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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五 汉王朝上半段的发展史，是中国主要的哲学流派道家和儒家非常出色的实践过程，是汉朝最高管理层的统治方略从道家的“无为”观念转向儒家“有为”理念的大实验，而且，这一实验是很成功的，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是中国历史上几个非凡鼎盛的时期之一。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哲学理念对于现实政治实践的指导，发挥得非常出色，展示其理性光芒的巨大魅力，而在这过程中，“独尊儒术”策略的推行，是从“无为”到“有为”的关键转折点，这个策略包涵着焦点性的理论奥妙，很值得研究和探索。 独 尊 儒 术 汉王朝建立前，多年的战乱，社会混乱，民不聊生，汉代初年的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乱世该结束了，社会生活需要休养生息，他们认识到：“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及时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推崇“黄老之学”，于统治方式上主张“无为而治”，这一策略取得了巨很大的成效，使社会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使汉初的刘邦集团初步巩固了统治秩序。其实，汉初统治者所提倡的“黄老之学”，是以道家的“无为”思想为主导的，道家哲学成了汉初最高管理层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时的社会状况需要道家哲学。 沛 公 见 郦 食 其 当然，汉初统治者选择道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的开国帝王汉高祖刘邦很不喜欢儒学，不喜欢儒士，儒学思想逐渐被边缘化。当时，从秦朝沿袭下来的博士制度虽然还存在，但博士人数已经比较少，儒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而道家的影响独占鳌头，学术讨论时，官宦文人皆乐于论说黄老之言。到文帝、景帝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推崇道家时，也留意儒家，当时出现了一特殊事件，发现了伏生藏的《尚书》。据说在旧秦时，有博士伏生，在秦焚书时将《尚书》藏于壁中，后来发现仅存二十九篇。到了汉朝，文帝想找治《尚书》的伏生来讲《尚书》，但伏生已九十多岁了，不能来，文帝便派晃错受业于伏生，而经过晁错等人的努力，博士的人数有所增加，儒家也开始有些受重视，《书》《诗》《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 到了景帝时，道家无为而治的策略已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民众得到了修养生息，国库充裕，“文景之治”让汉朝的国力逐步强大起来，此时，汉朝统治阶层已不再满足于“无为”策略了，他们想有更大的作为；另一方面，道家的“无为”方略治理了乱世，但面对新的局势，开始显示出其弱点，修养生息的效果是达到了，但手头宽裕的皇亲国戚们开始变得舒逸骄狂，刘氏的诸侯王，本来是被刘邦用来当作防卫叛乱的屏障的，但因拥有其很大的独立权力，他们的权力欲越来越大，诸侯王不断膨胀势力，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受阻，汉王朝面临分裂的危险，此时，汉初“无为”的治国方略失灵了，不能适合汉王朝统治的需要了。 “文景”之后，道家虽然还保持一定的影响，特别是由窦太后等为首的守旧势力，仍遵循“无为”策略，但是，新的统治者们，特别是走到政坛前台的年轻帝王刘彻，已经不满于于“无为”策略了，他很想有大作为，开始寻找新的统治方略。而新的方略必须既能在政治方面适应汉朝国力强盛的需要，适应中央集权巩固权力的需要，同时又能有助于创造汉王朝思想文化大一统格局。有“文景之治”为基础，汉武帝渴望汉王朝走向强盛，他的爷爷、父亲干得很不错，但武帝感到必须超越他们，他治下的王朝，必须超越文景之治，必须开拓新局面。 汉 武 帝 适应了汉武帝这一时代需要，儒家学说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渐取代道家理论，因而，也就出现了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董 仲 舒 早在建元元年年（公元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便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武帝准奏。知晓汉武帝的想法，太尉窦婴、丞相田蚡积极荐举儒生王藏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和推崇儒术，开始贬斥道家，他们以儒家积极进取的理论来鼓动武帝实行政治变革，甚至大胆地提出，不要再向窦太后奏事了。窦太后知情后，当然非常不满，她于建元二年下旨罢了王藏、赵绾等人的官，并将太尉窦婴、丞相田蚡免职。这是汉王朝统治阶层最后一次守旧的窦太后对革新的汉武帝的反扑，也是维护道家抵制儒家的最后的勉强的胜利。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保守势力没有力量反补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放开行动，推崇儒家，他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此时，景帝时已是博士的《公羊春秋》专家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却汉朝当时却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异，思想不一，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于是，他有针对性地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的这一建议，就是后来说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一建议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统治方略，当然很受武帝赞赏。于是，武帝开始行动，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他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并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精通书、艺者被选拔任要职。自此，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取代了道家，“有为”理念取代了“无为”观念成为统治方略，儒家学说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在政治思想上皆遭到贬黜。 可见，“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是西汉时武帝实行的思想统治方略，也是汉王朝从“无为”转向“有为”的关节点，此后儒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据这主要的统治地位。董仲舒关于“独尊儒术”策论，彻底取代了汉初由叔孙通向刘邦提出道家“无为”策略，儒家取代了汉初流行的很“吃香”的道家，成为思想主流。董仲舒的“独尊儒术”适应了汉王朝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迎合了想要有大作为的刘彻的勃勃雄心，同时也是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在治国方略上，由“无为而治”转向“刚健进取”的的标志。 “独尊儒术”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其积极的影响：第一，它促进了汉王朝思想文化的大统一，为强化中央政府，避免刘氏诸王的分裂局面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据，保证了汉朝社会的和谐稳定；第二，它塑造了秦汉以来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宏观理论的系统构架，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第三，它的整体理论构想从哲学思想上看，超越了先秦诸子的思想意识，其整体性、系统性和统一性更具深刻意义，如天人合一、伦理政治合一、哲学观念和政治举措相结合等，比之前的哲学观念更为系统周全，是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理论贡献。 当然，汉以后，对“独尊儒术”思想释解脱离了现实的历史背景，被后世儒者歪曲化发展，片面强调仁爱，过分重视伦理，一味强调一统，这窒息了多样发展的生动气息，造成思想僵化，教条横行，特别是演化成宋儒的迂腐理论倾向，影响到宋代国势软弱，这是值得深思的。其实，在中国古代，道、儒、法、墨，兵家、名家、纵横家等，是因时而宜，因世而用，因不同状况而发挥作用的，如果胡乱将其作为治国良方，必将是误国误民。有道是“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治国方略必须适应现实的需要，并由现实需要来推动其发展。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是有用的，用得好的，成效不错，可是，到了互联网云计算的今日，再倡导穿着旧时儒生服装，参加所谓的祭孔典礼，美其名为“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恐怕就成了非古非今的搞笑作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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