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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与此同时，可能也是受到非议最多的思想。可是，他又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被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所选择的呢？尤其是经历了“焚书坑儒”，法家思想一家独大，儒家思想濒临消失的情况下，又是如何重新发展起来、成为主流的呢？ 水一白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事儿。  一、“焚书令”——诸子百家的梦魇作为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黑点之一，“焚书坑儒”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认为是秦始皇对儒家的摧残与打压。然而，细品《史记》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事儿好像确实是被儒家夸大了，无论是“焚书”还是“坑儒”从本质上来看，都是法家对诸子百家的一种整体迫害，而不单单是儒家而已。 公元前213年，咸阳宫中一场秦朝博士之间关于“置郡县、废分封”的辩论，被丞相李斯上升到了“学古”还是“师今”的问题。作为助力秦国成功的法家，其目标即是通过现行的法令来治理国家，而“学古”在一定程度上则会限制法家的发展，而以“崇尚文化、重视历史”著称的儒家思想，恰恰是一个以“古文经典、先贤经验”指导当前问题的思想，个中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以”焚书令“的具体内容来看，被烧的便不仅仅是儒家经典了。  李斯向秦始皇提出的”焚书令“中需要焚毁的即如下两类书籍： 1、除秦纪外的史书尽皆烧毁； 2、非博士官所有，天下藏匿诗书百家语尽皆烧毁。 对应的实施办法如下： 1、讨论诗书者，弃市（在闹市上执行死刑）； 2、以古非今者族。官吏见而不报者，同罪； 3、三十天内未烧书者，黥为城旦；（黥为城旦，即在脸上刻上记号，并服四年劳役） 4、医药、卜筮、农业书籍，不在此次烧书之列； 5、学法令者，应以吏为师。（相当于当时的普法教育） 这场法家对诸子百家的主动出击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直到公元前191年，才由吕后及惠帝下诏废除“焚书令”（汉时为“挟书令），民间藏书虽未尽毁，但也很快”消声觅迹“了。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当时便将《论语》、《尚书》、《孝经》、《逸礼》等书藏于旧宅的墙壁之中，直到汉景帝时期才因鲁恭王刘余为扩建宫室苑囿，破坏孔子之宅重新发现这批藏书。  二、儒生得罪了谁？经典书籍一时或烧、或藏，那么儒生们的生活状态又是怎么样的呢？果真都被坑杀了么？事实上，这个锅秦始皇也不应该完全秦始皇一个人的。 ”焚书令“颁布的后一年，侯生、卢生两个方士骗了秦始皇大把钱财后，又传了不少秦始皇的坏话，然后就一遛烟逃跑了。秦始皇听说以后，自然怒不可谒，当即下令严查同党，但凡有诽谤皇上及妖言惑众者，一律逮捕。最后的结果就是，460多个在长安讨生活的书生、方士被一同活埋。 所以，应该说无论是”焚书“还是”坑儒“，针对的都不仅仅是儒生，儒生只是受害者之一罢了。《史记》中之所以夸大儒家受压迫的程度，更大的可能是后来儒家地位提高后，对历史的一种”修饰“。 并且，在《史记》之中，”欺压“儒生的也不仅仅是秦朝统治者，还有汉家的开国君主高祖刘邦。
刘邦对儒生的”欺压“显然没有秦始皇那么残暴，反而显得有点”小儿科“。据《史记》记载，刘邦见到着儒冠的儒生来见他，当场便会把儒冠打掉，转身便朝里面小便。说不上两句话，便破口大骂的事情也是常有的事。看起来好像是刘邦对儒生是讨厌到骨子里了，然而，实际上，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刘邦”不好儒“这段话出自于他手下一个骑士之口，告知的对象是高阳酒徒郦食其。可问题就在于，郦食其研究的是纵横之术，而不是儒家思想，儒生的那一套也许在他身上并不适用。从后来刘邦对这些所谓儒生的态度来看，他讨厌的很可能并不是儒生，而只是那些重视繁文缛节、不懂变通的书生罢了，这方面，他的传人武帝、宣帝也是非常接近的。  三、儒家礼法的用武之地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大摆庆功宴。 征战沙场的将军们第一次全员坐到了一起，把酒言欢， 大话战争岁月里的传奇经历。原本开怀畅饮的场面，随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从比拼功劳，到喋喋不休的争吵，最后竟有人拔出剑来，砍在了旁边的立柱之上，似乎都不把刘邦放在眼里。 正是这个场景，让刘邦最终意识到：礼法的约束还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礼法的作用主要是“别尊贵、序贵贱”，让每个人清楚自己的位置，以行为带动思想，改变乱世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带来的人心波动。 为刘邦操刀设计这套汉礼的恰恰是一位纯正的儒生，此人名为叔孙通，本为秦朝待诏博士，精通秦礼、擅长儒术。秦礼作为脱生于周礼的一种形式，即便是在秦朝法家盛行的年代，一样起到了维护帝王权威的作用。 叔孙通以秦礼为基础，迎合刘邦的需要，进行较大程度的简化。为了演习效果逼真，他特召集了一百余位书生加以操练、磨合，才最终在刘邦认可的情况下，确定了汉初的礼仪。  在一些维护固有儒家思想的儒生看来，叔孙通的所作所为是在离经叛道、毁坏经典。他知道刘邦不喜儒服，便着楚衣相见；为了迎合刘邦，他竟将标准的礼仪大幅简化，已不再有至圣先师传下来的味道。然而，事实上，叔孙通的所作所为恰恰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指引了一条新的方向，与时俱进不仅仅适用于当代，也适用于当时那个年代。