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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大都市上海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而谈到上海的建筑就离不开一位传奇建筑师，他设计的一大批经典建筑几乎塑造了当年上海的城市风貌，国际饭店就是他的代表作。这座被老上海称为“24层楼”的大厦在建成三十后一直是远东第一高楼，占据中国第一高楼地位长达半个多世纪。这位建筑师就是匈牙利人邬达克。  邬达克与上海的结缘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位后来的建筑大师来到中国时的身份非常卑微，因为他只是奥匈帝国的一名逃亡战俘。 一战爆发后，东线战场上呈现出一种奇异景象，俄军一方面被德军揍得晕头转向，另一方面却把奥匈打得满地找牙。开战不久，俄军就在加利西亚战役中俘虏了10万奥匈战俘，随着战事发展，奥匈战俘越来越多，至1916年“勃鲁西洛夫攻势”结束后已达40万人以上，而整个一战期间，共有277万奥匈帝国官兵沦为俄国的阶下囚。 数量巨大的战俘也让俄国不知所措。当时俄国自身情况非常糟糕，军队后勤极差，军官极其腐败。由于战争在夏天爆发，许多俄国军官就克扣了本应发给士兵的帐篷，不堪露宿之苦的士兵索要帐篷，军官却说：“现在是夏天，你们不需要帐篷。”士兵问：“冬天怎么办?”军官说：“我保证，你们活不到冬天。”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俘的境况也可想而知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到《海牙公约》规定的待遇。俄国人把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战俘像流放犯一样驱赶到西伯利亚，让他们在寒冷的荒原上自生自灭。这些战俘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大多有严重冻伤。后来一位德国军官如此回忆他们的惨状：“衣衫污秽，百人一室，其苦楚情形不堪重述。” 俄国人也懒得消耗人力物力对这些战俘严加看管，反正他们也不可能穿越荒凉的西伯利亚逃回国。但战俘们在求生欲望驱使下，还是纷纷逃了出来，他们穿越中俄边境，逃入黑龙江和吉林，请求当地政府予以收容。大量战俘的逃入，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吉林巡按使孟恩远指示边境各县：“德俘即入我界，应照中立惯例由县看护，不能交给俄方。”又命令东宁县“将该德俘等冻疮速为治疗，加以相当待遇，同时缜密看守，勿令逃亡。”这一情况很快被呈报北京政府外交部。 此时外交部已收到俄国驻华公使索还逃俘的照会。经过交涉，外交部指示吉林方面：“1907海牙保和会陆战中立条约中有关中立国收容逃亡俘虏的相关规定，是中方处置德人之事确之根据，极为紧要，务祈遵守缜办，万勿夫之轻忽。”根据这一精神，黑龙江和吉林开始设置战俘收容所，在华的非政府慈善组织也不断给战俘们提供物资接济，听到这一消息后，更多的战俘逃入东北，他们被称为“东北逃俘”，邬达克也是其中一员。他几经周折抵达哈尔滨后，在当地丹麦外交官的帮助下，于1918年10月来到上海，这位毕业于布达佩斯匈牙利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的建筑师，从此开始了他30年辉煌的传奇生涯，直到1947年离开中国。  中国对这些德奥战俘给予了充分的人道主义待遇，一名逃到中国的战俘说，他于1917年春“设法逸出该地，踉跄道上，备受艰辛，约七星期之久，乃至中国之吉林。”然后被送入吉林收容所，“该所既备有美满之食物，且给有完全之衣履，面貌顿然改观，不复如前此之褴褛不堪矣，较之在俄国时，实不啻天壤之别也”。 开始，中国收容这些战俘纯属履行国际义务，施行人道主义，然而到191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1917年8月14日，中国参加一战，并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同盟国宣战，德奥成为敌国，他们在中国境内的武装人员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与协约国军队作战被消灭，要么缴械投降。 