/實證主義以外的理論資源，可供重新構思「因果性」。比 如說，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特別是強調機制式解釋的社會科學研究），因果作用力（ causal powers)這個由科學實在論、批判實在論者（如Rom Harr6、Brian Ellis、 Alexander Bird、Nancy Cartwright) —再強調的概念就是不可或缺的（見第六章前半 部）。
6. 在討論「因果作用力」這個概念後，我進一步處理了當前國際社會學理論界相當關心的 問題：在什麼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社會結構具有因果作用力」？我一方面以Bunge的CESM模 型來理解社會結構，提出這樣的核心論點：所有「結構」都是系統所具有的（突現）特質，因 此它們不是（具有突現因果作用力）的具體系統（如分子、細胞、有機體、大腦、人、家庭、 幫派、學校、醫院、企業、工會……），也不是Rom Harr6及等人所謂的具有因果作用力的「 力量特殊物」（powerful particular)或「動力因果實體」（efficient causal entity); 換言之，社會結構只是概念的集合，不具備因果作用力。但這不表示我們不能從「因果性」的 角度來理解「社會結構」，但前提是必須先拓寬「因果性」的概念，而我的做法是參考國際關 係學者Milja Kurki等人的作品，引進亞里斯多德的架構（即一般所謂的「四因說」），但一 方面也與Kurki等人同中有異（見第六章後半部）。
7. 最後，透過檢視許多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如Charles Tilly的政治社會學研究），我
比較了不同學者對「機制式解釋」的不同預設與觀點，並評估了「機制」這個概念在（社會） 科學因果解釋中的地位；我也簡單評估了以結構個體主義（structural individualism)及 機制式解釋為核心的研究綱領：分析社會學（analytical sociology)(見第七章、第八章）。我處理的問題包括如：
(1) 「機制」指的是一組過程、一組實體、因果作用力、還是兼而有之、還是「中介變 項」？
(2) 「機制」是真實存在的事物或過程（Mario Bunge、Alexander George、Andrew Bennett等人的觀點），還是只是具有啟發性（heuristic)的概念工具（Arthur Stinchcombe、Diego Gambetta等人的觀點）？
(3) 「機制式解釋」必須納入哪些因素？機制式解釋與實證主義式的「變項社會學」之 間的關係為何？和「理性選擇」式的研究取徑又有什麼關係？
(4) 若欠缺對機制的描述，是否代表我們一定無法做出因果推論？「微觀基礎」（ microfoundations)在因果解釋與因果推論中的重要性為何？「分析社會學」是一套值 得追求的研究綱領嗎？
整體來說，這本書的特色是：
1. 充分科際整合。例如在探討「突現」這個理論概念時，我大量借鑑了各門學科的研究成 果，如不同傳統的系統理論、當代複雜科學、社會學理論、（社會）科學哲學、心靈哲學、社 會科學既有的經驗研究等。
2. 充分整合歐美研究成果。我參考的文獻不侷限於個別歐美國家，而是廣泛關注歐陸（主 要是法、德、義、西）與英美的研究成果。
3. 結合理論探索與經驗研究。我認為，理論工作（T)與經驗研究（E)的關係可以是
（1)T總結E的成果，提出一套較為普遍的、相互聯繫的、可供檢驗的命題體系，或據此建立起能 夠辨識出關鍵的生成機制（generative mechanisms)或因果過程（causal processes)的 解釋模型； （2)T藉由釐清關鍵概念，讓E達成省力（underlabor)的效果。本書的著力點 主要是上述第二點：使經常被使用但鮮少被檢討的概念清晰化，並澄清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邏輯 聯繫。但本書在討論社會科學哲學/方法論（如因果關係與機制式解釋）的部分，也參照了許 多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歷史社會學等領域的既有研究成果，讓社會科學背景的讀者更容 易理解我的論點。
4. 討論題材新穎且受重視。我討論的多半是國際學術界最為前沿（cutting-edge)的議題， 且涵蓋廣泛。社會本體論、（社會）突現理論、社會結構的因果作用力、分析社會學、機制式 解釋等都是國際社會科學界的討論焦點，近年也有大量作品問世，我也希望這本專書能對國際 學術的發展有所貢獻。此外，我也推薦有興趣的讀者參考以下幾本與我專書的主題相近的最新 著作，以收交互參照、截長補短之效：
(1) Donati, Pierpaolo. 2010. Relation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Routledge.
(2) Elder-Vass, Dave. 2010. The Causal Power of Social Struc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Smith, Christian. 2010. What Is a Person?: Rethinking Humanity, Social Life, and the Moral Good from the Person U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Maccarini, Andrea M., Emmanuele Morandi, and Riccardo Prandini (eds) 2011. Sociological Re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5) Demeulenaere, Pierre (eds) 2011. Analyt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Mecha¬nis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三）出版英文專書的收穫
本書出版未及半年，已有數篇國際期刊論文及博士論文加以引用，多位國際知名學者也曾 來信與我討論此書，如美國社會學者Daniel Little(University of Michigan-Dearborn 校長）、加拿大政治學者Andreas Pickel(Trent University「全球權力與政治批判研究 中心」主任）、英國社會學者Dave Elder-Vass、德國社會學者Rainer Greshoff、奧地利 系統科學家Wolfgang Hofkirchner(維也納「Bertalanffy系統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等等。其中，Hofkirchner教授還邀請我赴歐洲與他進行合作研究。由此可見本書已確立一定的學術 價值，未來應可進一步在國際社會科學界中發揮影響力。
此書出版後，Mario Bunge教授主動來信致意，我也與他在這半年間建立起緊密的聯繫， 時常通信討論問題。他極為和藹、親切與幽默，除了嚴肅的學術討論外，他也在信件中透露許 多「秘辛」（例如他和Stephen Jay Gould在研討會上的唇槍舌戰），使我獲益良多。他於 今年10月受邀至中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等地密集訪問兩週，也指定由我將他 的三篇主要演講稿譯為中文。
在與出版社接洽前，其實我只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畢竟當時我連博士學位都還沒有完 成，很難相信會有國際知名學術出版社願意在我身上「冒險」。但最後我仍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完成了對自己的許諾，並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我的經驗告訴我，只要設定目標，按部就 班去做，一定可以做得到，我也願意以此與學界後進共勉。[5]三篇講稿分別為〈哲學與反哲學〉、〈科學進步的哲學基礎〉、〈從辯證唯物主義到系統唯物主義〉， 有興趣閱讀譯文者可與我聯絡。
（OCR自《台湾社会学会通讯》，OCR效果勉强。推送标题是编者自己加的。） （Sociological theory理论大缸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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