只有适应时代的发展，才有儒家思想更加广阔的天地。 司马迁评价叔孙通为“汉家儒宗”，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四、“黄老之学”下的文化思想不过，尽管叔孙通为汉王朝打下了一些儒家的烙印，但是汉初民生凋敝的社会局面，汉朝的统治者选择的还是更加适合的“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只不过，”黄老之学“没有法家那么”霸道“，自然也没有消除其他思想成长的土壤。 “汉承秦制”的主体也不仅仅是秦朝整套的官僚体系，还有代表着秦朝法家思想的精华——秦法。与此同时，汉初的统治者还允许东方的诸侯国可以从俗而治，制定一些符合当地实情的律令制度，并未有严格要求”依汉法而治“，这也给其他思想和学说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诸侯王也可以凭借个人喜好，为自己的诸侯国营造出不一样的气氛。 楚元王刘交是刘邦的亲弟弟，也是刘氏四兄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自幼好读书的他最大的偏好便是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为此，他曾专门跟随荀子门徒浮丘伯学习，直到秦始皇下达“焚书令”为止。 汉朝建立后，他代替韩信成为楚王，将曾经的同学穆生、白生、申公等人召至麾下，委以中大夫之职，共同研究讨论《诗经》。后来，他还亲自为《诗经》作注，后人称之为《元王诗》。 其他，诸如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淮南王刘安等等诸侯王，也都是颇为重视学术发展的，也都在自己的诸侯国招缆了一批文人雅士。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诸侯王中大部分都只是爱才、惜才，将四方游士招至手下，但并不意味着将这些思想作为指导性国策用以治国。这些文人书生特点也不尽相同，或以文辩见长、或以行赋为佳、或擅长研习经典、或乐于传承文化，不一而同。 但不得不说，恰恰是这些文化、思想的发展，为后来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受到武帝的推崇，得以推行。儒家思想正式成为中国古代的意识流派中最靠近封建统治者的那一个。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儒家呢？简单来说，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1、“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 随着西汉经济的发展，地方豪族势力越来越强大，如果继续“清静无为”，不加以约束，那么受影响的不但是底层的农民，还有至高无上的皇权。所以，此时西汉的统治者急需一种新的思想来代替“黄老之学”，维护大一统王朝的需要。 2、儒家自身的发展 此时，在汉初各种学说相对自由地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最为流行的思想学说。儒家经典也成为广受欢迎的“教材”，习者甚多。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早年间学习纵横之术，当年为了生计，也不得不去学习《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足见，儒家的发展已经是全方位的了。 3、儒家的“蜕变” 随着儒家的不断发展，其思想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可以用”蜕变“来形容。 由于“焚书令”的实施（约公元前213年-公元前191年），书本形式的儒家经典已不再流通，代之以老儒们的口口相传。在这个过程中，儒家经典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变化，随着个人理解以及不断地解读，儒家思想的话语权开始集中在一些大儒的口中。即便后来古文儒家经典不断被发现，但也成为了无法避免地变成了馆藏品，不再是”流通品“了。 4、董仲舒的解读恰巧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 因为儒家的发展以及解读的变化，儒生们为了自己的饭碗，也势必要不断地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利用儒家经典来解读出更多更适合的理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大一统”等理论的出现，恰恰与西汉统治者的需要完全地契合到了一起。 所以说，汉武帝与儒家之间，更像是一种双向选择，而不单单是武帝的一时兴起。  水言水语当统治者需要有一种思想来约束臣民的时候，儒家思想适时地”进化“到了统治者所需要的高度，它才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具有统治力的思想。这并非是对与错的区别，而是适合与不适合的问题。 但是要说明一点，儒家思想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者更明确地来说，儒家经典也许并未有本质的改变，但是解读却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也是西汉中后期，儒家治国的一个表现，越来越多地引用经典来提出意见、或解决当时的政事。宣帝时所说的”霸王道杂之“，”霸道“类似于依法治国，而”王道“便更倾向于以儒治国了。 时至今日，还是会有很多学者去研究、解读古文经典，并将其与现代生活相挂钩，这也都是文化思想”与时俱进“的一种发展。正因为这种发展，才使得这些经典更加具有生命力，经久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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