宣战后，民国北京政府颁布了处置中国境内奥匈帝国军事人员的办法：“在北京奥使馆之卫兵或租界之奥国商团及其余有武装之奥国军人，均应自动解除武装，由中国陆军部或各省区军事长官派员点验收容，送往指定收容地点。”起初，奥匈帝国不愿向中国投降，通过荷兰驻华使馆与北京政府交涉，利用荷兰的中立国地位来庇护奥匈驻华军事人员。荷兰方面宣称，根据《海牙公约》的规定，交战国的军队可以前往中立国境内寻求保护，中国参战后，奥匈军人自愿归荷馆保护，已在荷兰使馆解除武装并被收容。 经过谈判，荷兰方面最终同意将使馆内的奥匈军人交给中方。9月13日，奥匈使馆卫队在中国军队押送下，徒步前往中国政府指定的西苑收容所，荷兰方面派出30人监护。中国对同盟国宣战当天，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派中国军警进驻德国和奥匈租界，接管行政权，并将当时在天津租界内的32名奥匈水兵就地缴械后，于17日送往北京西苑收容所。  虽然中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已处于战争状态，但中国政府还是决定“本宽大矜怜之意”，对德奥战俘“妥为待遇，以示博爱”。1918年1月，将这些战俘迁往北京海甸战俘营，这里是前清的皇家寺院万寿寺。士兵被安置在三个大殿和周围厢房内居住，军官则住在过去为慈禧准备的豪华房间里。寺院前面是负责看守的中国军人宿舍，主持和尚与僧众住在后院，寺院最后面是一块600平米的空地，战俘们在此开展踢足球、打网球等娱乐活动。荷兰公使对万寿寺的条件非常满意。一位当年被收容于此的战俘后来表示“乐意回顾”这段时光。奥匈帝国驻华公使罗斯托恩也承认：“我从没遇到一个在华的奥地利人叫苦，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此时，中国境内的战俘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参战前从俄国越境逃来的“东北逃俘”，包括德国、奥匈和土耳其战俘；另一部分是在北京天津被缴械的德国和奥匈使馆军事人员。 为了妥善安置和管理战俘，民国政府在国内设了8个战俘收容所，收容、关押了1000多名战俘。最早的是成立于1914年10月31的南京德国战俘收容所。  1914年，日军和英军进攻青岛德军，双方爆发激战，10月17日德军S90鱼雷艇在胶州湾击沉日本海军“高千穗号”巡洋舰，舰长伊东大佐以下284名水兵全部葬身大海。的德军战败后，因担心遭到报复，该艇62名官兵不愿成为日军战俘，在艇长布鲁纳上校带领下，主动请求中国方面予以收容。1914年11月，在青岛被攻陷之前，德国海军炸沉舰船后向中国当地驻军缴械。中国方面将他们收容在南京城北丁家桥省议员公寓。  成立于1917年3月9日的海伦俘虏收容所，主要收容了170名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逃出来的德、奥及土耳其战俘。 成立于1918年9月15日的齐齐哈尔龙江俘虏收容所共收容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逃出来的456名德、奥匈、土耳其俘虏，是人数最多的收容所。 吉林俘虏收容所成立于1916年10月23日，收容76名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逃出来的德、奥及土耳其俘虏。 北京海甸俘虏收容所成立于1917年9月初，9月14日开始在万寿寺内拘禁奥匈天津及北京使馆卫兵138名。万寿寺原称聚瑟寺，建于唐朝，清朝时成为皇家寺院，乾隆曾三次在寺中为其母祝寿。慈禧前往颐和园时，途中必在此拈香礼佛，然后喝茶休息，寺中的屋宇景观都非常优雅精致。  北京西苑俘虏收容所开设于1917年4月，4月3日，在郎润园内拘禁了30名德国天津及北京使馆卫兵。朗润园原名春和园，清朝嘉庆年间被赐给乾隆帝第十七子庆亲王永璘，道光时又被转赐给恭亲王奕欣，并始改称朗润园，现在是北大的一部分。 此外，在汉口和新疆也设有战俘收容所，主要收容从俄国逃来的德国、奥匈和土耳其战俘。 民国政府不仅给战俘们安排了非常舒适的居住条件，物资供应也极为充沛，保证丰盛的三餐饮食，发放各种日常生活用品。一个德国中尉在日记中写道：“早点时，厨役送来之鱼、肉、鸡蛋、面包、咖啡等物，亦极洁净而完备，牛乳与糖，则常置于几上，随意畅饮。午餐所备，则较丰之，除肉、菜多样及咖啡、水果外，尚有日本仿造之德国啤酒各一大瓶。下午又给咖啡、点心一次。迨至晚餐时，所有肉菜、水果、咖啡、啤酒等物，亦见周备，惟酒钱须吾辈自给。”可见除了酒要自己掏钱外，丰富精美的饮食全部由中国方面无偿提供。所有战俘自收容所里寄发信件，一律准予免费，并加盖特别印记。对于信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战俘，还为他们的礼拜活动提供了便利。  从俄罗斯逃来的“东北逃俘”，刚到中国时蓬头垢面、鸠衣百结，他们浑身冻疮，形同乞丐。中国政府除了马上为他们治疗伤病外，还为他们定制御寒冬衣。1919年冬，吉林俘虏收容所为每名战俘在高档洋服店定做了每套价值大洋30元的冬装，以中国当时的物价，这是面料和质地非常奢华的服装了，中国普通百姓一辈子也穿不起这样的华服。 根据《海牙公约》，比照中国当时实行的军饷制度，陆军部于1917年11月拟订了德奥俘虏军官及士兵薪俸和月费标准，规定准尉以上军官照中国陆海军薪饷发给薪俸，其中最高的S90艇长海军上校布鲁纳月薪高达420大洋。除供给伙食外，士官每名月给零用四元，士兵每名月给二元。  每一个收容所内都设立医务室，负责俘虏的保健医疗。陆军部还专门指定北京陆军军医学校的医院作为战俘的专门医疗单位。患病的战俘官兵还被送到北戴河疗养，后来所有战俘都能轮流到北戴河避暑疗养。 战俘们名为被拘禁，实际上行动相当自由，他们可以在有人监督的条件下共同出外散步观光，而且每人每周至少二次，每次3-4小时。各个收容所在文化体育方面，也给战俘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几乎每个收容所都有战俘组织的乐队、球队，战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演奏音乐、踢足球、打网球、打牌、下棋，战俘球队还经常与中国当地球队比赛，他们甚至还学会了打麻将。  就这样，一千多名同盟国战俘在中国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悠闲地过着疗养渡假般的“囚徒”生活，对于这一段日子，奥匈帝国士官亚历山大·弗兰克后来回忆道：“我相信，人人今后都会乐意回顾这段美好的时光，人人对这段经历终身难忘，永远记忆犹新。” 尽管中国方面对这些战俘的看管非常宽松，却没有一个战俘逃跑，因为他们明白，逃跑意味着重返血与火的战壕，没有哪个傻瓜会放弃神仙日子去自投地狱。 然而受到中国如此优待的战俘们，却并没有报以感恩，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在中国人面前趾高气昂惯了的洋人即使做了俘虏也自觉高人一等。他们非但不感念中国给予的庇护，还处处挑剔，非常难伺候，尤其是在饮食方面，稍有不如意，就会掀翻桌子闹事。  无独有偶的是，当时除了中国，日本对被他们俘获的德国人也给予了优厚的超国民待遇，德国战俘在日本除了享有优厚的薪金和优裕的日常生活外，甚至还能出入红灯区。 当时东亚国家对欧洲战俘不同寻常的厚待，反映了亚洲人在欧洲人面前的自卑和不自信，即使面对自己的俘虏也会不自觉地仰视，并试图通过优待战俘来显示自己的文明。俄国人把日内瓦公约不当回事，在俄国的战俘整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中国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认真履行了这一公约，让战俘们在中国过得像贵族一样。可最后中国却没有得到洋人的尊重，反而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出卖。这充分说明了，微笑并不能换来平等和友好，只有实力才能赢得敬畏。 大战结束后，严格履行了国际义务的中国方面，将收容的战俘一律遣返回国。1920年2月，北京、黑龙江、吉林、南京等地的德奥俘虏陆续集中上海，由中立国荷兰的驻华武官率领，搭乘日本哈德逊丸号归返欧洲。 本文中的图片来自网络公开渠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立即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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